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哲学与文化--诸子论水

●孙子与水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经年不断的征伐实践为军事思想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沃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兵家，被誉为兵圣的孙子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孙子名 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今山东惠民人，或说博兴、广饶人）。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稍晚。孙子在军事上的伟大建树主要体现在他为后 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上。这部不足六千字的兵书，言简意丰，深刻提示了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同时也是一部精粹的哲学著作，其兵法理论中总揽全局、综合比较、求实超前的能动运筹理论和能动辩证、因利制权的作战指导思想，也 被被广泛应用于外交、经济、体育等非军事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自古以来，水与战争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兵形象水”，用水代兵 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而水所独具的无常形及所兼有利与害、柔弱与刚强、防御与进攻两重性的特点，与战争的特性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因 而水对兵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七篇直接谈到了水与战争的关系。以水的特性和功用论述军事思想，堪称《孙子兵法》的鲜明特色之 一。

一

　　孙子注重造势，即在战争中造成有利的态势。在《计篇》中，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 进行比较分析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关于“势”的命题。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就是说，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 纳，这只是战争的常法，还要凭籍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这个变法就是“因利而制权”的“势”。战场中的这种势，很难用生动的战例和具体 的语言表达出来。孙子用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激水漂石现象作比喻：“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篇》意思是说，湍急的 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其汹涌之势可以把大石头冲走。……善于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他所掌握的行动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这里，孙子提出了 “势险”和“节短”两个重要原则。“势险”说的是军队运行速度。“激水之疾(急速)，至于漂石”的比喻形象地强调了速度是发挥战斗威力的重要条件。“节 短”说的是军队发起冲锋的距离。孙子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势篇》作比喻，要求军队发起冲锋时应像雄鹰搏击小鸟那样，以凶猛的速度在短距离上突然发起 攻击。这就对指挥作战的将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要注重“造势”，以争取主动，形成优势地位，从而打败敌人。

　　交战的双方是否处于有利 的态势固然重要，但战争的胜负还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对比。即使一方处于非常有利的态势上，如果实力不济，最终也要走向失败。孙子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 点，又提出了“形”的概念。所谓“形”，指的是军事实力。《势篇》中说：“强弱，形也。”孙子认为，创造条件，积蓄军队的作战力量，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是战胜敌人的客观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去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才能取得胜利。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又说：“故 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同上　孙子把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建立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而且要求这种 强弱对比如同“以镒称铢”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他用在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奔腾而下，其势猛不可挡的力量比喻军形，说明军队只有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用兵作战 时才会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不可抵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子兵法》中的“势”，主要讲的是主观能动作用的 发挥，从而造成有利的形势；“形”，主要指军事实力。只有在一定的“形”即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指挥才能，造成有利的“势”，才能战胜敌人。从中 也可以看出，孙子在认识论上具有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以水为喻，使得“势”、“形”这对抽象概念变得具体、形象和易 于理解。

二

　　用兵作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十分重要。对此，孙子提出了“奇正”和“虚实”的原则，即指挥作战所运用的常法和变法。

　 　孙子非常重视战术的“奇正”，尤其重视“奇”的运用。他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故善出奇 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就是说“奇”与“正”的关系，是相变相生的，“奇”可以变为“正”，“正”可以变为“奇”。为了形象地表达 “奇”、“正”变化之关系，善用比喻的孙子信手将大千世界的天地和江河拈来，用以阐述其深邃的军事思想，指出：一个高明的将帅，应随机应变，随着战场情况 的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活用奇正之术，变化奇正之法，是指挥员临时处置情况所必须把握的艺术。在广阔的战场上， 尽管奇正的变化“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但落脚点往往在一个“奇”字上。唯有善出奇兵者，才算领悟了奇正变化的要旨。

　　与奇正之法相对应，孙子又进一步提出“虚实”思想，即“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作战指导原则。

　 　“虚实”是奇正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对范畴指的是军队作战所处的两种基本态势——力弱势虚和力强势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孙子在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水形 与兵形有十分相似之处：“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就虚。”《虚实篇》用兵的法则像流动的水一样，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 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孙子因水之启示而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战争原理，为历代兵家战将所推崇，并成为屡试不爽的克敌致 胜之法宝。

　　如何作到“避实而就虚，因敌而制胜”呢﹖孙子认为应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战法而取胜敌人。他又一次以水作喻：“水因地 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就是说，水因地势的高下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原则应根据敌情而决定 克敌致胜的方针。所以，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够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这就告诫军事指挥员， 指挥作战时要针对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能把握胜利的主动权。

　　以上孙子关于以水论兵的论述，不但妙语连珠，而且哲理精 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河水在不停地流动， 当人们第二次踏入这条河流时，接触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水流，而是变化了的新的水流。智者所见略同，孙子用与赫拉克利特相同的观点，把战争看成是水一般“流动 体”，而不是“凝固体”，并由此提出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著名军事格言，对后代兵家的启示可谓大矣！“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 而取胜者，谓之神”。斗转星移，四时更替，一切客观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战场上的情况更是瞬息万变，如果千篇一律、墨守陈规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 况，就会失去战机，甚至会招致失败。

三

　　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孙子十分重视“地利”，认为它 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在《行军篇》中，孙子论述了充分利用各种地形行军作战的方法，特别对依水作战的原则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 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这里，孙子讲了五层意思，也就是五条依水作战的原则：

　　第一，“绝水必远水”，部队通过江河后必须迅速远离河流， 以免陷入背水作战的险境。远离江河，既可引诱敌人渡河，致敌于背水之地，又可使自己进退自如，不受阻挡。

　 　第二，“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如果敌军渡河前来进攻，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乘它部分已渡、部分未渡时予以攻击，这样才有 利。“半渡而击”，这一江河作战原则，经古往今来许多战争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原则。例如，公元前５０６年，吴楚交战，吴军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附 近）击败楚军后，乘胜追击，于清发水（今湖北省安陆西的涢水）追上楚军。吴军采取“半济而后可击”的战术，乘楚军部分已渡、部分未渡的混乱之际，发起攻 击，大败楚军。

　　第三，“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这是江河作战的又一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如果我方决心迎战，那就要采取远离河川的布置，诱敌半渡而击；另一方面，如果我方不准备迎战，那就阻水列阵，使敌人不敢轻易强渡。

　　第四，“视生处高”。即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切勿在敌军下游低凹地驻扎或布阵。

　　第五，“无迎水流”。不要处于江河下游，以防止敌军从上游或顺流而下，或决堤放水，或投放毒药。水战据上游，有地利的优势。

　　孙子还强调，在涉江渡河时，要注意观察水势，不能莽撞行事。他说：“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河流上游下暴雨，看到水沫漂来，要等水势平衡以后再渡， 以防山洪暴至。

