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要共同向中国施压

正当全力以赴准备明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似乎面临各方面的国际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从非洲达尔富问题到亚洲缅甸问题，西方千方百计地想着对华施加压力，并且种种压力总是以各种方式和明年北京奥运会牵连在一起。

　　奥运会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前有很多次奥运会都产生了西方所想要的社会政治效果，西方也同样希望这样的效果产生于中国。

　　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向中国施加压力方面已经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现在西方的一些政府或隐或显地对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也感起兴趣来了。

　　或者说，本来非政府组织在前台，政府在后台，但现在政府也开始往前台走。

　　这方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北美和欧洲各国也就是传统大西洋联盟国家之间的默契了。欧洲三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中间，法国和德国的对华立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地说，两国都努力向美国靠拢。

　　德国执政党最近召开大会，讨论德国的亚洲政策。出台的政策文件给人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德国的对华政策似乎要重复美国布什总统当年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德国执政党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型连一些德国学者都惊呼德国亚洲政策上原教旨主义精神的崛起。在北美，除了一直领军对华施压的美国，加拿大政府近年来对华越来越强硬，最近则更进一步，似乎有了要和中国对着干的架势。

资本希望中国朝其方向发展

　　西方国家对华施压表现在各个方面。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表示，欧盟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和美国在政策层面进行方方面面的协调，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包括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能源外交、市场开放等等，无所不包。

　　西方各国也开始支持海外的反对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最近德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一个比一个高调“礼待”达赖喇嘛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不过最有可能，长远看也是最会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对华的“民主同盟”的形成了。这些年来，在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政策圈都在宣扬民主同盟的概念。

　　尽管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很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冲突很大，但在民主和人权价值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民主人权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也一直是民主党外交政策话语的核心。

　　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同盟”的概念本来局限于亚洲。美国是提倡者，日本和澳洲对此一直百分百支持。不仅支持美国，而且也亲自出马，拉拢中国周边国家，来组建民主同盟。

　　欧洲的对华关系本来注重于经贸关系，对民主同盟的概念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现在开始有了。欧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促使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西方从来就没有把经贸和政治区分开来过。西方鼓励中国的改革开放，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变迁，也就是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

　　在主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在任何地方，资本都具有经济和政治的两面性。资本要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希望中国朝着资本所希望的正确方向发展。

　　这两方面相辅相成。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初的巨大利益之后，现在开始要追求最大化。这种最大化就是要求中国用法治、人权和民主来消化所谓的“不确定”状态，从而保障其在中国的长期利益。

　　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西方在促使中国政治变迁方面开始感觉到时间上的压力。尽管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硬力量和软力量正在加速度提升，从而对西方构成挑战。

　　在硬力量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虽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够让西方人忧虑了。

　　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公，每年都在制造着大量的富人，而富人爆发户式的消费让西方人感到很不是味道。当然，更有影响力的当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上的发展。航天技术的发展让西方人惊叹。

　　而即使是中国本来毫无优势的软力量方面，西方也感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的发展经验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尽管中国方面并没有过于强调，但“中国模式”在西方人看来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个替代品。

　　中国的外交模式也让西方担忧。在处理非洲达尔富问题、亚洲缅甸问题，更不用说早先的北朝鲜问题，中国已经显现出自身的处理方式。

　　尽管西方表面上对华表示不满，但内行的人知道中国在追求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外交方式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较之中国的硬力量，中国软力量方面的发展更让西方担忧。

如何理性回应压力是一大挑战

　　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两国和美国决裂。但是没有美国，欧盟本身并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生多大的作用。和美国决裂之后，德、法两国感觉到自己似乎是西方阵营中的“异见人士”，只会发牢骚，而办不成大事。

　　国家首脑的变迁给这两国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调整各自和美国的关系。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欧洲和北美在中国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冲突，只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双方的对华政策侧重点不同罢了。

　　欧洲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比较强调商贸利益，而美国比较强调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战略利益。但一旦涉及到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就会有合作的动机。

　　例如2005年中国出台针对台独的《反分裂国家法》之后，欧盟和美国就立刻就对华战略进行协商，寻找共同方案。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欧洲和北美一直在寻找共同的利益。现在双方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如贸易纠纷、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等等。共同的问题导向了共同的利益。有了共同的利益，就有了合作和协调的基础。

　　从西方内部来说，因为是民主政治，国内各方面的改革举步维艰，很难消化因为经济的全球化而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政府因此转向了政治方法。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全球化的主要一个推动者，中国不可避免要承受此种政治压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一些人开始呼吁一个针对中国的大西洋联盟。呼声似乎很大，但要形成这个联盟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从世界历史看，军事战略上的联盟最容易也最有效。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并没有对欧洲或者北美任何国家形成军事战略上的威胁。

　　西方面临的是共同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或许可以产生联盟，但其凝聚力是个大问题。不用说欧洲与美国之间，就是欧盟各国之间，在对华经贸关系上，都有其各自的利益。

　　西方不见得能够把较为抽象的民主、人权等概念转化和体现在各自的经贸政策上。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中国可以忽视西方的这种政治压力。

　　西方的政治压力，从长远看，关乎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革；从中期来看，关乎于中国和西方的经贸关系；而从眼前看，则关乎于明年的奥运会。

　　如何理性回应西方的政治压力，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by 郑永年

郑永年：浙江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季刊主编,香港《信报》专栏作家。

1985年和1988，郑永年分别从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2年和1995年分别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是中国政治经济研究及其对外关系。曾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中国农村发展和民主项目的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