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国众生相 作品人物简介

巴金（1904 —2005）

文学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7年，先后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参加进步刊物《半月》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宣传，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创作《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1936年，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激流三部曲”之《春》和《秋》。
1940年至1945年写作“抗战三部曲”之《火》。抗战后期创作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
1958年，巴金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1966年“文革”爆发后，巴金受到 “造反派”批判，关“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1967年 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
1972年，萧珊病故。同年，巴金获准返回上海，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共5本，记录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反思，被视作“中国的良心”。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
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议建造“文革博物馆”，“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85年，在巴金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
巴金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包泡

雕塑家、艺术批评家、建筑批评家。
194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文革”爆发时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10月，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曾因“炮打张春桥”等事件被审查。
196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
1979年创作一批石雕作品，其中作品“夜”被看作是国内最早受西方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布朗库西等的影响创作出来的作品。
1980年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星星美展”。 第一届“星星美展”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外举办，这一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与同时期的一些非官方文化艺术活动共同标志着新时期文化艺术的觉醒。
1985年，在河南创办曲阳环境艺术学校。
1996年组织成立北京怀柔“山林雕塑公园”，多次在园内艺术家村组织有关当代艺术、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建筑等的行为艺术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01年参加在成都举办的“城市公共艺术环境论坛”，批评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之滞后。
2003年开始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呼吁创造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化、建筑文化。
2007年3月参加在北京酒厂艺术区TRA画廊举办的“重影----当代雕塑三人展”。

卞仲耘（1916-1966）

卞仲耘，女，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
1938年春天，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从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是4个孩子的母亲。
1966年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革命”迅速展开。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批判会后，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大批判会”。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揪到大操场上，头戴高帽，脖子被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此后又被押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被赶到小操场之后，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一路上乱棍如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往她身上倒脏物，用脚猛踢，大声喊：“装死！”
批斗会进入尾声。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由校工将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卞仲耘已死亡多时，成为“文革”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柴梅尘 (1917-1993)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之妻。周明镇曾获号称古生物研究的诺贝尔奖的罗美尔.辛普森奖。
柴梅尘年青时深受巴金作品影响，夫妇俩与巴金夫妇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51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周明镇从美国归国，“哪怕是上岸就杀头也要回来”。柴梅尘带两幼子（周西蒙，周西芹）从台湾归国。
“文革”期间，柴梅尘与家人饱受批斗之苦。周明镇曾自杀数次，均被及时发现并抢救。据其学生回忆，某次周明镇自杀抢救苏醒后，马上被押回单位继续批斗，渴得连痰盂里的水都喝了。
1968年，长子周西蒙卧轨自杀。在长子去世后，柴梅尘自责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带孩子回来送死？”
1990年，柴梅尘患上忧郁症，1993年2月26日，在家中自缢。去世前两天，在睡梦中突然大喊“西蒙，西蒙，妈妈来啦！”

周西蒙(1940-1968)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的长子。1940年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六岁随父母到台湾，十岁随母亲柴梅尘回到大陆。
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局101地质勘探队工作，常年驻守京郊密云线前栗园村。
1968年，因一句“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是参加的集体婚礼”，周西蒙被划为“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68年12月28日晨，周西蒙在京承铁路线密云前栗园村段卧轨自杀，时年28岁，留下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死后被葬在靠近密云铁路附近的一个无名山坡。一只被火车钢轮碾压变形的手表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如今，表内依然是斑斑血迹。
周西蒙的妻子龙玉英，1938出生于新加坡，50年代受政治宣传影响，十六岁时私自出逃，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周西蒙相识于中国地质大学，后同在密云地质勘探队工作，1966年与周西蒙结婚，1967年生下女儿周理音。1972年，龙玉英带五岁的女儿经香港回新加坡，但新加坡拒绝接受从共产国家返回的公民，滞留香港，带着女儿在人家帮佣。1975年在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在听了她的经历后，也哭了，当时发予难民签证。龙玉英一直未再婚，开车上高速公路是她永远克服不了的障碍，因为她怕那种急速驶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