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台湾 — 一个大陆人眼中的台湾地方选举

仅仅三五分钟前，我还置身于“蓝色狂潮”的中心。震耳欲聋的鼓声、小喇叭声、阵阵喷吐的烟雾和漫天飞舞的青天白日旗，塞满凯达格兰大道。“反贪污，救台湾！”“要清廉！要公义！”高亢的口号，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前，怒冲冲扑向正前方的“总统府”。

我费力地走出人丛，赶去观看另一地点的绿营造势。在宪兵警戒线前转弯，从“二二八纪念公园”门口下捷运（地铁）站。转瞬间，迥然不同的情景出现——

高分贝声浪消失了。洁净明亮的捷运站，静谧柔和。在这蓝绿“大拼场”的造势日，时值高峰，列车进站，人流涌动。乘客们声音低微，在自动扶梯前，一个挨一个排起队，月台上伸展开一条静默的长龙。和刚才激烈火爆的一幕，相距仅一二百米。


冻蒜！冻蒜！

电视屏幕上是沙哑着嗓子奋力演说的陈水扁。忽然，他笑了。有个农夫摸样的人，挑着担子走上舞台。陈水扁接过担子，挑在肩上。这是满担青蒜。“蒜”，是闽南语“选”的谐音。在台湾常有“冻蒜！”“冻蒜！”的呐喊。“冻蒜”，就是“当选”。

2005年11月底，我应邀访问台湾，恰逢第15届县市长选举。

15届，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原以为直选是“解严”后才有的事情。殊不知，自1950年开始，依照“县、市地方自治法规”，台湾就定期举行基层直选。斜披绶带的候选人四处拜票、“冻蒜！冻蒜！”此伏彼起的场面，台湾人见惯不惊。早在1964年，长期稳控局面的国民党就曾在选举中丢失过台北、台南、基隆等三个岛内最大城市的市长席位。

地方选举，原本无关台湾领导人的更迭，然而政党竞争开始以来，它每每被赋予指标意义。1997年第13届县市长选举，民进党以12：8的成绩击败国民党，3年后，执政党易位。2005的第15届，正值民进党声望遽跌，国民党雄心勃勃誓言重新执政之时。陈水扁乘坐“六吨半卡车”（专机）飞遍全岛，唇焦舌敝，为绿营候选人站台。马英九宣布，如果国民党的席位不过半，他就辞去党主席；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紧接着宣布，民进党如果保不住现在执政的十个县或丢失台北县，他也辞职！

到达台北的第一天起，我便阅读每天的《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台湾《苹果日报》和每周的《新新闻》周刊，逐日观察愈演愈烈的选战。从《豁出去了！只要少一票，阿扁就跛脚》、《大游行　蓝绿全力抢北县》、《天王豪赌　今分晓》、《千万人今选县市长　输赢全看你！》……，一直到《蓝狂胜　绿惨败》、《17：6 蓝胜绿败》、《人民给民进党一个教训》、《马英九时代来临　国民党统治七成台湾人　民进党退缩西南一隅》。传媒比喻，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陈水扁的信任投票，对马英九的“资格考”；它是2004的延长赛，2008的前哨战。——2008，谁“冻蒜”？



“泥巴战”

民进党的惨败，有人说是被“高捷案”和陈哲男拖垮的。“高捷案”，即高雄市捷运工程中的官商勾结案。就在县市长选举开始前不久，媒体忽然“爆”出被称为“陈水扁左右手”之一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跟前高雄捷运副董事长陈敏贤同游韩国赌场的照片。舆论大哗，绿营分析蓝营的策略是，“陈哲男事件，要让它烧到陈水扁头上；高捷弊案，要让它淹到谢长廷脚下”，摇撼民进党。一时间，各地候选人全被笼罩在“弊案”的阴影中，人人自危。

此情此景，一党专政时代决不可能出现。今天的国民党，不是数十年前的“党国”之党，也不是百年前那个以暴力为业的革命党。它是个标准的在野党。是虎视眈眈的监督者，是用尽包括传媒在内的一切政治竞争手段的反对派。


民进党很快组织起防守反击。11月25日，我到达台北的第一天，各媒体正纷纷报道“拉法叶舰军购弊案”的最新突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在记者会上宣布：4.86亿美元巨额佣金的密约已被查获。抛出这一国民党执政时的旧案，果然有效，民调显示绿营的颓势暂被遏止。