　 　另外，关于在山地行军作战，孙子认为应“绝山依谷”，即通过山地必须沿着溪谷行进，因为山谷地形比较平坦，取水方便，且丛林密布，隐蔽条件好。关于在盐 碱沼泽地行军、作战，孙子认为要“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军交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因为一旦缺乏水草和粮食，军队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由 此可见，孙子对水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强调在各种地形与条件下争战都必须考虑水的因素，以免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当年，魏蜀交战，蜀将马谡 屯军山上，被魏军断了水源，导致军心大乱，溃败而痛失街亭，成为千古恨事。

　　在《火攻》篇中，孙子不但强调以火助攻，还提倡以水助攻。 他说：“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认为用水来辅助进攻，攻势可以加强。水可以分割、断绝敌军，从而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历史上，以水攻助战、以水代兵并 获得胜利的战事不乏其例。著名的如三国时，蜀将关羽借水攻击樊城北的魏军，取得了水淹七军、大获全胜的骄人战绩。

　　《孙子兵法》是一部 “舍事而言理”，即采取“抽象法”论述军事理论的杰出著作。但为了使抽象的军事理论为人们所深刻理解和掌握，慧眼卓识的孙子往往采用“近物取譬”的办法， 以世间诸物尤其是水的特性和作用为比喻，阐述深奥的军事原理，从而使抽象的《孙子兵法》平添了生动和形象，也为我们诠释这部“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详备 富赡的伟大兵书的思想内容提供了感性的依据。同时，由于水的特性和功用，使得以水助攻、以水代兵、依江河作战等原则，必然会成为重视“地利”之《孙子兵 法》论及的主要内容。

●墨子与水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鲁国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说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百 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冠盖群说，并称“显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降，由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加之其他因素，墨学渐成 衰微之势，并几近湮没，但墨家的思想和精神并未因此灭绝。历史进入近代，墨学再度复兴，并一度被视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济世“良方”，接引“西学”的工 具。纵观体现墨家文化思想学说的《墨子》(为墨子及其弟子与后世学者著述的总汇)一书，几乎包罗了当时可能取得的各种知识，涉及到哲学、伦理、政治、经 济、管理、军事、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堪称“百科全书”。从水文化的视角去考察，我们同样也会感受到《墨子》书中质朴而浩瀚的文化思想中透露出颇 为丰富的水文化信息。

一

　　墨子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思想家，其学说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最富个性特征的学说。墨子博学多 识，广泛吸纳了夏、商、周文化和当时的地域文化，并在这些文化的滋养下开宗立派，创立了墨家独特的思想体系。三代文化和当时的区域文化，是墨子思想的理论 渊源。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三代圣王尧、舜、禹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大禹治水、救世济民的伟大精神和光辉形象，深深地影响了墨子，并成为墨子和墨家效法的榜 样。关于大禹治水精神对墨子及墨家的影响，《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 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进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诚如庄子所 言，墨子及其墨家的言行，的确体现了他们心目中的“禹之道”。墨子热心救世，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 命等，皆为救世之术，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精神一脉相承。从行动上看，墨子及其弟子效法大禹亲操橐耜、栉风沐雨的榜样，热心实践，身体力行，他们多系直 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亲自种地、做工，尤其是手工制造更是墨者经常从事的劳动和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墨子本人即是精通机械制造的工匠。墨家这样做的直 接目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劳动经验或制作生产工具，以便指导或便利民众的生产劳动，造福施惠于人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墨家不但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而且生活 俭朴，刻苦自厉，“日夜不休以苦为极”，同时富于奉献和牺牲精神，“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孟子·尽心上》)，以身殉道，死不旋踵。上述行为所表现出的言 行一致、亲身践履、严于律已、勇于奉献的精神和品质，同样是大禹精神的集中体现。

　　墨家不但以大禹为心中的楷模，并力行效法，而且 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在《墨子》书中，多处赞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业绩和精神。墨子指出：“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兼爱中》)他 还大量征引大禹治水的事迹，说明“兼爱”的主张取法于大禹等圣王的政治实践。“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 鱼窦，以汇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滹）池（沱）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为漏大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 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河、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这段话通过记述大 禹不辞劳苦，四处奔波，疏导九州各河，消除各地水患，惠及人民的“兼爱”事迹，说明古代大禹等圣王是“兼爱”的倡导者，从而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尚贤”是墨子治国的基本纲领。战国初期，政权仍为贵族封建主垄断，广大下层士人要求参与政事的呼声日高。对此，墨子提出了“使能以治之”的任人唯贤原 则，指出用人应当“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尚贤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而举之”(《尚贤上》)，进而提出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尚贤上》)、“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贤中》)的用人主张。他还以“鲧禹治水，一败一成”的事例，说明了选贤任能方能安邦治国的道理， 指出：“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执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尚贤中》)尽管鲧的出身十分高贵，官职地位很高，但因他德 庸才薄，治水无功，不但丢了官位，而且被诛杀以谢天下。墨子继续阐述道：“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鲧被杀后，德才兼备的禹受命于危难之中，继续领导人民治水，不畏千辛万苦，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平定水患，“主名山川”，成为德盖天地的圣王。

　　由此观之，如果说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水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墨子的思想和行动则充分体现了“大禹之道”，或者说深深地打上了大禹治水精神的烙印。

二

　　同先秦诸子一样，墨子也善用水的特性和功能来作譬喻，为自己的主张作论据、作支持，从而增强其思想观点的说服力。

　 　“兼爱”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之一，有人认为它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墨子认为造成家、国、天下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人人不相爱，彼此相互憎恶、残 害。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唯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墨子认为“兼爱”这种作法，不但有利于天下，而且容易做到，之所以不能施行，是因 为执政者不喜欢它。墨子指出：“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 (《兼爱下》)认为只要执政者大力倡导推行“兼爱”之道，就如同火向上窜、水往低处流一样，将在天下形成一种不可遏止的态势。

　　在墨子 的政治思想中，十分强调执政者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道德修养是为人治国的根本，因此君子必须努力进行自身的品行修养。他还特别指出了不注意品行修养 的危害：“本不固者未必几(危)，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源)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修身》)这里，墨子以水的源头污浊，整条河流也必将混 浊的生动事例，形象地说明了不注重品德的修养，作人为官就容易私欲熏心、滥施恶行，多行不义必自毙，久面久之就会陷入污秽的深渊不能自拔，招致身败名裂的 恶果。

　　“亲士”是墨子十大政治主张之一。墨子认为，要治国安邦，君主必须亲近贤士，使用贤才。为此，他专门论述了如何亲士和用士的问 题，指出：“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 源之水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溪陕(狭)者速涸，逝(流)伐者速竭。”(《亲士》)认为执政者只有象江河纳百川那样， 不拘小流，虚怀宽谷，才能广泛延揽使用各方面的人才；只有象江河有无数源头那样，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和兼收并蓄，才能兼听则明，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长生保 国。反之，如果器量狭小，不能包容万物，广布恩泽，就会象狭小的溪流容易干涸、很小的小川容易枯竭那祥，成为孤家寡人，最终将落得个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 下场。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的上述思想还体现了他对辩证法中量变质变关系的认识。“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以江河成其泱泱巨流是由千川万源汇纳而成的事例，说明事物发展过程本质上是通过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的。

