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去世后，一群美国学者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讨论，谁是毛泽东的真正继承人，而卡特政府应采取何种对策。据说是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打断这一讨论，他认为这毫无意义，他说他这一代苏联专家用１０年时间来讨论谁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还是布加宁，结果“赫鲁晓夫掌权了，我们把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确凿可靠的是，他们全秃头，赫鲁晓夫非常聪明，没有被人注意到”。

    不过，如果你身在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７年，你很难不注意到邓小平。他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顿行动令经历过１０年剧烈动荡的中国人印象深刻。在逝世前的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已被注射了麻醉剂的周恩来，用最后的力气对邓小平说：“这一年多来你干得比我好，你比我强。”

    我们常常倾向于遗忘历史细节。３０年后的今天，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就自然地执掌了权力。但只有身经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到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重新执掌中国的道路是多么艰辛。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祝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之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则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你办事，我放心”和在抓捕“四人帮”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带有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成为新秩序的象征，他创纪录地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职，还拥有实权人物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年纪超过４５岁的人直到今天，还会津津乐道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间，中国权力的戏剧性变化。“两个凡是”是如何被打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怎样曲折发表的，一些细节也令人怀念，在１９７７年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广场有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２日，是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的纪念日。那些历史的宏大篇章与意味深长的碎片，被再次记起。距离邓小平去世刚刚７年，过短的时间妨碍了人们对他作出更为全面与客观的论断。到目前为止，我们未看到一本有关他的权威传记，或是关于他的时代的深刻概括。他的女儿的作品，亲切却并非严格的传记。党史专家们编纂的作品枯燥而简单，与邓小平生动、戏剧性化的个人经历相去甚远。几位西方作者尽管角度还算新颖，却无疑都远离中国语境，前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 ·伊万斯的传记《邓小平》语言通畅，却仅仅是一部简介式的作品，并且只记录到１９８０年代末；一位美国学者莫里斯的《邓小平年代》，记述了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４年的中国，并追问了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却带有学院派的枯燥，而且带有过分偏爱毛时代的偏见；一些记者型的通俗历史学家们，可以记录过去３０年中国社会的社会变迁，从牛仔裤的流行、反精神污染到１９９２年南巡和民工潮，却无力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微小的历史细节之间建立令人信服的联系，为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梳理出清晰的线索……党史资料的封闭性、中国人不喜欢谈论他人的特性，诸多的政治禁区，使这个耐心寻味、兴致盎然的题材一直被搁置着。

    当邓小平在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离世时，整个世界对他的评价几近一致。用不到２０年的时间，他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貌，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项目，使中国重新获得了回到世界中央的希望……比起过去１５０年的剧烈动荡，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间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但将邓小平仅仅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我们对于邓小平的习惯性看法，多少带有某种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冷战色彩日趋减弱乃至最后衰亡，整个西方世界推崇自由市场革命，它由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共同推动，并变成了某种新的意识形态，在这２０年里，经济思想的奠基人不再是凯恩斯、或是更早的马克思，而是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国家变成了一个恶棍，而不受干涉的市场则是拯救一切的天使。于是，邓小平立刻被想当然地视作这场运动最值得期待的力量，天哪，十亿人拥抱市场是何等壮观，中国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该多么波澜壮阔……这是西方流行报刊（尤其是美国）最热衷的思维方式，于是，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两次成为《时代》的年度人物。

    一种简单、粗暴的类比通常被运用于邓小平与２０世纪的其他中国领导人。孙中山想移植美国的民主政体，毛泽东则探索苏联模式，谈到邓小平，他则进行了市场替代计划体制的改变。人们谈论中国经济的成功，似乎总是习惯性地忘却——改革从来都不可能存在于单一层面，只关于经济，而不涉及政治与社会层面。

    自从１９２０年代留学法国以来，邓小平从未表现出对理论方面的任何特别的热情，直到去世时，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１９７９年开始改革开放之旅时，他很可能甚至肯定不知道哈耶克与弗里德曼是谁。他是一名伟大的实用主义者，经验与常识而非预先的假设支配了他的主要判断。他决定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并非中国面临英国与美国意义上的大政府病，而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糟糕的表现。中国的历史总是呈现钟摆式的格局。而一切改革的开始，是从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开始的。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与“解放思想运动”，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回顾整个８０年代，农村改革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更令人激动的领域，则是在政治与思想领域。毛泽东被重新评价，人民公社被废除，老干部大批离休，党内民主被引进，舆论获得大跃进式的开放，各种思潮吸引了年轻一代，对外开放重新塑造了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重估一切价值”成了８０年代的鲜明特征之一。过度商业化则是９０年代的特色之一，因为１９８９年的分水岭作用，它也很容易被视作一个马克·吐温所说的“镀金时代”。人们在８０年代想象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在１９９２年之后的短短几年间几乎全部被清除，市场经济在１９９２年被正式确立，而在邓小平逝世后９个月的十五大上，所有制崇拜也被清除……但是，认为所有的变化都只在经济领域发生也并不准确。我相信，正是９０年代的经济飞速变化，提供了今日中国人享有的极大自由。更狭窄意义上的表达自由与政治自由当然至关重要，但是人们自由迁徙、随意地为不同的机构工作，免于经济上的压迫，也同样重要，经济自由不仅是政治自由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本身也是自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化是９０年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所孕育出的尚还脆弱的市民社会，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提供了自由空间。

    在一些方面，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的确仍拥有中国传统的鲜明印记，毛泽东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他的能量既带来了新秩序，也导致了巨大的混乱，而作为第二代的邓小平则是国家的建设者，他要恢复秩序，开始更多更多非浪漫性的工作，费正清甚至作了一些不准确的类比：唐太宗、宋太宗、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最重要的贡献，是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更为正常的国家，她有自己明确的利益，相对清晰的目的，不那么夸张的雄心抱负，她的人民拥有正常的人的欲望……
    对于所有伟大的改革者而言，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而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９２年是邓小平生命中的两个关键年份，在各自的年份，邓小平都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正确决定，而一切政治决策的精髓都在于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特定的环境，作出适当的判断。爱默生说，伟大的人物并非与常人不同，而是他们能够说出千百万人心中所想，那么邓小平无疑符合这一点。

    我更愿意将邓小平时代，视作中国漫长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最为正常的环节。２０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美好制度的出现，绝不能依靠复制的方式，它必须依赖自我生长，我们需要更为耐心地等待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