民进党的选举操盘手，是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媒体称：“邱义仁兵法”向来简单、明了，冷观忘形的对手，抓回失神的党，出手利落、直指核心。《新新闻》周刊披露，邱义仁的方针是“烽火遍地，各个击破”：当国民党在痛骂民进党政府时，他们一手接招，另一手化成23把利剑刺向各县市竞选对手。

这正是令大陆来访者——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怀有憧憬的大陆人士感到“不适”的台湾民主。一位绿营的辅选人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不是比谁像县长，而是比谁犯的错少。”而蓝营分明意识到“泥巴战”里没有人能当小白脸，只能以“揭黑”对“揭黑”，一位蓝营辅选人士说： “进了厨房就不能怕热”。


“这实在是场令人倒胃到极点的选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没有人在比政绩与愿景，搬出来比的全是弊案与爆料，绝大多数参选者的政治形象与人格，在这场选举中都被完整而彻底的摧毁，陈年旧案被翻出重炒，特务情资直接拿来供做爆料素材，甚至弄到最后，连国人皆曰不可的‘非常光碟’也重出江湖，理直气壮的拿到国会殿堂公开放映，并大言不惭的比喻为捍卫‘言论自由’；曾经宣示绝不透露病人病例的执业医生，也聚在一起拿特定候选人的病例开记者会公布；……如果这场竞选再拖下去，还能闹出多少风波，造出多少口业？”



“非常光碟”

政论家南方朔评价本次选举是“品质最恶劣的一次”。不过我所看到的，并非闹剧般简单。有人说：“谁想知道文革是什么样，到台湾来看看选举吧！”大谬。且从最荒唐的事看起。

“非常光碟”，亦称“绯常光碟”。2004年“大选”，曾有人用它打击宋楚瑜。这次故伎重演，有人又用来攻击国民党的桃园县县长候选人朱立伦。光碟的内容，连“偷拍”都算不上，系用演员扮演窃窃私语的路人，片名为“朱立伦最贴近的女人”。


11月26日，制作者林一方在记者会上播放“非常光碟”，被警察拘提。因为林的行为，涉嫌违犯“选罢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1980年公布，之后经过十余次修订“选罢法”，全部内容有百余条。规范从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各级议会议员到院辖市长、县 （市） 长、乡 （镇、市）长、村长、里长的选举。包括候选人的产生、竞选活动、竞选经费、罚则等。“非常光碟”被认为是“选罢法”禁止的“妨害他人竞选”的行为。

然而绿营也从法理上反击。吕秀莲以人权咨询委员会主委的身分，召开“言论自由与人权──从非常光碟谈起”记者会，质疑警方。她说：“光碟在未出版前，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不能事先审查。”“任何想回到以前戒严时代的作法，全民都要监督”。一时间，“警总（过去控制舆论的机关）又复活了？”“警方反应过分？”等，成为媒体议论焦点。


祭出“言论自由”来还击司法机构，这举动从另一侧面说明，尽管绿营可以让情报机关首脑操盘选举，却并不能够直接操控情治系统和司法机关来干预选举。

问题不在出不出闹剧，而在选举规则和公众道德对闹剧的制约。“非常光碟”被法律的红线所阻，也为一般民众不齿。在荒唐的背后，诚如南方朔所说，台湾选民“用他们的选票表达出了一种对道德高标准的要求”。我们可以拿似乎同样任意罗织罪名、致人于死地的文革来与之相较。


“非常光碟”不能击倒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一如另一波奇异的爆料，未能颠覆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胡志强。



“病例”风波

无耻！12医师公开胡病历

这是11月30日台湾《苹果日报》的大标题。各报同时报道惊人的消息：民进党立委林进兴前一日率11名医生召开记者会，披露现任台中市长、下届候选人胡志强的一份“病例”，指称胡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访问美国时曾中风，不适合再当市长。

在台湾，这样的举动，触犯众怒。数天前，陈水扁在为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拉票时，也曾在卡车上诅咒胡志强“何时掣起来都不知道！（闽南语，意即：何时蹬腿都不知道）”。12名医生陷入重围。当晚TVBS电视台的《2100全民开讲》谈话节目，请到其中一名医生到场，公众的热线电话纷纷严词谴责12名医生“无耻，没医德”。在座的嘉宾、工运领袖郑村祺说：“医师们完全是为了一党之私！”12月1日《联合报》的“民意论坛”版上，台北县的医师刘忠武写道：“身为医师的我，感到非常丢脸，真想不到会有医师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作家蔡诗萍发表题为《这份“野蛮台湾”的病例》，痛斥12名医生是“自掘台湾民主的坟墓！”