　 　墨子还从事物对立面的转化、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中，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度”的客观存在，提出了“太盛难守”的命题。他说：“是以甘井近竭，招(乔)木近 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故曰：太盛难守也。”(《亲士》)甘甜的水井往往因人们争先取用而率先枯竭，高大的树木因有用常常先被砍伐，灵验的宝龟总是先 被烧灼用于占卜，神异的蛇常常先被曝晒用于祈雨……这些“太盛难守”的现象恰好与辨证法所讲的适度原则有惊人的一致性。在墨子看来，为人做事必须把握好 “度”，不可“太盛”。否则，事物往往会转向其对立面，造成不良甚至十分严重的后果。可见，墨子已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些具体现象中悟到了矛盾对立面之间相 互转化的规律，尽管他的这个认识是朴素的，模糊的，不明确的。

　　以上列举的关于墨子以水的特质为譬喻，阐明事理、论证观点的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墨子作为先秦思想巨匠对水的观察以及由水引发出哲思的深刻性。

三

　 　墨子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一生奔波于各诸侯国之中，宣扬“非攻”，反对战争，并力主防御，即用防御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实现“武装和平”。据《墨 子》一书记载，他曾成功地阻止了齐伐鲁、鲁攻郑、楚侵宋等三次即将爆发的战争，显示出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墨子阻止诸侯间的攻伐，并不一味依赖于说教，他深 知诸侯争霸，有些战争很难避免。因此，他带领弟子创造了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这些学说主要载于《墨子》中的《备城门》、《备水》等11篇专门的军事著作 中。墨子时代，滔滔的江河、滚滚的激流已成为诸侯以水代兵、进行兼并战争的工具。针对当时水攻战例普遍出现的情况，墨子率众弟子在深入研究分析和实地考察 测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付水攻的防御办法：“城内堑外周道，广八步，备水谨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渠)亓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 泉。置则(测)瓦井中，视外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耳(渠)。并船以为十临，临三十人，人擅弩计四有方，必善以船为轒辒。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 共船，亓十二人人擅有方，剑甲鞮瞀，十人人擅苗(矛)。先养材土为异舍，食亓父母妻子以为质，视水可决，以临轒辒，决外隄(堤)，城上为射机疾佐之。” (《备水》)墨子明确地阐述了破敌人以水攻城的战术方法：一方面，要在城中地势较低的地方开挖渠道，在地势更低的地方挖井，使它们相互贯通，以便引水泄 漏。同时，还要在井中置放“则瓦”，随时测量井中的水位，如果发现水深达到一丈以上，就开渠泄水。另一方面，挑选训练有素的三百精兵以及快船二十只，组成 决堤突击队，出其不意地冲到城外，决堤放水。为了加强攻击力量，每两只船并列在一起，叫做“一临”。每临配备三十名孔武有力、具有专门技能的士卒，携带弓 弩、长矛、锄头，头戴盔、身披甲，利用黑夜，在城上转射机的掩护下，冲到城外，持锄挖堤，并辅以轒辒船冲堤。这样，敌人用水攻城之法可破。

　　主要参考书目

　　　　1．用才珠、齐瑞端《墨子全泽》,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史向彦、陆建华《墨子外传·墨子百问》，安徽人民出版杜，1997年版

●管子与水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我国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作为一代名相，他在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 革，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成就了一代霸业。后人追述其言论著成的《管子》一书，是一部丛集诸说、涉及百家、包罗万 象、宏博精深的奇书（据考证，该书是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数代“管仲学派”的集体著述，最后由刘向“定著”的，计86篇，亡佚10篇）。尽管该书“非一人之 笔，亦非一时之书”，但其中的多数篇章记录或反映了管仲的治国思想。书中《水地》等篇关于“水”的论述堪称大观，别具特色，蕴涵着丰富的“水文化”内容。

一

　 　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把金、木、水、火、土“五行”视为世界的本原。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水生万物的哲学观念 （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几乎是中华民族一种普遍的心理意识，《管子》一书的作者就是持有这一观念的代表。《水地篇》说：“故水者何也？万物之本 原，诸生之宗室也。……万物莫不以生。”明确地把水看作世间万物的根源，是各种生命的根蒂。为了增强上述论点的说服力，《水地篇》接着说：“是（水）以无 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华，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 著。万物莫不尽其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这段话主要表达了二层涵义：其一，水浮天载地，无处不在，世间万物中都有水的存在，这是水独具的神奇之 处。其二，万物之所以繁衍生息，充满生机与活力，靠的是水的滋养哺育；如果没有水，万物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

　　在《管子》看来，水不仅 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命之本，同样也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本源：“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凝蹇而为人。”这就强调了人是由水生化而来的， 即男女精气相合，水流布形成胚胎再成为人体。其实，人和万物一样，不但生命孕育离不开水，而且生产生活更是时时刻刻离不开水。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除 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则成了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物质元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 都离不开水的滋润。

　　可以说，《管子》的上述观点，与人和世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唯心论是针锋相对的。

二

　 　和先秦前后的许多思想家一样，《管子》的作者也热衷于以自然之水的品性和功用比附于“道”或君子之德。似乎是受道家鼻祖老子的影响，《管子》也极力推崇 水，盛赞水是“具材”（材美兼备），是“神”，要求人们取法于水。《水地篇》说：“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 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这段 话主要意思是说：水是既具备材又具备美的。水柔软而清澈，能洗去人身上的污秽，这是水的仁德。水看起来是黑色的，其实是白色的，这是水的诚实。计量水不必 用“概”（刮平斗斛的器具），流到平衡就停止了，这是水的道义。人都愿往高处走，水独流向低处流，这是水的谦卑。谦卑是“道”寄寓的地方，是王天下的器 量，而水就聚集在那里。这里，《管子》依据水的不同功能和属性，以德赋之，唱了一曲水之美的赞歌，实与老子“上善若水”和儒者“以水比于君子之德”的观念 一脉相承。尤其是“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的言论，分明是道家水性哲学的体现。这里，《管子》通过盛赞水具有的“仁德”、“诚实”、 “道义”、“谦卑”等优良品德，主旨是规劝人们要向水学习，效法水的无私善行，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三

　　治理国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似乎与水不太搭界。但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往往能从水性和治水活动中得到治国安邦的启发，并升华为治国安邦的思想。《管子》在以水喻政方面多有精辟的阐述。

　　《牧民篇》指出：“下令于流水之原（源），使居于不争之官（职业）；……下令于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也。……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用水自源头顺流而下、自然而然的形态，说明颁布实施政令应顺应民心、易于推行的道理。

