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60周年：关于一场改变了世界的审判

【译者按】《南德意志报》最近连载刊登了纽伦堡审判六十周年的系列报道及评论，我觉得一些看法和观点非常有意义，选译了部分文字译出。供读者参考。

　　第一部分

　　邪恶的可耻结局

　　惊悚的传译：阿诺·汉博格法庭亲历纳粹头目的辨白——他们怯懦的陈述使他惊诧

　　约翰·开普

　　走下美式军用吉普车，满目疮痍。这就是他一直恨并念着的家乡。他不知道多年来使他魂牵梦萦的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我根本什么也没有去想，”他说，“我整个人都变得空荡荡了。”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1945年5月27日。这一天，阿诺·汉博格回到了他在纽伦堡的故乡。

　　他站在普拉尔广场，一个旧城门的广场前，抬头仰望着帝王城堡。曾经被工场，尖顶山墙和成片的屋檐瓦顶所挡住的视线现在倒是自由了。剩下的只有瓦砾和废墟。这就是他的家乡，一度抛弃了他的家乡，被卷入了屠杀的家乡。他只是屠杀的幸存者：1935年，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他凭着一张过道舱的船票逃往巴勒斯坦。瓦砾和废墟就是这座城市留存下的全部，这座注定成为——现在已经成为了邪恶象征的城市；一座1935年以《反闪米特人法》而出名的城市，其臭名如凯因斯马一样昭著；一座犹太人的仇敌，尤利乌斯·施泰歇尔的城市，此人所著的《风暴》为奥斯维辛和泰布林卡做足了声势。即使在这样一座城市，施泰歇尔及整个第三帝国的领导阶层也能为自己辨白。这还是汉博格所想不到的。

　　谁都不愿承认，我有罪

　　他82岁了，但并不看得出他的年龄。他是以色列文化协会驻纽伦堡的代表，个头不大，肩膀仍然还很宽阔。在犹太老年人之家旁有他的一间办公室，但是谁也没想过，他也是当地居民的一员。多年之后，在纽伦堡检察院600号大厅猛地再见那些给欧洲带来死亡和毁灭的人时的感受清晰地撞击着他的心头。

　　1961年，阿道夫·埃里希曼。那个如会计师般精确计算着恐怖事件的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组织者，站到了法官面前。那一套关于正义与邪恶的陈词滥调老调重弹？“我不知道”，汉博格说。陈词滥调？这并不是他要说的。他要一吐为快的是可鄙，是无赖的申述和诡辩，那些曾经是数万人生与死操控者如今的惨怛相。“这可是我一点都想不到的，我从来没想过，他们竟会是这种胆小鬼。”

　　戈林，他从孩提时代就在纽伦堡见过，那时这还是很危险的，因为犹太人不准靠近“伟大的”纳粹行军。“一个穿着夸张制服的，肥胖的，自我吹嘘的家伙”。施泰歇尔，甩着鞭子，骑在马上“像只孔雀似的在城市里耀武扬威”，曾在1938年“水晶之夜”后强调，“所有德国城市都不容许犹太人的存在”。好吧，现在他们都坐在那儿了，施泰歇尔，戈林，所有那些人，坐到了联军特别军事法庭的法官面前。“谁都不愿承认，我有罪，谁都没有勇气说，是的，那正是我们所计划的，那时我也在一旁。”汉博格说，“昨天他们还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到了600号大厅里，就变成这样一群可怜虫了。”

　　现在轮到的是证人奥托·奥伦多夫。这个特别行动队的首领，曾经在后方屠戮了90000人，因为对他来说，命令无论如何都是命令。“他自己本人甚至意识不到有罪。”

　　年轻的汉博格，穿着英国军服，作为一名战斗者回到了家乡。他的父亲早先就教导过他，不要逆来顺受，不要忍气吞声，“嘿，冲上去！”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汉博格一家原是在一家小型军火厂工作的。1933年，这个年轻的男孩子不得不离开学校：他摁着一个同学的脑袋往墙上撞，因为他骂他“犹太佬”。汉博格参加了沙漠中的战斗，那里，希罗奈卡领导着对抗埃尔温·隆美尔的沙漠军团的斗争。1942年他一度看守德国战俘。他们并不知道，他听懂了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些人对他们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但未来的胜利属于他。

　　汉博格作为犹太军旅中的一名士兵回到了欧洲。他亲眼目睹了德国国防军（1935－1945）在意大利投降。随后，冒险一般地偷偷越过防线，进入到被封锁的德国。有一个近乎奇迹的惊喜在等待着他。自1939年，被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父母的消息了。他不得不认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正如他那被一辆火车拉往了东方的姑姑一样。他穿过废墟中的纽伦堡，前面是他被毁坏了的家。在犹太人和平之家里他找到了一个熟人，他指给他停放尸首的大厅。在那里，他的父母搞到了一个安身之处，两人都还活着。他们叫喊着，当他们认出他，他们长大的，穿着解放者军装的儿子。“简直难以相信，我们真的又见面了。”

