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台湾的日子

文/ 徐宗懋



1961年，闲暇时的胡适


1961年，胡适自美返台，陈诚前往机场迎接


1958年，胡适在国民大会中与蒋介石闲谈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独树一帜的思想和作风，曾在生前身后引起无尽的争论。
　　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
　　而在上世纪50年代，大陆曾经掀起批胡适的狂潮：文学界--批判他歪曲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史学界--批判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哲学界--批判他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
　　《胡适来往书信选》 "致杨杏佛" 中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一言难尽的胡适，在逝世40年后的今天，依然引人深思。
　　胡适在宝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过境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仿佛滑过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那堆浩瀚似海的著作，永不休止的争辩有如一缕清烟，随着岁月逐步飘散，最后化成一座肃穆的墓碑。
民主自由思想引人深思
　　1962年2月24日，胡适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在该院蔡元培纪念馆举行酒会，同时欢迎新院士的加入。胡适的心情很好。他说："现在我们在此山上，可以看见物质进步的情形，可是刚迁来时，院子里连放书的架子也没有，一直到近6年，得到帮助才慢慢恢复，现在已有7个研究所，开过4次会议，选举了3次院士。"胡适继续说："我们十几年，在孤岛上，离群索居，在物质的困难，精神的困难之下，还做了一些工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胡适显得十分兴奋，话说得很多，刺激到心脏。酒会结束后，宾客陆续离开会场。胡适仍边走边与友人交谈，不到五分钟，胡适突然昏倒在地，已向外走的院士和宾客又纷纷赶回，大家围着他，其中身在现场的台大医学院院长魏火曜立刻为他施行人工呼吸，随后中央研究院的医生赶到注射盐酸肾上腺素及使用氧气急救，然均告罔效。晚上7点半左右，台大医院杨思标医师赶到，诊断过后宣布胡适已往生了。此刻，胡适周围的友人黯然啜泣，气氛悲凄。
　　名满中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就这样走了，至今刚好满40年。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包括其主张、思想，五四运动中的角色及党派倾向等等，均已为人所熟知，因此这里笔者较着重他去台湾以后的情形。虽然如此，历史是有延续性的，胡适从大陆到台湾，其思想意识和政治主张仍是千丝万缕，难以切割。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年代，胡适以30岁之龄推动白话文运动，提倡自由、理性、科学等。其思想的核心便是"理性"与"实证"，其名言为"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多谈问题，少讲主义"。这种思维讲究经验和证据，主张渐进式的改变，反对先验的完美主义和乌托邦，认为先验的浪漫主义一旦付诸政治实践，只会造就出神权社会，形成自由与民主的大倒退。
　　胡适的这种想法和马列主义必然是针锋相对。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激进派与务实派的角力中，胡适的思想与作风是务实派最重要的代表。然而在内忧外患充满挫折的岁月中，一步到位的革命思想总是比慢吞吞的渐进改革更能激发热情，也更能描绘美丽的远景，也因而更能吸引年轻的心。30年代以后，由救国的热情转化的政治浪漫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力维护充分的民族尊严，也无法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益使革命之火一夕之间烧遍神州大地。即使是历史转折的危亡之秋，胡适亦未改变其自由派的立场，他亲自写信给李宗仁，鼓励他出来选副总统，相信民主宪政是挽回时局的惟一方法。同时，又婉拒了蒋介石有关参选总统的邀请，因为他相信不当官，而以独立知识分子发出声音更能贡献国家。
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
　　1948年中的国民大会正副总统选举日后证实为一场灾难，国民党并未透过这场选举获得人心，反而加剧其内部派系的矛盾，瘫痪其党的机器，并严重地破坏了蒋介石的领导威信。即使如此，蒋并未动摇对胡的敬重与信任。1948年12月14日夜，北平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蒋介石于翌日派了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夫妇和几位学人及眷属南下。17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官邸请胡适夫妇共进晚餐，并为胡适过生日。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胡适手中无一兵一卒，蒋介石仍对他百般礼遇，胡适也以充分的政治支持作为回报。双方关系亲近似乎路人尽知，然而外界不得而知的是，胡适自诩为忠言直谏的书生，他对蒋介石究竟直言到何种程度？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蒋家统治时代的政治禁忌逐步解除，1990年胡适日记公开，相当程度平息了史学界的疑惑与争论，也为胡适在台湾的角色划出了最清楚的轮廓。
　　1949年后胡适由中国赴美讲学，国民党退守台湾，为了站稳脚步，开始进行党政军的组织改进。主持改造计划的是斯大林时期留苏12年，曾为苏共预备党员的蒋经国。他将整套苏联的组织方式引进台湾，用完全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将孙中山的学说"三民主义"供奉成拯救人类的宗教信条，蒋介石不仅是政治领袖，也被加以高度的个人崇拜。蒋经国用这种方法肃清内部，凝聚人心，重建国民党的组织力量。这里必须提到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对于如何重整旗鼓，党内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其一是以胡适、雷震为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贯彻民主政治，导致政府腐化，人心尽失，因此国民党必须彻底反省，在台湾实施充分的民主宪政，如此才能对大陆百姓产生号召力。其二则是以蒋经国、陈诚为首，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正在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渗进内部和煽风点火的机会，国民党本身却绑手绑脚，无法施予有效的反击。为了记取教训，国民党在台湾应将内部不稳定因素彻底清除，广设政工制度，巩固领导中心，以确保政策的顺利推动。