　 　《管子》认为，治国治民必须要掌握好七条基本原则，其中用好“决塞”之术是重要的一条。何谓“决塞”，《七法篇》说：“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 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对于“决塞”的含义，《君臣篇下》做出了如是解释：“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就是说，百姓过 于封闭就要去疏导，过于流通就要去封闭，就如同流水一样，开坝使之流，堵塞使之止。《七法篇》又说：“不明于决塞，而趋众移民，犹使水逆流。”《管子》受 水有利有害、能行能止、能上能下等特性的启示，在治国治民上制定了一些处理矛盾对立统一的策略。如“治人如治水潦……居身论道行理，则臣服教”（《七法 篇》）；“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也”（《君臣篇下》）。

四

　　俗话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此，《管子》有深刻的认识。《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即认为水不但是孕 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作 者还通过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河流和水质情况与国民的体貌、性情、道德等对照起来，指出：“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 轻而果敢。越之水浊重而自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作者具体论述了齐、楚、越、秦、晋、燕、宋各国水质的差异 对当地百姓品貌习性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上述评说与事实未必完全相符，甚至渗杂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因素（如战国诸子对宋人常有微词，而该文“独赞楚而美 宋”），不免失之偏颇，但其阐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可能是受《管子》的影响或者与 《管子》“英雄所见略同”，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地形训》、《汉书·地理志》以及《世说新语·言语》、《水经注》等典籍中，都有与《管子》类似的言 论。如《吕氏春秋》说：“轻水多秃与瘿人，重水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幸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多尩与伛人。”《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 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 气。这样的分类虽不一定科学，确也道出了山水感召和影响人类的客观现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认为水对人的气质、情操、心态等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他曾有这样的描绘：“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水注之，水出西溪，……斯地盖古冶官所在，故水权称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 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 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这段文字无非是说，澄明水质、清冷渊流可对士人闲适柔静的风度产生不小的影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则把前人的认识用 “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八个字加以概括，可谓言简意赅。事实上，人们生活的环境因地理、气候的关系，造成了水的多寡和时空分布的不同；同时水对处于不同环 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泽与灾难也是不同的，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必然造成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习俗和价 值文化观念。我国古代逐渐形成的邹鲁文化、齐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世界上出现的内陆农业文化、海洋文化、炎土文化等类型，都有力地说明了不同的地 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对人们习性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

　　尽管人们习性的形成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但绝不能夸大地理环境的决定作 用，而忽视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意义。对于这一点，《管子》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甚至把“水”对人性的影响推入了极端：“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 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民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告人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水地篇》）这无疑陷入了 “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中，因而走向了绝对。

　　与管子同持此观点的人颇多，除中国的以外，近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 书中称：“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精神，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 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为，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这些言论无 疑与《管子》的认识有不谋而合之处。可见，具有唯物倾向、直观片面认识水土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古今东西相映的。因此，从历史的观 点看，我们不能苛求《管子》的作者。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地理环境对人性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古代相对封闭的 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远比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得多。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当今信息化社会中，由于科技的日益发达，交通工具的 先进便捷，使人们的交往、流动十分频繁，客观上大大弱化了传统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把握对人类文化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免陷入各种 极端之中。

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寻找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自己安居乐业的处所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事实上，从 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选择“风水宝地”作为栖息之所的重要性。因此，在数千年的进化过程中，“风水”（尽管其中含有不少迷信的成份）也就成为中 国人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代名词。不言而喻，不但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环境离不开水，而且优美的自然环境更是不能没有水，水在“风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故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出现的大地有机说中，始终把水看作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管子》中亦有精到的见识：“地者， 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血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水对大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就是风水中所 说的“得水为上”的要旨所在。

　　基于以上的认识，《管子》中明显地表现出关于追求理想生存条件的“环境选择”的思想。《度地篇》指出： “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 六畜。”意思是说，圣人选择建设京都之处，必定是地势平缓、水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且背靠着山，左右有大的江河或湖泽，城内筑成沟渠网络来排泻污沥之 水，并导入大的江河而排泻出去。这样才有利于人类万物的生存。《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 省，因天材，就地利。”就是说，凡是建立大小城市，不在大山的脚下，也要在大河的旁边。建在高地的，不能靠近干旱地区，要有充足的水源；建在低地的，不能 靠近涝洼地，以省去建筑排水沟堤的花费。

　　城市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又与水息息 相关。《管子》上述关于城市选址的论述，是古人关于生存“环境选择”经验的概括，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之美 好生存环境的理想，闪烁着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灵光。纵观华夏民族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逐渐意识到选择良好的自然环境对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所 以，无论是半坡时期的聚落，还是殷商时期的城邑，乃至后来的城镇，大多建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此种选址的生态学价值是：靠山或背坡，冬可以挡风，夏可以纳 凉，而且给人以稳固安全之感，同时可以兼顾防洪的需要；靠水，更是人类聚居的必备条件，因为接近水源，一方面可以为人类生活和交往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水还 可以造就清雅宜人、生气勃勃的理想生态环境。由此观之，《管子》中提出的关于选址建城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哲学意义。它提醒今人：在城 市选址、规划和建设中，必须重视防洪、供水和水环境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治水思想。鉴于其内容较多且专业性较强，本文暂且割爱，拟撰专文详细论述。　（注：本文成稿于1998年4月，修订于200年2月）

　　主要参考文献：

　　　　1、《管子全译》，谢洗范、朱迎平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刘沛林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庄子与水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中期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县）人。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更 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奇才和巨人。庄子的文化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庄子 和老子一样，也喜欢从水中感悟和阐发其深邃的“道”理，但二者的思维方法和运用方式大不相同。老子以水论“道”，大多直抒胸臆，是直截了当的断语；庄子则 不然，他往往通过编织奇特的水的寓言故事，来阐发深刻、抽象的哲学道理，其说理方式之奇特、想象之奇幻、运思之深邃、语言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一

　 　思想自由开放的先秦时期，是华夏民族大觉醒的时代，人文思想涌动，各种思想观念奔腾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绚丽缤纷的文化局面。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 文化，因较少受到传统思想的羁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开放性。尤其是集中体现庄子学说的《庄子》一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体文风，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 开放风格。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庄子“逍遥游”的人生思想中。

　　《逍遥游》是《庄子》一书的首篇，也是表达庄子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逍 遥游”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哲学有别于老子哲学最根本的标志。《逍遥游》篇的主旨是说一个人应当突破尘世中的功、名、利、禄、权、势、尊、 位等种种“身外之物”的束缚，使自己的精神作无挂无碍、无我无物的“逍遥”之游。庄子的“逍遥游”所游之处在哪里呢?所谓“六极”之外、“尘垢”之外、 “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但这些不过是想象中的虚静世界。由此可见，庄子的“逍遥游”其实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摆脱名缰利索、道德是非、逻辑理 智束缚的一种优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故庄子的“逍遥游”也叫作“游心”，它不是肉体的飞升，而是精神的逍遥。