　　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

　　由于父母的缘故，他留了下来，没有去以色列。1945年，在600号大厅里，他多次目睹了对头号战犯们的审判。那时他已报名参加了联军法庭，是作为一名审判的翻译工作者在此工作的。审判一直持续到1949年，那些被暴露出鲜为人知的事件进程和“特殊情况中的人性”的渊薮纠缠着他，使他久久不能释怀：

　　冲锋队和空军的医生，在囚犯们身上试验人体耐寒能力。他们把赤裸的女囚犯投进冰水里几乎冻僵，然后进行复苏尝试。他们在空军的斗室里试验人的头盖骨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在每天的报告中（“现在的工作是，把人在空气中冰冻”）都在向拉文布吕克集中营索要新的牺牲者。他们也可能会把工作地点放在达豪集中营，因为那里传来了那些无此实验权利的人要求得到“研究工作的原材料”的呼声。他们的报告结尾简简单单的写着：“然后他就咽气了。”

　　不，当他读到，听到这一切，看到这些凶手现在不系肩带，面无血色地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胜利的满足感。直到现在他都不能明白，是什么驱使他们犯下如此罪行的。“他们自己也曾经是孩子，在一个文明的国度成长，念过书，和其他人一样。”

　　纽伦堡人民法院“向我们展示了在20世纪人类都做得出些什么。”汉博格说，“首先就没有给那些相信绝对权利的人本身以行为准则的自由。”在他看来，特别军事法庭是一个献给正义的祭礼，只有武力才能使正义得到伸张，虽然极端，却是绝对的必经之路。是的，想到那些在英军空袭中死去的人们他就难受。1945 年1月2日，他少年时代的纽伦堡在空袭的大火中化为了灰烬，仿佛它从不曾存在过。炸弹不长眼睛，它不认得谁有罪，谁无辜。这就是战争和法律的不同。

　　兰开斯特轰炸同样也摧毁了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包括运输车和如山的铁证——那里面详细记录了纳粹政府怎样在他们走向毁灭的时候还一丝不苟地策划着，如何把纽伦堡最后一批犹太人送往死亡。在这最后一批人中，阿诺·汉博格的父母也在其列。

　　直到今天，他都是一个在道义上毫不含糊的人，信仰严谨的教区代表，反对新老纳粹的战士，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1972年开始，他就是市议会的一员）。他热烈拥护一个新纽伦堡的诞生，一座竞争与人权即博爱共存的城市，并为这样一座城市的建设出谋划策。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太温和了，因为它并没有把所有被告都送上绞刑架，因为多尼茨只被判10年，阿尔伯特·施皮尔只被判20年监禁，而有三个被告竟是作为自由人离开600号大厅的。汉斯·弗里彻，那个通过收音机煽动，挑唆民众的人，汉博格问，真的可以就这么一走了之？“我认为，他们根本不配就这么轻易地被放过。”不过现在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也许内心深处他永远不愿这样，但至少可以出于理解。“事后看来，这样比较好，”汉博格说，“法官们是纯粹从个人的罪过上去进行判决的，这样，从一开始就堵住了那些关于‘胜者的正义’的谣言。”正因为这样，国际法从纽伦堡开始，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那么那些德国人，那些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市民们，他们怎么看呢？许多人对那些日复一日被审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表现出讶异。对于这一点，汉博格从心底表示轻蔑。同他的坦率相反的是，他们甚至没有诚实的勇气。大家一味地推拒，就是不肯接受或者承认：纽伦堡真的有过纳粹吗？“这真使我无法忍受。”战后，汉博格这样说。

　　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早在战前就都知道。许多事情：就像还是一个孩子的他，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所有朋友；就像早在1933年：党卫军把他的叔叔，一个强壮的男人，拖进一家客栈，赤条条的绑在桌子上用椅子腿抽笞他，他们后来把他扔到了大街上，他活下来了，在1941年死在路边的一所房子里。汉博格就在 1933年的医院里见到过他，“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像1938年的焚烧犹太教堂。

　　战争过去几十年了，他仍然要问每一个如此“健忘”的纽伦堡人：“我的姑姑那时上哪儿去了？就是那时，你们不是说自己并不曾‘目睹’什么，也没什么事情好‘明白’的吗？难道她是去了北厄尔尼，去了那里的海滨浴场？”

　　可是不，她不在北厄尔尼。她在犹太人的大批押放中被带到了伊茨比加，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如果阿诺·汉博格真能为人理解，那么纽伦堡至少应该承认并接受一点：那些对这种大批押放负责的人非常清楚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而且任何托词都无法为这样的罪孽辩护——如果我们能假设，这世界上存在一个法官。

