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吊诡，出乎毛的意料---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

在认为是其社会主义最重要实践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以打倒、选拔等方式选择了很多的中央领导人，唯有邓小平的选择最为出人意料，也最富有戏剧性、悲剧色彩。

　　在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但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并未收到很大的人身冲击，政治命运一直存在转寰的余地；到林彪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动荡后，邓小平被作为接班人的候选者之一，由毛泽东直接点名“浮出水面”，直至主持国务院、中共中央工作；大半年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再一次将邓打倒，但毛也是日薄西山，不一年“别了人间”。毛、邓关系贯穿“文化大革命”10年，在每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都能依稀甚至强烈地感到他们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研究他们这段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有趣味的课题，本文就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希望能够窥到一些堂奥，以就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既定的接班人之一

　　毛泽东确定接班人人选是在1953年底。1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各地方大行政区划的设置，将地方主要领导人调入中央，担任主要党政职务。其中，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不满，1953年3月，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削减了此前一直由周主持的政府日常工作的职权，让其只负责外交，高岗则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负责最主要的国家计划工作；2刘少奇支持的新税制改革、山西合作社问题、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而高岗则在这些方面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尤其是东北在支撑朝鲜战争与斯大林支持方面，高的地位凸现了出来。3

　　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改变历史形成的权力格局，或者说，毛对高岗并未完全信任，4毛泽东则是年底准备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计划搁浅，毛此种权力分割，实际主要是对其接班人的培养，其担任主要政治角色无人疑义，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却屡有波折。

　　“高饶事件”后，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渐趋明朗，但毛显然不期望以刘个人接班，而是扶持一个“班子”，即有一个集体成员，“防风林”，以防不测。5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书记处的邓小平以及军队工作的林彪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6但是，毛泽东始终将接班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培养，也始终将这些 “接班人置于考察、待定的状态，权力的分割尤其是核心权力如军队、组织权力的移交并未进行。到了毛认为他所进行的事业、他所需要执行的路线出现问题，他仰赖的权力体系出现了不令人满意的状况时，他就要奋起反击，甚至不惜打碎一切旧的、他曾经扶持与建立的权力体系。这时候，他就寻找、培养新的继承人，以取代旧的权力体系，毛泽东对此毫不犹疑，按江青的话说，就是“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7。胡乔木也曾委婉地说，毛泽东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8

　　1956年中共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的深刻影响下召开的。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探索，如将党的代表大会仿照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9这一建议得到大会的赞同，邓小平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认为此举最大的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能够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10但毛此提议只在1958年初实现了一次，即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八大关于政治路线的提法，重新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及以速度为指针的经济建设路线，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否定八大稳妥的经济建设路线而发动“大跃进”的主张合法化。11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另一项党的领导体制重大变革是将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明确化并进行分工，这是其对接班人体制探索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53年进行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分工的探讨时，遇到了挫折，但毛还是在956年的八大上再次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党务的办事机构，以与中共中央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分开，改变以往中央政治局集决策、执行权力于一身而高度集权的状态，并使其相互监督。12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使其正式进入接班人群体。次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到他在前1年八大上提议设立的中共中央名誉主席问题，表示接班人是刘少奇、邓小平，并表示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131959年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一时期，毛泽东渐渐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明确地推向前台。

　　但是，对毛泽东关于书记处与政治局的权力划分及一线、二线的分工不可评价过高，只是毛泽东某一时期或者说仅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冲击最为剧烈的两年（1956——1957年）的一个思考，在1957年毛泽东断然发动针对知识界的政治打击后，毛泽东重新高度专权，接连发动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对党内高层开展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斗争清洗。党史专家黄峥先生说，“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居二线”，14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为党史研究人物所重视、也为一般民众所熟知，似乎没有疑问，但毛在准备让刘接班的过程中，一直还有另一种准备，即如果不满刘作其他选择时，必须能有适当的候选者，这就是“防风林”，即接班人群体。所以，在其准备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仍然“顾问”着中共中央的主要行动方向与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毛对自己习惯且自信的领域十分在意，他一面进行文化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大“反右派”运动的“战果”，使知识分子完全服膺于毛的个人权威，曾经对其有所怀疑的拥有一定独立、自由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遭到整肃，一度能够自由讨论的政治空气被强行压缩，毛泽东的话语霸权依赖国家机器尤其是公共舆论的宣传、支持独一无二地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其引以自豪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开始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实验，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极为看重，认为是功不在禹下的圣人事业，15是他经过严重努力而得来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为此，毛泽东不惜对前两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以严厉批评，甚至有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更换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动议。16毛泽东将原属国务院的职权集中于中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大权独揽”。17毛泽东个人地位通过批判周恩来、陈云主持的“反冒进”得以“居高临下”，以前可能与毛商议、平等协商的气氛完全改变，毛泽东的绝对个人权威在党内由此确立。18

　　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就成为毛泽东判断是否其路线的追随者还是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主要标准之一。以后，批判彭德怀、批判邓子恢、批判刘少奇莫不如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以此为开端，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戏剧中主要指称“分田”，即是60年代初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单干风”。19

　　这期间，毛泽东开始对党内对其“大跃进”等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军队建设诸问题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防止出现匈牙利事件及苏联赫鲁晓夫式人物作准备。201958年整肃军队内部具有很高威望的“儒帅”刘伯承，1959年整肃彭德怀，都是出于对接班人的担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明确警告全党，如果不能听从毛的指挥，他当重新走上井冈山，“打游击”，作好解放军分裂的准备。21

　　毛的“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实验遭到空前的惨败，直至天怒人怨的地步。22毛个人权威受到挑战，不得不有所收缩，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让步，在政治权力上也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陈云主持工作，所谓一线、二线在6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成为一种被迫的事实。所以，邓小平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说：“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