　　为了表达其博大无碍而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出手就气吞万里，然而构成它想象的物质基础则是大水——“北冥”。庄子没有说北冥有多大，但既然一条鱼就“不知其几千里”，水面之浩大是不难想象的。在 庄子的笔下，鲲是一条生活在北海、硕大无比的大鱼；鹏就是由鲲而变成的一只巨鸟，与鲲一样，鹏也是个宠然大物，“背若太（泰）山，翼若垂天之云”（《逍遥 游》）鲲鹏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这里，大鹏就是不为外物所蒙蔽、束缚的自由灵魂的象征。为了衬托出鲲鹏挥洒自如的逍遥游理想，庄子以天地间最 大的物象——大海和天空为鲲鹏的活动空间。因为只有大海和天空，才能衬托出鲲之巨和鲲化为鹏（象征至人的精神或灵魂）的伟岸庞大，才能表现出大鹏“水击三 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磅礴气势。庄子借《逍遥游》表达了一种大解放大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独特的人生态度，即人的活动只有从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中超拔出 来，摆脱功名利禄等俗物的束缚，才能使精神或灵魂感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境界。

　　如何做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呢? 庄子教给我们的办法是“忘”（类似的还有“外”、“丧”、“遗”、“黜”、“无”等）。在庄子看来，“忘”是“游”的必要条件，没有“忘”就不能展开“游”的翅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同上）

　 　这里，庄子以鱼在水中畅游来比况人在“道”中。江湖浩瀚，鱼在其中优哉游哉，彼此相忘，恩断情绝。一旦泉源断绝，河湖干涸，鱼儿们在陆地上共渡危难，共 图生存，只好吐沫相濡，呵气相湿，互相亲附，但比之在江湖中逍遥自在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鱼相忘乎江湖”，就超越了失水的局限性。由物及人，同样，人 只有彻底摆脱对有限现实的依托（即庄子所说的“有待”），才能外忘于现实的期待和羁绊（“无待”），遨游于无限的自由天地之中，优游自在，无牵无挂，一任 自然。这就是逍遥游的境界。

　　人对水有着天生的偏爱，水中之游确实充满了无穷的快意，而庄子更喜欢从游水中体悟他的逍遥游的境界。除了“鱼相忘于江湖”这一极为深刻的寓言以外，庄子还在《达生》篇中给我们讲述了“津人操舟若神”和“吕梁丈人在急流中畅游”的寓言故事。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仲尼曰：可。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

　 　“孔子观于吕梁，县（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披发行歌而游 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蹈水有道乎？曰：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水也。……吾生于陵 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在第一则寓言中，庄子从游泳中感悟出了人生逍遥游的道理——“善游 者数能，忘水也”，即从实践中能够达到熟能生巧、由技入道的自由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其前提是“忘水”，即必须超越现实环境和技术的束缚，习而成性， 无所顾忌，自由挥洒。在第二则寓言故事中，庄子看到，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浑为一体，水已成 为自己“故”（习惯）、“性”（本性）、“命”（生命）的一部分，达到了“与天为一”、与自然浑然一体、“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境界。这种境界即“道”的境 界，也就是逍遥游的境界。

二

　　庄子之“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无限、至大。庄子喜言大，庄子善言大。之所以如此，一方 面，庄子看到在现实社会中，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往往被拘于俗事之中，见小而不见大；另一方面，至大的事物如浩淼的大海，有广阔无穷的挥洒空间，这种“大”更 接近于庄子之“道”超越现实局限、恣意逍遥的特性。《逍遥游》篇中的北冥、天池以及巨鲲、大鹏，都是庄子哲学中至大的象征——由巨鲲潜藏的北冥，到大鹏展 翅高空而飞往的天池，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系统，创造出了一个广阔无边的大世界。事实上，在庄子的笔下，江河湖海尤其是大海常常是庄子用来表现至大的 物象。“夫道，渊乎其居也。……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这里，庄子以深广无际的大海（水）比况“道”（这和老子喻“道”有一脉相承之 处），让人们感受到“道”的渊深和博大。大海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十分之七，是地球上最大的物象；大海既博大精深，又包罗万象，惟有大海，才更能体现老庄之 “道”的无限和绝对。

　　在《秋水》篇中，庄子精心编制的关于水的寓言故事，更是把庄子之“道”的深邃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旋其面目，望洋向若（北海神）而叹曰：……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这里，庄子拿具体、单个的河水与“不见水端”的北海之水相比，分明是有限的现实和无限的“道”的精妙比况。河伯作为大河之神，看到的自己浩荡东流的伟大 样子，感到十分得意，以为天下之水都不能和自己相媲美；当他看到浩淼无垠的大海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的渺小。的确，“天下之大水，莫大于海。万川归 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秋水》）万川之水受陆地上旱涝条件的限制， 有盈有枯；而大海却“春秋不变，水旱不知”，超越了时空、因果、条件等各个方面，表现为永恒、不变、无限、绝对，这不正是庄子之“道”真切内涵吗！正如庄 子本人所言，“道”是“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齐物论》）。

　　《秋水》篇中，还有一则著名的“井中之龟”的故事，同样深刻地表达 了无限之“道”与有限事物的差别。井中之龟认为自己“擅一壑之水”，有无穷的美和快乐，他甚至请来东海之鳖来欣赏他在井中的惬意生活，但“东海之鳖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絷矣”，只好“逡巡而却”。于是海龟便把大海的壮观情形告诉给了井龟：

　　“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未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陷阱之龟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

　 　井中之龟与河伯心态惊人一致，都是局限于小而未见于大，自然也会见笑于大方之家。对此，庄子还以北海神为代言人，为我们分析了井中之龟之所以坐井观天的 原因——“井龟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就是说，因受时空等条件的限制，才没看到自己的渺小。由物及人，这则寓言告诫我们，人往往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 制和礼教的束缚（“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打不开心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只有打破心胸被俗事的囚禁，超越时空的局限和自身的局限放眼 认识身外广阔的世界，才不会象河伯、井龟那样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也只有以开放的心灵去认识世界，才会超凡脱俗，进入超拔高远的境界。

　 　推及当今社会，如果做进一步的联想，我们发现庄子所讲的“河伯见大海”和“井中之龟”的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望洋兴叹”、“见笑大方”早以成为 人们熟知的成语。“望洋兴叹”的现代意义一般是指人们在达不到某一目标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感叹。而它的原始意义是指“以天下之美尽在己”的河伯，面对广阔 无垠的大海发出的羞愧不及和赞美不已的感叹，体现出的是一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奇。如果把这个成语中的“洋”字理解为近代文化意义上的“洋”，并用 “望洋兴叹”去形容近代中国人的一般心态，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当妄自尊大的天朝大国抵挡不住西洋人船坚炮利的时候，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开始睁眼看 世界。今天，如果我们不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恐怕我们更要“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三