一些媒体谴责12名医生违犯了“选罢法”、“医师法”，还触犯了刑法。但同时有媒体反驳，认为“医师伦理中有比严守病人秘密更高的标准。”

12月2日《台湾日报》发表金恒炜的专栏文章，他举例说：因“水门”丑闻而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死后，他的心理医生揭露尼克松心理问题很大。这位名医建议立法，强制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必须接受心理医师检验，因为总统身体健康，攸关国家安全。金恒炜写道：“真正严肃的课题是：”公仆‘的身心状况是不是应立法揭示？供选民取舍？“

这样的观点，和者盖寡。事实是，12名医生成了胡志强最好的助选员。“病例”事件后，胡志强的民望不跌反升。选举结束，台中市“医惩会”经过投票，对12名医生做出处罚决定。对洩露病历的医师，以往多援引《医师法》第23条“洩露病人病情”，处2到10万元罚款。此次改引第25条“违背医学伦理”，对林进兴做出废止医师执照一年的处分。其他11名医生，分别责令补习医学伦理课8到32小时。这个判例对民主实践的意义，同样不是“闹剧”二字可以轻易遮蔽的。



博客时代的选举

“非常光碟”和“病例风波”， 准确说，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而选举期间每天见到的，是法律许可的党派竞争。那些创意文宣，日日喧腾。许多攻讦引起争议，却只是踩在法律的边缘。人们很难廓清，哪些是民主的必须，哪些是民主的“脱序”？

如果还是二十年前，如果没有这个百无忌惮的环境，是否容许这样的广告？——一张灰色的千元大钞，原本它的画面上是四个正在观看地球仪的儿童。现在，变成了陈水扁、谢长廷等四名高官，和“财团治国　秃鹰银行”字样。广告语：“他们爱钞票，我们有选票”，“12月3日，要投票才能有改变！”

这个广告引起质疑。不只是中央银行所发行货币的严肃性问题，制作广告的国民党接到了“行政院长”谢长廷个人的电话抗议。一天后，广告的画面有了修改。谢长廷的头像没有了，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人形轮廓，中间个是红色的大问号。广告词增加了：“猜猜他是谁？”下有一行说明： “由于行政院长谢长廷来电，我们只好把他换掉。可是该换谁呢？苏贞昌吗？游锡堃吗？还是吕秀莲？……”新广告抓住“换”字作文章：“12月3日，要投票才能把他们都换掉！”

民进党的一个广告，则选择了七名泛蓝立委咄咄逼人的形象。广告语称：“就是这些人，谩骂官员、抹黑造谣、瘫痪政府……如果年底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输了，这些人会更嚣张、恶质、傲慢”，这个广告颇能煽起绿营人士的义愤，广告说：“12月3日，关键的抉择！”


掌握着行政资源的民进党政府，选举前在各报大量刊登政府广告（台湾媒体称之为“置入性行销”）。一则由新闻局发布的整版报纸广告，密密麻麻的小字，标题是《找找你的牛肉在哪里？》（台湾人将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实惠称为“牛肉”），详列政府的政绩，夸耀“行政团队和时间在赛跑”，“天天有牛肉，月月有成绩”。

我强烈的印象是，在随处可见的拉票、拜票、抢票、固票背后，是台湾人对选票的共同臣服。这次和县市长选举同时举行的，还有乡镇长和县市议员选举，共有77名县市长候选人、791名乡镇长候选人和1693名县市议员候选人，在热汗淋漓拼选票。各种宣传品无奇不有：日本卡通、趴趴熊、验钞卡、扑克牌……都成为文宣载体。在绿营的造势会场，四处有小摊在销售“阿扁棒球帽”、“阿扁小公仔”和绿色T恤。一天傍晚，我去台北县的中和，在捷运站口刚有人送给我一张宣传影碟，走出几步，又有人送上一包印有候选人头像的面巾纸。