　　“我的心在痛”

　　1945年11月20日，起诉书震撼了大厅里的听众——而案犯则“挖掘出不折不扣的美国式幽默”

　　罗伯特·普洛勃斯特

　　“作为个体，他们的命运对这个世界并不重要。但这些被告曾经代表了一场暴力的浩劫。这浩劫，即使在这些被告本人化为齑尘的多年后，阴影仍将在地球上四处游荡。因此，我们现在的行为被赋予了极其崇高的意义。”（美方检察长罗伯特·约翰逊的开场白）

　　“全体注意，现在开庭！”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3分，纽伦堡费尔特大街100号。主诉官的声音第一次回响在检察院600号大厅。所有人都肃然起立了。法官们走了进来。在IMT(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前站着21个“头号战犯”，即纳粹政权所剩的最高头目。美国翻译官燕妮·莱斯特“十分惊讶”： “最初印象使我十分震惊：这些罪犯们看上去都那么无害而平凡。我本以为会看到一双双沾满鲜血的手的。”这一天，全世界都在凝神注视着纽伦堡。一场“世纪大审判”开始了。

　　被告们在木制长椅上坐成前后两排，审视着法官，起诉人，旁听席上的媒体和观众以及玻璃罩后的书记和翻译官，目光安静而专注。赫尔曼·戈林这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带金扣的制服式外衣。在报界明晃晃的闪光灯下，有几个被告戴上了墨镜。只有鲁道夫·黑斯，原希特勒代理人，一身别无他物。他在看一本从监狱图书馆借来的书。

　　以原告身份出席的有：国际军事法庭，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社会主义苏联。就是这个盟军，经过长达数年的战斗，在刚刚过去的1945年5月，最终迫使纳粹政权无条件投降。纳粹案犯极其盟友说这个审判是“胜而为王者的正义”。美方主诉罗伯特· 约翰逊却说：“在这个护栏前，真正的起诉者是人类文明。”

　　起诉人承受着巨大的时代压力。他们决不愿这一切变成寻开心式的“爆料性媒体炒作”，他们所想的，只是尽可能完善地向这21 个被告中的每一个证明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的罪行中所必须承担的罪孽。尽管盟方早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谈上已就纳粹战俘的处罚问题达成共识，但留给具体的审定的时间还是太少了。1945年5月初，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联邦法官罗伯特·约翰逊为总检察长。约翰逊首先依赖于笔录资料：“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使人信服的证据澄清使人无法相信的事实。”事实的审定与审判同步进行。燕妮·莱斯特回忆说：“我们的士兵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把新的材料带到纽伦堡。这些材料来自四面八方，从矿山，从档案馆，从监狱，从原先的德意志帝国的各方各面。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举一动就这样逐渐露出水面。纳粹的确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1000多人投身于起诉工作中。

　　约翰逊开始发言了：“尊敬的法庭，人类历史在这里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审理和平的罪人。我们之所以特别要这样做，因为它所要昭示的是一个明确而不言而喻的义务。我们将要对其进行宣判和惩处的罪行是精心策划的，邪恶的，带来的是毁灭性的后果。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这样一些罪行的漠视。”起诉方将所有罪行分为四类：

　　1．参与战争阴谋策划罪（有悖和平和人类的罪行）

　　2．毁坏和平罪（侵略战争的策划，操备和实施）

　　3．战争罪（对被占领区人民的屠杀，虐待和流放，对战俘及人质的屠杀和虐待，对城市的劫掠和摧毁）

　　4．反人类罪（战前及战争期间对无辜平民的虐杀，灭绝和奴役及其他无人道行为，包括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的迫害）

　　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在他为《生活》周刊撰写的《纽伦堡日记》一书中总结了起诉书中最令人揪心和恐惧的章节：“当检察官提到了反犹的罪行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约翰逊安静而简练地继续着对那些疯狂之举的描述，直到结束。有时，他的申诉中仿佛带着讶异，就好像他不愿相信或证实自己所宣读的文件似的。这是一个理性而正直的人的呼声，他所发现的罪行使他不寒而栗。纳粹头目们，嘴都扭歪了，直直地瞠视着法庭明亮的灯光。也许，他们终于头一次用全世界评判他们的眼光来打量他们自己。

　　起诉书于10月18日正式送到了它在柏林的被控告者手中。这份起诉书长达10页，宣读它用了一整天。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他写到：“我的心在痛，为那些我亲耳所闻而痛。”

　　笔录被告的发言如：

　　开特尔：“对一个士兵来说，命令就是命令。”

　　多尼茨：“不折不扣的美国式幽默。”

　　黑斯：“我记不起来了。”

　　第二天，所有被告都公开声称自己“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