　　老庄为我们设计的“道”是恍惚无形的，是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体道，庄子不但给我们讲了不少生动、形象的水的寓言故事，同时还教给了我们一个直观识“道”的办法——静观法。“水静犹明”，于是庄子又信手拿止水来作比喻，让我们来体会“道”的真谛：

　　“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天道》）

　　“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充符》）

　 　水静则平，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水性特点。但慧眼独具的庄子却发现了静水与体道须有“虚静”心之间的契合点：水之平、静、明，都是静止而非流动造成的，这 正与道家“无为”的思想相一致，与庄子所推崇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格修养相一致。“圣人休焉”，也就是圣人之心就象绝对静止的死水一般，不受 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其内心也没有任何波动。达到这种无忧无虑无为的心境，这也就接近“道”了。同时庄子还以静水善鉴万物的自然现象，譬喻心静则可以察天 地之精微，镜万物之玄妙；而水动则泥沙俱起，浑浊浮动，如人心之物欲充斥，杂念横生，心浮气躁，当然无法洞鉴宇宙之奥秒、人生之真谛，此所谓“其嗜欲深 者，其天机浅。”（《大宗师》）。庄子的止水静观之喻与老子的“涤除玄鉴”（《老子·十一章》）以及佛禅强调的“心如明镜台”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要人们 效法静水，时刻保持人性安静，从而以一种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心态认识和对待万事万物。否则，如果被世俗社会的功名利禄等物欲所困扰，就会象动水引起的浑 浊一样，失却晶莹剔透之心灵，也就不能以虚静自然之心来感应宇宙天地的玄机。

四

　　庄子置身的是一个战祸连绵、危机四伏 的社会环境，对苦难的现实有着真切的体验。为了摆脱现实的苦痛，庄子突破了物质形象的拘限，创造出了一个无穷开放的“逍遥游”境界。但他的逍遥游只是精神 上的，并非真正的出世，而是寄沉痛于悠闲之中（陈鼓应《老庄新论》）。尽管在庄子看来，他所处的社会已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但庄子仍不能完全舍弃这个世 界。在《逍遥游》中，鹏程万里的壮举及其深蓄厚养之功都显示着一种入世的胸怀。怀着这种欲大达的远志，庄子在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巨鲲潜北冥，大鹏展翅图南的 浩瀚气象之后，又语重心长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积厚方能大成。

　　“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 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逍遥游》）溟海不深则无以养大鱼，水积不厚则无以浮大舟，风积不厚则无以展大翼。鲲如果不在大海之中深蓄厚养，就不 能化而为鹏；大鹏图南，若无九万里厚积的风，借助于雄劲的风势，“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同样，人的识见、功力浮浅，则难以成就大的作为。这说明积厚是大成 的必要条件。任何人即使是十分睿智聪明的人，如果欲大达，也必须走积厚之路。苦学、苦炼、磨砺，都是积厚，而且积之愈厚，其成就的事业也越大。纵观古今中 外，凡是大成之人，都有积学、积才、积势、积气的经历，经过千锤百炼，才肩负起“载大舟”的重任，干出了一番大鹏图南般轰轰烈烈的壮举。反之，也不乏空怀 “图南”之志，却不肯花大气力、下苦功夫去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积蓄自己的知识能力者，到头来终究是庸庸碌碌，万事蹉跎，正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 也无力”。

五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中，老庄的道家哲学中渗透了浓重的“山水”精神，对中国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 来，在老庄哲学中，“自然”一词的意思是自然而然，它并指包括山水在内的大自然。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对山水美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其著作中有关山水 的只言片语上，而是体现在其哲学思想中本身已包涵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潜在逻辑内涵。推崇逍遥游的庄子，尽管其极力追求“无江海而闲”（《刻意》）的“逍 遥游”境界，但这种理想的境域只存在于虚拟的“无何有之乡”中，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在人类的生存空间中，块然而生的自然山水是纯而又粹的，没有尘世 的喧嚷和纷争，这正充分体现了庄子哲学中自然之“道”的人生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说，庄子的哲学思想中散发着浓郁的“潜在山水精神”。在庄子之后，从晋宋玄 学大师们开始，才真正把庄子的自然之道和“逍遥游”的人生理想具体化到自然的山山水水上。不过仔细研读《庄子》，会发现尽管庄子热衷于作脱离尘世之思想上 的“逍遥游”，但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喜欢在大自然的山水中逍遥适性，尝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也”（《知北游》）。尤其在江河湖海之上，更 是留下了他许多“逍遥游”的足迹——在濮水之上，他是个充满闲情逸致的垂钓者，在轻波水光的氛围中超凡脱俗，养心怡神；在濠梁之上，他对悠游在水中的鱼儿 充满了艳羡，并通过对鱼“出游从容”的“鱼之乐”的观赏中领悟人生逍遥游的真谛；在江河之畔，他经常沉浸于对游者和“津人操舟若神”（《达生》）的观赏之 中，并从中体会到了“善游者忘水”的自由境界；在对黄河与大海之间的漫游考察中，他发现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距，并给我们精心编制了“河伯望洋兴叹”的寓言 故事；在海滨，他常常面对大海思考宇宙人生的奥秘，或把自己的“道”与浩淼无边的大海相比况，发出诸如“夫道，洋洋乎大哉”之类的感叹，或把大海所具有的 广阔空间与逍遥游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逍遥游》中的北冥之鱼和大鹏飞往的天池，也许都向我们暗示“逍遥游”与大海的更多联系）……。

　 　综观《庄子》，我们发现庄子喜欢通过水感悟并表达他深邃的哲理，展示其玄妙之“道”与水的奇妙关系，这不但为我们认识庄子之“道”打开了感性的方便之 门，也给予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生以莫大的启示。尤其是《逍遥游》、《秋水》等篇讲述的生动而又奇妙的水的寓言故事，更强烈地呼唤着人们拓展思维的视野， 开阔心灵的境界，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外界事物和人生的价值。

●老子与水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宋国相人（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一说为楚国苦县厉里人，与孔子同时且年长于孔子。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 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老子晚年著书上下两篇，共五千多字，即流传至今的《老子》，也叫《道德经》。《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它把具有丰富哲学内 容和政治内容的思想都归之于一个最高范畴——“道”之下。当我们力求把握老子之“道”的精髓和特点时，发现其影响至深的哲学精见竟是水性的化身。老子多处 以水或与水有关的物象来比况、阐发“道”的精深和妙用，甚至水还一度被老子推崇为“道”的象征（认为水“几于道”）。有人说：老子的哲学就是水性哲学。信 哉此言！如果我们把水作为老子文化思想框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记，从这个角度回溯老子的文化思想，则更能把握老子之“道”的真切底蕴和内涵。