我看过民进党台北县长候选人罗文嘉的网站。他有完整的形象设计，以“小太阳”为他的标识，有一整套延伸产品，布娃娃、抱枕、手机吊饰……。网站里有他的手机图铃下载、MSN表情符号、竞选宣言、竞选歌曲、政策阐释、他的“影音酷”——他演唱的歌曲和拍摄的广告、还有 “文嘉部落格”即他的博客。据说绿营非常善于运用先进科技进行文宣，以至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嘲讽国民党台北县长候选人周锡玮的博客——“玮哥部落格”（在选举开始时点击人次超过100万），人们怀疑是罗文嘉竞选总部所为。



近观罗、周对决

通过网络，我调看了11月13日台湾公共电视台所举行的罗文嘉、周锡玮政见辩论会录像。我必须说，我看到的一些重要内容，很容易被泥巴战的纷乱表象遮蔽，从而被人忽略。

我看过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电视辩论会。出乎我的预料，罗、周辩论的火药味还不及香港。两个小时的辩论会分四个阶段：候选人的政见申论；两位教授分别向两位候选人的提问和问答；两位候选人各向竞选对手四次提问和四次回应；候选人的结辩。我很惊异他们的演说才能，包括他们对时间的精确把握——他们都能在规定时间的最后一秒很自然地结束发言。

这场辩论，没有“统独”之类的高端辩题，两人用较长的时间分别阐述了对台北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理念：罗文嘉主张争取在财政上和台北市相同的地位；周锡玮主张促成台北县和台北市合并。对具体县政，诸如水源问题、污水排放问题、捷运兴建问题、绿化问题、监狱迁址等，一一作了辩论和探讨。当然，在辩论中，特别是在最后阶段，也出现针对个人形象的口水战。



1966年出生的罗文嘉，被称为“学运世代”，曾为学生运动领袖，是台湾大学第一位经普选产生的学生会会长。他是陈水扁“童子军”的重要人物，二十多岁时，就先后担任立法委员陈水扁的助理和陈主政的台北市政府的新闻处长，在陈竞选“总统”时是民进党的文宣主任。他自称 “乡下小孩”，喜欢切。格瓦拉，他的造势晚会如配乐诗朗诵会，“草根”、“改革”不绝于耳，抒情，煽情。母亲是菜农，他的一则竞选广告词是：12月3号选完，我要回家吃妈妈种的菜。

1958年出生的周锡玮，父亲是前国民党军官，当过省议员。他本人是现任立法委员。

本次竞选，两人的处境非常不同。国民党把周锡玮定位为“马英九的兄弟”，把他罩在马英九“清廉、勤政、爱民”的光环下，把他是否当选和马英九的未来紧紧相连（11月27日我在“总统府”前看到的蓝营示威，其实是为这位县长候选人造势）。而被国民党说成是“陈水扁的徒弟”的罗文嘉，却因陈水扁的弊政，不但在竞选中忌讳被陈水扁拖累，还反复强调不搞政党纷争。他在辩论中明显地有所节制，但是仍对周锡玮个人的形象发起挑战。

罗文嘉刻意提醒人们注意他和周锡玮出身的不同。“我没有背景好靠，只有靠自己”。他把周锡玮和过去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挂钩，指责周锡玮有“特权超贷”污点，像过去的“腐败议员”一样，曾靠权力获得贷款，办垮了企业，让老百姓买单。

周锡玮则强调罗文嘉和陈水扁的特殊关系，强调罗文嘉发起的“新民进党运动”是“假反省”；强调他自己是通过民主程序初选出来的国民党县长候选人，而罗文嘉则是靠陈水扁“空降”而来的特权人物。他还批评罗文嘉曾利用职权向企业募款，被监察院“纠正”。

这是罗、周“泥巴战”的开始。准确地说，在此之前，两人都深知公众对恶质选风的反感，不无忌惮。但是随着选战升温，罗文嘉竞选总部加大对对手的攻击力度，“每日一爆”。蓝营随即转守为攻，“以更多的议题来反击”。当我到达台北观察选举时，双方的文宣轰炸已铺天盖地。周锡玮甚至被逼得到观音庙燃香发誓：罗文嘉所指控的都不是事实，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开票之夜