　　国民党走上了第二条路。平心而论，任何一个经历溃败并处于风声鹤唳的政治集团都很容易走上第二条路，不过这段历史似乎也决定了胡适在其人生最后旅程的动向，他的民主宪政的理念出现了新的现实意义。1951年5月，胡适从美国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劝蒋考虑"国民党自由分化为几个独立的政党"，而且第一件事便是"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9月，胡适再寄一封长信给蒋，直言："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个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国民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这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来台讲学，并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共演说，他提出有关全球战略的5点计划，其根本之道在于"解放苏俄"。这样的演说内容多少反映东西方强烈对峙的世界局势，不过在与蒋的私下会晤中，胡又有另一番陈词。1953年1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共谈了两个钟头，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今日台湾实无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最怕开会！\'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支持《自由中国》 力争言论自由
　　除了私谏之外，胡适也以具体行动支持言论自由的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由中国》杂志，后来甚至酿成国民党撤守台湾后最大的政治案件。1947年底，自由派的国民党高层人士雷震任制宪国民大会秘书长，负责各党派的协调沟通，受到蒋介石的信任。1950年，国民党进行改造，雷震深入参与各项筹划工作，希望透过国民党的民主化收揽人心。他邀请了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初期以宣扬反共为主，慢慢这份刊物延续了3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贯立论与风格。由于文字水平甚高，观点犀利，吸引了大批的年轻读者，渐渐发展成言论自由的重镇，不过与当道者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51年，雷震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报告，主张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不过却为蒋经国严斥。雷震在日记中记下一段话："3月29日，上午至忠烈祠，到后不久，遇到蒋经国，彼即邀我去谈话，彼即开口：\'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予答不错，并云今日军队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的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些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不久后，军队的改造委员会在圆山就职，蒋介石在文武官员面前公开骂雷震是"共产党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
　　由国民党的改造所产生的路线摩擦已散发浓浓的火药味，不过雷震并没有退缩，反而在打压下激发出强大的抗争意志。《自由中国》针砭时局，用词越来越不客气。胡适挂名在《自由中国》，其支持态度是公开明显的，这种支持不是特定的政策主张，而是坚信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哪怕是一些过激的言论都可在民智的增长中自然地消化溶解。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号召，一批由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形成《自由中国》的强大笔阵，把直言不讳当成荣誉。1957年开始的15篇《今日的问题》社论系列，1958年的《美国的远东政策》社论，1959年到1960年的总统连任问题、地方选举问题的相关言论等等，均直判当局的痛处，极具震撼性。
　　1958年4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来台定居，并恢复最高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就地利之便，胡适对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声援有增无减。1959年至1960年间，《自由中国》不仅言论犀利，甚至计划将民主信念付诸实践，要将原本的"清议"变成权力重新分配的具体行动。这就逾越了当局容忍的极限。这段时期的政治大事是国民党准备冻结宪法有关总统只能两任的条文，让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自由中国》强烈反对此举，其社论直指："如果台湾真听任修宪者一味硬干到底，则将不再承认自由中国政府为合法政府了"这段时期，胡适虽未公开这么表明，但却请张群代转蒋介石有关他的见解，实质上与《自由中国》相互呼应。1959年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根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如果国民党另有主张，他们应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绝不可用现在报纸上注销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百姓是一种侮辱。"
　　这些话义正辞严，今天听来仍然很有分量，不过毕竟不能改变现实，面对国民党政权之不动如山仅如几许清风，蒋介石仍然强行连任总统。雷震等人已不甘于空言改革，而是要以政治组织的方式直接挑战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了。1957年，《自由中国》开始讨论地方自治问题，台湾本省菁英开始与雷震接触，1958年4月省议会和县市长选举举行。5月份，本省在野菁英召开地方选举检讨会议，雷震获邀出席。双方正式举行会议，通过决议将成立新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参加新党筹建工作的本省人包括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杨金虎、许世贤等人。这些都是在日本殖民时代著名的抗日人士，在本省民众间深具声望；大陆人的部分则有国民党的雷震、齐世英、青年党的夏涛及民社党的杨毓滋等人。这种政治组合可以由大陆人在政治上层组织中据理以争，并由本省人在中下层做群众工作，其政治号召力与扩张性必然十分可观，假以时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应可预期。不过，此举也意味着《自由中国》与当局已接近摊牌的时刻。政工部门有关整肃《自由中国》的部署已有两、三年之久，其相关刊物不断地点名抨击雷震等人，甚至连名满中外的胡适也不放过，现在差的只是一个时机而已。1960年月4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工作人员刘子英、马之马肃和傅正。刘子英被控为中共特务，马之马肃和傅正则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散布反政府言论。雷震的罪名则?quot;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尽管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陷构，不过，不幸的是，这似乎是中国政治长年的特色。10月8日，国防部军法处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刘子英、马之马肃分处12年和5年，傅正3年，《自由中国》遭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对于这个案子，胡适十分痛心，甚至愧疚，尽管他也曾劝阻雷震在言词和行动上不要太过火，但他毕竟是《自由中国》挂名的顾问，并直接支持和鼓励雷震争取言论自由的行动。案发后，胡适一直等待时机面陈蒋介石，11月18日，他趁着向蒋报告学术会议的状况一吐为快，两人甚至一度出现争辩。这一天胡适的日记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值得细读。他写道：