一

　 　“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从他所预设的“道”中展开的，并由此揭示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这一条贯串着天地人的大法则。《老子》书中所有的“道”字，符号形式虽然是统一的，但在不同章句的文字中，却具有不同的义涵。也就 是说，“道”的法则包罗万象，适用于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有些地方，“道”作为生产并决定世界万物的最高实在（这个真实存在的“道”具有形而上的性格，它 既不属于形器世界的东西，也无确切的形体和称谓，我们无法用感官去直接接触它的存在）。当道以“本体”形态出现时，老子把它称为“万物之宗”；当“道”作 用于社会人生时，它又体现出某种规律，这些规律可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参照和为人处世的准则。

　　事实上，老子立说的“道”，并不是主 观的想象和臆造，而是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经过抽象和升华后，把它们统统附托给所谓的“道”。也就是说，老子之“道”来源于对大千世界事象的深刻体 察和思考。从地理环境来看，老子和庄子这两位道家代表人物生长和主要活动的地方为河洛、江汉之间的水泽地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老子“深藏若虚”、 “其犹龙”，这种特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渊深不可测的水。长期与水打交道，尤其是水所独具的各种形态和性质、功能，必然会深深启发老子的道机；而自然界中的 水，这种普遍存在，分布广泛孕育生命万物，与生命存在有着紧密文化联系的物质，恰恰与老子的“道”有着十分相似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老子哲学正是在对水 性的感悟并旁及其他社会、自然事物而高度抽象的智慧结晶。

　　当“道”以万物之宗的“形态”出现时，似乎与水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认为老子在设计这个“道”体时，也一定不会离开感知世界的参照物。客观世界万物谁能扮演这一举足轻重的角色呢？我们还从老子对“道”的描绘中寻找答案吧。老子这样形容他的“道”：

　 　“是谓无状之状，是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十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分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四章》）

　 　如果仔细读一下老子的上述文字，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中，可否做出这样大胆的猜测：作为万物之宗的“道”，其“形状”与渊深不可测的江河湖海等水域有 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江河湖海的广大，龙其是湖海的渊深、浩淼和神秘，湖海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在古人的直观视觉中“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是 那样的恍恍惚惚，缥缥缈缈，神秘莫测。而江河湖海广阔的水域中，“其中有象”——江河湖海本身的弘阔就是无与伦比的大象；“其中有物”——江河湖海中蕴藏 着丰富无比的资源和财富；“其中有精”——江河湖海中有无数生命的精灵；“其中有信”——大海的潮汐往复不已而最有规律和诚信。“渊兮似万物之宗”——江 河湖海的渊深广大，是孕育生灵万物的摇篮；据科学破译，人类最早的“家”就在水中。

　　在中国古代，由于水与生命、与各种生物的生长的密 切关系，先民们对水的种种神秘力量充满了崇拜，也产生了“水生人、水生天地万物”的观念。如春秋时的管子就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也。”（《管子·水地篇》）。这种水生万物的观念也必然会影响到老子，而老子恍惚无形、“渊兮似万物之宗”的“道”正与水有着惊人相象之处，这样，从深不 可测的水中领悟渊乎不可测的“道”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道”在《老子》一书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它除了作为化生万 物的本源而具有起源论哲学色彩外，最突出的是“道”体现在社会人事关于对立和矛盾运动规律的思想。如果说上述把江河湖海等水域与老子形而上的“道”（本体 的道）相比附有很大的推测色彩，甚至有牵强附会之嫌的话，那么，当老子的“道”体现在自然和社会规律、准则方面时，便真真切切地和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 成为老子之“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

　　“道”体固然是无形而不可见，恍惚而不可随，但它作用于万物时，却表现了某种规律，这些规律 可作为我们人类行为的效准。老子指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反”意味着一事物发展到极点，则必一变而为其反面，即“物极必 反”。这种“道”——事物的变化法则推及到人世间，老子认为“弱”（“柔”、“虚”、“后”、“下”）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弱者道之用”的最重要体现是 “柔弱胜刚强”。

　　老子是这样借水阐述“道”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 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在老子看来，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然而攻击坚强的东西， 没有能胜过水的东西。水性至柔，却无坚不摧，正所谓“天下至柔驰至坚，江流浩荡万山穿”，又如民间谚语所云“滴水石穿”。的确，自然界确实有这样神奇的现 象，点点滴滴的雨水，经过长年累月可以把一块巨石穿破；而洪水泛滥时，更能以排山倒海之势吞没农田房舍、冲毁道路桥梁，任何坚强的东西都抵挡不了。柔能克 刚，可以说是自然界的一条重要法则，而老子哲学则是对这一条法则的高度概括。当然，这里老子所谓的“柔弱”，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软弱无力的意思，而其中包含 有无比坚韧不拔的性格。为了增加柔弱胜刚强的说服力，老子又在经验世界的事象中找出水以外的论据，使其立论更具说服力。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 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刚的东西容易折毁，柔的东西反倒难以摧折，所以最能持久的东西不 是刚强者，反而是柔弱者。

　　这种柔弱胜刚强的规律运用于人生，老子强调要“知其雄，守其睢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 辱”（《老子·二十八章》）。就是说，虽有雄健之势，却甘居于雌弱之地；虽自身洁白，却甘处于黑暗之处；虽自知其光荣，虽甘心承卑辱。这种柔弱胜刚强的规 律运用于战争，老子主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 章》）。对于敌人，将要使它收敛，姑且使它扩张；将要削弱它，姑且使它强大；将要废毁它，姑且先让它兴起；将要夺取它，姑且先给予它，以促进强大敌人尽快 走向反面，从而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这是一种深微明哲的道理。

　　柔弱胜刚强的命题，是老子在自然之水和其他柔弱事物具有比刚强更有生命 力的启示下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中间包含着深邃的辩证法观念，它告诉我们：事物往往是以成对的矛盾形式出现，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可以互相转化。因此，人 们一定要着力把握“道”的这一原则，要力求在不利的条件下争取有利的结果，即柔弱胜刚强；在有利的条件下要避免向不利的方向转化，即知雄守雌。这种辩证法 思想无疑对我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另外，老子还以盛水的容器之空与注水之满（盈）来形容“道”之虚空以应无穷之用， 深刻阐述了事物之实与虚、满与空的辩证关系。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四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老子·九 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四十五章》）“道冲”（“冲”，古字为“盅”，《说文》解释为“器虚”），指道是虚空而没有形体。盛水之器只有 虚空，才能“其用无穷”。老子把这一生活现象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器虚”作为其“道”的本质。它形象地告诉我们：如果让水把器皿注得满满的，就会发生 水满而溢的现象，也就意味着事物发展到了极限和顶峰，接下来便是衰败的到来。因此，与其将水注满器皿，不如让它保持空虚，这样才会“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 竭”（《庄子·齐物论》），持有无限的用途。

　　“大盈若冲”，按照这一思路，老子发现了一系列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稀声”……等等。这就提示世人，要注意以物极必反的辩证观看待事物，为人处事要以谦卑、弱柔的姿态出现。

