台湾南行手记

前言：两年以前的春夏之际，我应邀在台湾访问一个月，其间，乘火车南下，单身一人从台北到花莲、台东、台南、屏东、苗栗等地旅行了一周。每到一地，就会有一位当地朋友按预先的约定，到火车站接待我，带我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二天，我继续乘火车南行。下一站又有一位新朋友应约在车站等候着我。于是新的一天旅程又开始了。这些都是我的一位热心的台北朋友C先生的精心安排。我于是享受到一个漂泊者的旅行感受。我每天用手提电脑把当天的新鲜感受写下来，于是就有了以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台湾南行日记。

2006年底，我又第三次去台湾访问了一个月，台湾朋友说，大陆学者到台湾来过三次的并不多，他还说，而我每次都能单身一个人在一个月时间内，充分自由地在各处旅行，能这样做的大陆人就更少了。看来我是相当幸运的了。然而，与台湾学者到大陆来的机会相比，大陆人到台湾旅行的机会仍然少得不成比例。有一位台湾学者告诉我，十年来，他至少到大陆二百多次。听了他的话，使我觉得我更有责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这也许对于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的方方面面更有帮助。

第一天晴我所见到的一位前志愿军
　　
今天早上从台北车站乘火车出发，十一点多钟，火车抵花莲，Z先生开车来接我。Z先生是花莲东华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花莲是台湾东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大约只二十万人口。虽然城市的整体风格更多地受北部台湾文化的影响。但明显地感觉到世外桃源般的恬静的小城镇之美。

下午参观了当地横贯公路的栈道工程。整个工程都是由当年大陆老兵靠人工在大理石山岩上开辟出来的，花了整整二十年，才使这一军用公路得以完工。这条公路被用来连接台湾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交通，整条公路都是在坚硬无比的大理石山间开凿出来的。其气势之宏伟，工程之浩大，风景之奇丽，令人叹为观止。许多洋人与我们一起来此参观，可见这一横贯公路在旅游上的吸引力。不知怎的，台湾的横贯公路的浩大程使我想起了我们大陆的红旗渠。只要是中国人，这个民族的坚忍耐苦，勤奋都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

傍晚，我们驱车路过一个退役老兵聚居的大陈二村。说实在话，这才是我这样的大陆来客最感兴趣的地方。大陈二村是台湾各地都可见到的普通的眷村，在一张废弃在路边的旧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头，估计就是大陆来的老兵。我主动上去问好，老兵立刻就打开话盒子。老头看上去身体还很健朗，但思路已经不太清晰，说话不断重复，但大体上还是能听出他的意思。老头姓汪，是当年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山东济南附近某县人，据他说，1950年他们那个军的军长（作者按：估计是师长，可能是60军180师。）听错了电话，要他们后撤，这个军长却听成要他的军前进，于是孤军深入，到了一座山上扎营，被联合国军重重包围，连吃的东西也没有了。美国军队用台湾人喊话，告诉他们如何投降。例如把枪举起来，向右边走出去，等等。后来这个志愿军部队就集体被俘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遣返回大陆，他说他根本不愿意回大陆，这使我颇为惊奇。他说，他参军前就不喜欢山东当地的新政府。他说了山东老解放区共产党如何不好的一些话，（我估计他可能是地主富农之类的出身，土改时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他被俘以后坚决拒绝遣返。为了表示决心，在印度中立方人士问其志愿时，他及其他那些坚持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手上刻字，说明自己是铁定回不去了。我看到手臂上刻的是“杀X拔X，反X抵X，消灭共X”十二个字。还有一幅漫画也刻在皮肤上。后来他来台湾参加了国民党军，在澎湖服役，直到1969年才退伍——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他退伍后一直没能讨上老婆，直到大陆开放探亲，才从大陆娶来老婆。所以他的孩子至今才只有16岁。

不一会，一个小伙子从小巷子里骑车出来，从他身边经过，他指着说那就是他的儿子。我向这小伙子打招呼，他也点头示意，骑着自行车走了。这位退伍老兵至今还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他说是那里已经没有亲人，青年一辈的都不认识他。回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又过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路过时搭话，这就是他前些年从大陆娶过来的太太。她说从大陆嫁过来后，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位老兵每月有津贴一万三千元，合人民币三千多元。住的地方很简陋，像是普遍的简易房。这在台湾就是贫民窟了，但还比较干净。眷村有些人家门口还挂着一面已经褪了色的旧青天白日旗。他们是铁杆的深蓝支持者。临走时，我与这个老兵合了个影，祝他晚年过得顺心如意。此一带眷村特别多，原因是从1956年台湾当局修军用公路，从南部台湾一直修到花莲，工程队才解散，当局建造了荣民之家，来安置成不了家的老单身退伍军人，成了家的老兵则搬了出来，在附近盖了房子，于是就成了这样的眷村。一般而言，由退伍军人自己建造的这些眷村的房子质量要比台湾当局出资建造的“荣民之家”要差得多。