　　我忍不住说："我本来对岳军先生（张群）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我在4日早晨，已在大使馆（按，国民党驻美大使馆）看见沈外长（沈昌焕）的长电报了。他说，此事曾经过了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必发生予我不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我已见了这电报，我还不敢不说话，还打了两个电报给副总统（陈诚），后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雪屏。我盼望这两个电报，一封信，他们都报告总统了。"
　　他说，口头报告过。
　　我略说两电报内容，都主张司法审判。我又略述给雪屏信中的主旨：沈部长长电说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反响。我说政府绝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我说，关于雷震案子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个案子的量刑，14年加12年，加5年，总共31年徒刑，是一件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10月3日开庭，这么重大的案子，只开了8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8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8日宣判，9日国外见报，10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总统忽然讲一件事。去年□□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别号），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了没有？
　　我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那年（民国38年4月）总统要我去美国。我坐的轮船4月21日到旧金山。4月21日在中国已是22日了。船还没进口，美国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一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11年前说过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今天总统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38年4月21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10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一个反对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不会忘记的。我至今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其他领袖，能不能把10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以上这段文字是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纪录之一，它也多少反映了自由派学人在民主思想与实践之间的两难，其深刻的意义需要长期观察比较后才能为人理解与体会。
他在台湾真正居住的时间只有4年，但却种下了自由的种子
　　争取民主自由的努力一旦遭到当权者强力镇压，很容易转化为革命的激情，熊熊燃烧，然而革命行动所要求得组织纪律和思想纯化势必又与自由原则相抵触。事实上，一旦革命绝对化后，连滥杀都可以合理化了，言论自由又算什么？因此，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坚持民主，同时也会拒绝和满腔热血的革命者站在一起。在社会对立气氛高涨的关键时刻，这种自由主义者很容易被视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或是"保皇"、或是"独裁者的帮凶"，胡适在中国被鲁迅式的战斗气息挤到一边，在雷震案中受知识分子不解，或多或少都反映了这种困境。这不仅是胡适个人的问题，就广义而言，也是百年中国务实改革者的处境，他们提供的进步之道似乎太温和、太长期了，无法满足人们被撩起的一步登天的梦想与欲望。或许，只有革命的路走到尽头，满目疮痍的一刻，人们厌倦战斗，希望好好发展，找出长治久安之道时，如胡适者如沐春风的舒缓调子，才真正令人向往。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胡适的看法似乎就经历了如是心路。1954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主张"把胡适哲学思想的遗毒彻底清除"。12月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宣布了一项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计划，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点、中国文学史观点、红楼梦研究、教育思想等九个方面，对胡适思想展开全面批判。随后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时间持续达半年之久，发表字数超过两百万字。对胡适思想的激烈批判有其必然且必要，1955年后，左的政策逐步实施，而且越来越狂热，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一生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性和实证的思想无疑是一大障碍，势必成为打倒的对象。
　　然而思想毕竟是无法打倒的，思想只能经由时代的检验来证明其真理的成分。1962年10月15日，胡适安葬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这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亲朋好友黯然神伤。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学者的墓碑上刻着："这位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灰，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简洁有力的碑文确实刻划了胡适的一生，他在台湾真正居住的时间只有4年，但却种下了自由的种子，阅读《自由中国》的青年学子日后成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至于胡适在全体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随着中国人对政治乌托邦的反思，而更散发出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