12月3日，投票。我去台北县观看蓝绿双方的集会。在火车站的两侧，相距仅400米，是两个守候唱票结果的会场。

周锡玮阵营的高台下，引人注目地停放着一辆公交汽车。这是蓝营抓到的“物证”——前一天，媒体刚刚报道：一周前有人在公交汽车上给台北县绿营助选团发“走路工”（即出行费），发钱的经过被汽车监视器录下。罗文嘉阵营坚决否认，但已没有时间反击（选举后查实，有一车绿营的人的确发到过“走路工”，约等于人民币70余元）。

两个会场，各停着6辆左右SNG（卫星新闻转播车），各电视台记者早早地就开始现场直播。400米两端，一端满眼的绿色，一端满眼的红蓝。计票讯息傍晚时分开始发布，旗帜飞舞，小喇叭阵阵狂鸣，电视记者不断报道：“现场气氛相当High！”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几乎同步地出现在会场前方的巨大屏幕上。群众也十分容易看到自己，又被屏幕上的景象鼓动得越加亢奋。无论在哪个会场，都能听见另一方袭来的潮水般人声。

一开始的局面就对周锡玮有利，他和罗文嘉得票数的差距，从一千、两千拉开到九千、一万。我在这时从蓝营会场走向绿营会场。很奇怪，那里也是一阵阵的欢呼。我走进罗文嘉竞选总部，看到那里显示，罗文嘉领先周锡玮一万余票。后来才知道，那是绿营为了稳定支持者情绪，暂时发布的虚假数据。绿营群众从大屏幕上看到的，是支持民进党的“民视”电视台的画面。蓝营群众看到的，是“东森”或是“中天”。

各县市的数据络绎不绝传来，当确定已有11个县市长的席位被国民党候选人夺得的时候，主持人女士走上台去，大声宣布：“马主席不用辞职啦！”

那一夜，我从蓝营走向绿营，从绿营走向蓝营，数度来回。相比那些胜败信息和潮水般起伏的群情，一些细节，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

在熙攘嘈杂的罗文嘉竞选总部，有一个小小的厕所，来往者川流不息。人丛中，有一个青年，始终在默默地清理。他用拖把一遍遍擦地，厕所门前的地被踩脏了，擦干净，再踩脏，再擦干净……

4个少年举着大牌走入蓝营会场，像古时候的衙役。牌子上写着：“严肃”、“威武”、“请将垃圾丢进垃圾箱”、“谢谢！”……

一个小男孩被领上蓝营的高台，原来是和家长走失了。主持人一边询问这是谁是孩子，一边对孩子说：“别害怕，小朋友。放心啦，这里很安全！”……

当周锡玮已经超出罗文嘉10万票时，主持人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走上台。她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胜利的感觉啦！”（欢呼）

她接着说：“当胜利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成熟，对不对？”（“对——”）

“我们要体谅别人，”她说，“请求各位，该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结束，请大家早点回家！我们的标识物，请大家收起来，小帽子，旗子，都请放进包包。你们说好不好？”（好——）

在罗文嘉阵营的集会上，终于有支持者情绪失控。一位阿伯拿出小刀，扎向自己，当即被“制服”。在蜂拥而上的电视摄像师的镜头下，被抬上停侯待命的急救车。现场的应急系统一直处于待命状态。游行，集会，在台湾有一套成熟的保障体系。

有些背景不应忽略。台湾的教育普及程度很高，每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总预算的15%（我在台湾访问期间见过的所有小学、包括山地小学，都非常漂亮）。台湾的民主进程，坎坎坷坷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什么样激烈的场面都曾发生过；今天人们固然关心谁输谁赢，但“民主不能输”却是人们的共识。

音乐起——那是一首闽南语摇篮曲《伊是咱的宝贝》：“一蕊花，生落地，爸爸妈妈疼尚多……”。我又看到配乐诗朗诵般的情景。罗文嘉和妻子走上台，面对台下一双双茫然若失的眼睛，他承认落败，感谢支持，他说：“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不经过一次重大的挫折，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今晚，我们可以伤心，可以不平，但我们不要呛声（怒骂），文嘉拜托大家！我们要坚定，要微笑！大家给我一个微笑，给我一个微笑，好不好——？”

400米两端，激动的蓝绿群众这一晚最终相安无事。在整个台湾岛，虽然争议纷起，贿选投诉近两万件，但整个选举大致平安。在嘉义市，蓝绿双方都要到被称为“民主圣地”的一个喷泉边集会，警察仅用一道铁栏间隔。双方队伍鼓号齐鸣，但只有“文斗”，没有“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