台湾人悲情与两岸张力
　　
陪我在花莲旅游的这位东华大学研究生Z先生，说现在的台湾人，中间派占多数，但中间派中的渐独派比渐统派人数越来越占多数。这是民进党当政者不断宣传灌输的结果，久而久之，台湾国家意识就这样发酵起来。Z先生还说，台湾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大陆说得久了，他们已经麻木了，觉得有美国保护，不会有什么。他说，这正如当年伊拉克一样，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会攻伊拉克，就是伊拉克人不相信一样。他认为这是大陆方面狼来了喊得太多了有关。他觉得奇怪的是，当年新党就是提醒台湾人要警惕大陆打过来，结果反而票数少下去。()
台湾问题发展到这一步，也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我们大陆人过去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们本来要解放你，现在不准备用武力来解放你们了，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你们应该满意了。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思维。然而，国民党则认为，他们是带着一个国的框架到台湾去的，久而久之，台湾人就有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他们不同意把他们认同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的安排。用他们对我说的话来说，“一国两制好是好，就是请问，在一国两制里，中华民国往哪里摆？”他们要求对等谈判，而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台湾太小了，没有资格享受东西德模式的对等地位。在我们看来，蜜蜂与大象没有资格要求对等。于是两岸统一的谈判就一直拖了下来，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七年在这关键的十多年里，主张统一的外省籍掌权的国民党老人们一个一个谢世，本省籍政治精英进入政治中心已经大势所趋，此前没有谈成统一，以后就越来越难办。九七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民进党的崛起，与大陆没有关系的新生代缺乏老一辈那种对大陆的亲情感受，他们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8年，那时在台湾的统派朋友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变化。此时并没有人能提醒我们要考虑反省对台战略，以适应这一新变化。直到邓小平逝世后，我们的思考并没有什么新意。我们担心改变原定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设想，会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大家仍然以不变应万变。直到老谋深算的李登辉把国民党元老李焕、俞国华、郝伯村一个一个赶出政治舞台。统派即外省人政治影响力的式微于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台湾总统直选是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普选制民主化，这无疑极大地有利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取得比外省人更优势的政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统一，我们大陆采取以“飞弹促统一”的政策，这反而使他们产生台湾人的所谓“悲情”，台独政治家则十分聪明地利用这一点来强化他们的台独诉求，他们的话语在台湾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主流，相反，外省人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陈水扁这样的台独派掌权后又进一步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来进一步推进“脱中国化”的政治与社会政策，这又进一步加强了本省人的“本土意识”，即台湾认同。两种因素相互激荡，最后形成现在这个结果。

用他们的话来说，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两岸关系走的是以下逻辑：大陆打压——激起台湾悲情——台独派推动以族群划界——形成强调台湾独立的民粹动员——台独派选战中轻易地获得多数——民进党上台——进一步刺激大陆——大陆再次打压”的恶性循环。其中，台湾本省籍占人口85%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实现了以族群划界，那么，台独派利用民主政治上台就是稳操胜券了。而要实现以“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族群划界”，最好的办法是让大陆打压台湾，于是台独分子不断刺激大陆，便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利器。他们说，“在选战前，就怕大陆不打压我们。而所幸的是，每一次大陆当政者总是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用他们的话来说，大陆的强硬政策是台独派的甘霖。这话说得很刺激，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这些话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主？用一位台湾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十个不识字的老太婆所作出的选择，胜过九个博士所作的选择。

我在东华大学的招待所里住下，校园有两个弱点，一是离花莲市区太远，有二十多公里，二是校园面积大而无当，以致校园内冷冷清清，没有人气，更谈不上文化气氛。这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我对此行的一点认识。台湾人文之美，在于它有像花莲这样的与世无争的小城市，这里有着一种战前日本的那种感觉。我在车站外等候接我的人的时候，注意到那些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初看起来，他们的服装及气质颇像三十年代日本相片里的乘务员。这里很安静。人也缺乏快节奏与竞争意识。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呢？这里的人们对大陆已经够陌生了。也许由于花莲在地理上处于大陆更远的东边，太平洋在其东边。大陆更像是山外山，天外天一样。与世无争加上与大陆文化的脱节，很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J先生与我相处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谈到了许多有关大陆、台湾及相关的问题，他也完全能理解，也颇能对应，也谈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看法也给人启示，绝非没有感悟的人士，但总使人觉得他对大陆没有真正的兴趣与热情。这与台北人有很大的不同。包括这里的教师，这种兴趣上的隔阂与冷漠，可能比不理解更为致命。

