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已成为一个著名“打人城”

建议深圳政府向“打人者”道歉的主要理由是，深圳已成为一个著名“打人城”。“被打者”的痛苦和损失众人皆知并已基本挽回，而“打人者”的“痛苦和损失”则是公众盲点且从未研究与补偿。

   深圳已成著名“打人城”的最新证据是，2007年11月8日的《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有深圳福田区四条打人新闻：

  1、11月6日在一小区门口开轿车撞倒人再打人的深圳福田区劳动局职员（该局局长女婿）潘博彬，以“我是劳动局的我怕谁”之名言犯众怒，逼得政府干预而于11月7日被依法辞退；
  2、11月7日上午，福田区石厦南菜市场遭遇一伙男子打砸；
3、11月7日下午，福田区上沙二路一家商铺店主全家四口被多名治保队员手持钢管打伤；
4、11月4日下午，地处福田区的深圳会展中心保安员打断“废品仔”（拾垃圾人）肋骨。

深圳已成著名“打人城”的历史证据，可见“六集深圳打人连续剧”（深圳著名打人事件编年史），由近及远有：

（1）2007年4月13日晚上10点多，深圳商人年钱军自驾轿车在万科金色家园街前人行道上将年过六旬的欧阳先生撞倒，然后诬蔑欧阳老人“偷车”，令其当众跪下认罪，继以拳打脚踢将其打趴在地。在网民声援下，钱军被以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两年。

（2） 2004年6月28日，深圳发生“政法委”干部“撞车打人事件”——借调到政法委工作的女士安平坐在丈夫刘辉（“南方证券”资产部经理）驾驶的轿车上，听任丈夫刘辉殴打被其撞车的深圳市政工程设计院一所所长陈健侠，在支持丈夫大喊“我是政法委的，把谁叫来都不怕”后，安平还向交警出示了工作证件。最终深圳市有关方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打人者与政法委无关”，不了了之。

（3）2003年11月21日，深圳私营业主出身的深圳市人大代表陈建生，被媒体指责纵容员工殴打他人致伤，并且长期违规占道经营。后不知结果。

（4） 2001年11月7日，深圳福田女警涉嫌殴打停车场管理员。受害者温山桂在给媒体的公开信中写道：“11月7日大约8时50分左右，我被非法带到华富派出所———我在铁栅栏被扣到11月8日约23时左右，然后被关到一个小房间，到11月9日23时左右才被无条件放了出来。”“除了被穿白衣服的协管员殴打外，到了派出所，该女警还狠狠地左右各打了我三个耳光”。证人说：“只见七八个穿白色制服的男子追着保安温山桂，温被打倒在地，这些‘白色制服’却不放过，依旧拳打脚踢，有个女民警在后面指挥……”

（5）2000年6月12日，巩俐在媒体证实“有关巩俐深圳亲戚殴打商行老板”的事实是，其在深圳的一个好朋友周先生在帮她处理一事时遭到一家店员的百般刁难，还把她巩俐也顺带骂上了，朋友实在忍无可忍上前与其理论，“可能双方有些抓扯”。事件以巩俐“希望通过媒体向广大读者作出解释”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6）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民间盛传深圳市长的夫人在深圳闹市区街头被一北京高干子弟当众扇耳光，后不了了之。

综观上述深圳著名打人事件，有两大疑问——

其一，上述“打人者”好像都是仗势显富恃名而逞凶，但北京上海的高官巨贾大师比深圳多得去了，何以只有深圳屡曝著名打人事件独领“著名打人城”风骚桂冠？像明星巩俐，满天下都是朋友，何以只有在深圳的朋友会想到借其名与人“有些抓扯”？一个借调政法委的普通干部的家属，一个区区处级劳动局长的女婿，这在深圳之外的任何城市，都是不敢丝毫翘尾巴的，何以偏偏在深圳，就自我感觉狂得不得了？如钱军那样的小商人，在外地任何地方都不敢碰人一指头，何以独独在深圳气冲霄汉？这只能说明，深圳这块热土的空气，特别能让“权钱名”“热土三友”升值——有民谣曰：不到深圳不知官有多大，不到深圳不知钱有多灵，不到深圳不知名有多威！
深圳是一套什么妙法让小吏如皇帝，小贩如巨贾，狐狸如老虎？

人说，深圳与内地最大的区别，就是民主监督特别难！“市长电话”，不许传真“状子”，永远不会有市长去接听，多半是一片忙音“请您稍后再打”；“市长邮箱”，的确公开，只是不论你发多少投诉，永远“泥牛入海无消息”；喉舌媒体，每天厚如天书，却没有一个可以自由批评官僚主义的版面；连“读者来信”也要月圆一次才恩赐一次，且必须“莫谈国是”。深圳的潜规则是“小事故小问题”一律屏蔽，大火大祸尽量轻描淡写。虽有一《南方都市报》常常说些阴暗面，但通过让其迟到报摊，暗禁企业在其中登广告，逼其涨价零售，已日薄西山无须多虑。如此日积月累，自然让有权有财有名者觉得深圳有如“中央一套”，特别安全，可以从心所欲，后顾无忧。

其二，从深圳著名打人事件编年史中可见，历次打人事件中，不仅“被打者”深受伤害，“打人者”也损伤惨重，何以无人向“打人者”致歉？2007年的两个“打人者”，其家属电话和隐私都被人曝光于网上，甚至于连读书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历届“打人者”虽然多数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处罚，但心灵受到的创伤，可能不逊“被打者”。“打人者”家属给“被打者”家属下跪之事屡见不鲜。而社会舆论却认为深圳著名打人事件层出不穷主要是对“打人者”处理不严。没有人想到，钱军打人判刑两年的消息刚刚两个月，又出了潘博彬大喊“我是劳动局的我怕谁”的真正底蕴——潘博彬当然知道钱军前车之鉴，但他身为局长女婿，平日从无人敢严格监督他，衙内之志早已凌云，纵知钱军，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由此可见，是深圳政府建设深圳民主监督机制严重不力，才酿成了深圳坠入“权钱名沆瀣一气”三合一特权社会深渊的悲剧。在深圳历次著名打人事件中，“被打者”的心灵在事后多少受到了一些社会正义的抚慰，而诸多“打人者”呢，从此全家永远生活在一种阴影之中，其无冤乎？雨果说“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制度”，是谁造就了让深圳荣获个著名“打人城”的社会风尚？第一责任者显然是只重美化“深南路”、“高交会”而不准民主监督清洁官场的深圳政府！

深圳官场眼下正在为“深圳落选全国十大幸福名城”深感委屈，何时会想到，深圳政府当为深圳永不落幕的“深圳打人连续剧”负责呢？何时会想到，民主监督极其缺乏的深圳官场，应该向深圳的 “被打者”和“打人者”深深道歉呢？

“被打者”和“打人者”皆有向深圳政府讨回尊严的权利！


by 朱健国  2007年 11月 8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