入夜，我住在东华大学旅馆的一间很不错的房间里，台币六百元一天，合人民币一百五十元，相当便宜了。这个招待所没有服务生，整个楼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窗外就一片树林。有一种荒凉之感。好在我把电脑带在身边，现在可以尽情地在电脑上抒写自己的旅行感受。明天早上，我将离开了花莲这个小而美的城镇，这里的宁静之美，是大陆人很少能体味到的，也许我永远不再会来到这个地方，但却可以让它保存我的回忆之中。人生就是如此。
　
第二天晴车站上的南国文学青年

清晨，一部预先通过电话预约的出租车来东华大学招待所接我去车站。我就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无人管理的小招待所（这也真是一种很新奇的感受）。十分钟后就到了寿丰火车站。这是花莲县境内沿铁路的一个小镇。在车站月台上候车时，见到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是东华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他说他喜欢文学，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我问起诗人余光中与洛夫，他对前者略有所知，对后者完全不知道。()
其实我对洛夫也知之甚少，洛夫是衡阳同乡，他是二哥萧牧（我的堂哥）半个世纪前最好的朋友，他们这两个文学青年在衡阳解放前，结伴乘轮船，来台湾求学，到了台湾才知道自己是被当作国军的壮丁从大陆骗过来的。二哥由于有一位在台湾的亲戚的资助，赶上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后一架从台湾飞往大陆飞机，抵达贵阳转回家乡，而把洛夫一个人留在了台湾。萧牧觉得自己对不起好朋友，为此内疚了多年。然而，人的命运竟然那么不可捉摸，二哥回大陆后，厄运不断，由于去过台湾，从此就开始了三十年的苦难的人生历程，（他把这一切都写到了自己的《风雨人生》的自传中），而这位洛夫却在台湾成为著名诗人，直到八十年代洛夫衣锦还乡，他在衡阳火车站的月台上，最想见到的是自己的老朋友，饱经风霜而显得特别苍老的二哥，默默地站在大批迎宾人群之最后面。相见时，这位台湾著名诗人已经无法辨认出自己当年的最好的朋友了。他们双双无言，感叹久之。他对二哥说的令二哥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年其实你比我更有文学才华呵。”

话归正传，我问这位月台上萍水相逢的青年大学生，你喜欢什么流派的诗歌，他说，他们有他们一代人的想法与思考，还说不出什么流派来。粗看起来，他似乎与南部农村来读书的青年差不多，仔细观察，在他身上还能依稀感觉到那么一点南国文学青年的气质。厚厚的眼镜下面，是一对有幻想力的单纯的眼睛。

我突然想到二十多年以前，当年我二十来岁，正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两万里，从风陵渡、敦煌、青海湖到桂林，到处留下我的足迹。那时的我，也许与他有些精神上的相近处。也许与他进一步深谈可以从他身上读到我当年的影子。然而，这一切只能是失之交臂。火车很快就来了，我祝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谢谢我。我们买的是不同车厢的票，分坐在不同的地方，直到下车，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正如天际偶然相遇的两颗流星，又匆匆消失在茫茫的天际。在大陆好像已经很少能遇到这样的文学青年，在台北这个现代化的世俗化的大都市，我好像也再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但在台湾中南部，仍然可以邂逅这样的青年人，真有意思。

在台湾坐火车旅行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与日本新干线一样的舒适的全封闭空调车厢里，乘客并不多，车厢里清洁而安静。这时我打开手提笔记本电脑，在电脑上尽情抒写自己一天来的感受，望着窗外那些绿野中的山峦，山上是浓密的森林，几乎看不到一块裸露的黄土。路边是芭蕉与棕榈树。农舍已经不再是传统式的，而大多是白墙红瓦。在列车上，你四周没有任何认识的人，这样也有好处，这是一种独特的孤独感，一种无意中从旅行的漂泊生活中获得的自由空间。你有充分的自由去观察你四周的一切。

上午三个小时在火车上也是在电脑键盘的打击中渡过的。我想起了高尔基在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得拉》中的老牧人的那句话：“人生就是这样，到处走走，到处看看，看够了，就躺下来死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始终是一个人，对一切感到新奇，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此生中见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像是两颗流星在天际偶然相遇，又匆匆离别。然而却在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些淡淡的然而又美好的回忆。我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孤单中可以防止多人组团旅行形成的团体气氛封闭性。这种漂泊感会使你不得不融入到新环境中去，去感受周围的一切。早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就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二万里，并沿途记下了七万字的日记。现在我又一次进入那种漂泊式的旅游的新鲜感受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