三

　 　“上善若水”是老子水的人生哲学的总纲，也是老子人生观的综合体现。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 章》）老子明确地告诉我们：最高尚的品德像水一样。这就把水人格化了，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本来老子之“道”是恍惚无形的，而水尽管柔软流动，但毕竟 是有形的，“道无水有，故几于道”（王弼《老子注》）。但水又与其它事物大为不同，它具有滋养万物生命而不争的无私德行，它能赐予万物以利益，而从不与万 物争利益，“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只要能做到利他的事，就永不推辞地去做；别物争着处上，它却甘居卑下的地位。水的这种“不争”、“处下”的崇高品 德，正与老子之“道”的特征——“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老子·三十四章》）；“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老子·二章》）相似。难怪老子盛赞水“几于道”了。不独老子推崇水，后世不少士人都有尊水的传统，如汉代刘安等编著的《淮南子·原道训》在论水之特征 时则奉水为“至德”：“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及，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 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蛲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 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然（燃）；淖溺流遁，错缪相纷而不可靡散；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区之上，邅回川谷之间，而滔腾大荒之野；有余 不足，与天地取与，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在这篇水的颂歌中，水具有“柔而能刚”、 “弱而能强”、无私厚德、浩大无比、无所不能等特点，这里的“水”，不仅是“至德”，简直就是“道”的化身了。宋代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也对水推崇有加， 他说：“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温厚之德，常一之操，润泽之功。”这简直就是为老子的“上善若水”作注脚。

　　“不争”，是老子“道”体现 生活准则的重要特征。老子“不争”的观念提出，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到处弥漫着为私利争嚷不休的现实，老子深有所感，所以他以水的“利万物而不争”的 品格来教育人们要效仿水的“不争”精神，做到“为而不争”。这种“不争”，并不是一种自我放弃，也不是逃离社会或遁入山林。他的“不争”观念，乃是为了消 除人类争端而提出的。他仍要求人去“为”，而是所“为”要象水一样能“利万物”，但所得来的成果，却不据为己有，更不居功自夸。

　　“处 下”是“不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为了说明“处下”的好处，老子又一次以有形之水来比况、启发“道”。他说：“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老子 ·三十二章》）就是说“道”为天下所归依，正如江海为河川所流注一样。又说：“治大国若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老子·六十一章》）“江海所以 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六十六章》）由于江海 低洼处下，天下的水都下流归汇于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老子从水的处下而成大器大量的江海这一事实出发，阐发了善于“处下”在人生中的积极作用，提醒人 们，只有像江海一样具有包容万象的容量，才能成就王者的事业。他藉此也告诫统治者，一定要谦虚处下，不要妄作胡为，要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民众之后，“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人的归附和拥戴。

　　老子在激赏水的“不争”、“处下”的品德后，向人们提出了效法水的为 人处世哲学——谦卑、宽容、无争。他指出：“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功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即一个人的 行为应该象水一样，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心地要象水一样善于容纳百川而深沉渊默；行为要象水一样无私仁爱；说话要象水一样准平有信；为政要象水一样公正平 衡；做事要象水一样无所不及而又无所不能；行动要象水一样善于把握时机适时而动。然后再加上水的最基本的原则和精神——不争，与物不争，与事不争，那便会 永无过患而安然处顺。

　　老子由水的品格娓娓道来，讲了一连串人生哲学的行为准则，这无疑对我们的立身处世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启迪作用。

四

　　仔细研读《老子》全文，在五千言中，老子除了多次以水直接载“道”外，还用与水有关的“谷”、“谿”之类的物象来形容、阐释“道”。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旷兮其若谷。”（《老子·十五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 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老子·二十八章》）“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老子·四十一 章》）。

　　“谷”，在地形上永远居于低下的位置，而水往低处流，而且川谷往往是水流注的地方，这样“水”与“谷”便获得了一致性。因 此，在老子以“谷”论“道”的时候，就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水。老子以谷喻道，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取其“虚”，契合其以虚无为本的思想。惟其以虚为 体，故能广纳众有，才能永恒长存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取其处下、不争之意。川谷犹如江海，甘处于低下；“上德若谷”与“上善若水”一样，都是老子理想人格的 形象表达。此外，老子哲学的无为、质朴、无欲、谦退等思想无不体现出水的性格和精神。水给老子的启迪和灵感无疑是多多而巨大的，自然之水总能和老子之 “道”紧密联系起来，以水载“道”，堪称是老子思维中的一个定式。在老子哲人的目光中，当浩瀚的大海之水流入其“道”之“形体”构造的广阔思维空间时，自 然之水便成为老子构造“道”体的重要参照物；当水流入其“道”之体现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幽长隧道时，自然之水便成了老子立说的“哲学之水”；当水流入其 “道”之体现生活准则的宽大河床时，自然之水又成了老子思想的“社会之水”、“人生之水”。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水是老子文化思想中具有特殊意义和价 值的重要标记，是老子载“道”、阐道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水的载体，使老子形而上的“道”（精神的道、概念的道）从“玄而又玄”、“惟恍惟惚”的“众妙 之门”中走了出来，老子之“道”变得具体而生动，这就为我们体会和把握老子立说的深切内涵打开了感性的方便之门。

　　参考文献

　　　　１　冯达甫著 ，老子泽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　李宗新主编，水文化初探，黄河水利出版社
　　　　３　陈鼓应著，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荀子与水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学说主体属于儒家，同时又批判地熔诸子百家的思想于一 炉，是兼采众家之长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代学术宗师，荀子对“天人之际”的哲学思考是相当深刻的，其体宏容深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的《荀子》书中。为了阐 发自己的思想观念，荀子常常把大千世界中的“水”信手拈来，作为论据和“武器”。《荀子》中多次提到水，或以水阐明哲学观点，或以水论述王业兴衰，或以水 比德君子，或以水阐明人生的道理，自然之水经过荀子哲人目光的过滤，便在“自然的人化”中显现出“水文化”的深湛内涵。

一

　 　荀子的哲学思想，以其理论的深度和逻辑力量，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水作为人类探索自然世界本身和规律的利器，自然会被荀子这 样的思想家所重视，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辩证思维的过程中，水无疑给了他以重大的启示。他说：“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又说：“不积细 流，无以成江海”（同上）荀子的这两句名言，原本旨在以水变冰、以江海积细流终成其大的道理，来劝勉人们只有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学习，才能不断丰富和提 高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但上述这两句话所体现出的哲学意义远远大于荀子所阐发问题的初衷，其更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对水的温度和变化的观察，发现了质量互变现 象。这一现象无疑为人类的哲学思辩架起了感性认识通往理性认识的桥梁。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荀子没能以概念思辩的抽象方式，提出“量变质变”的规律（这一 规律直到19世纪中叶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但其深刻的哲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应该对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 提出过高的要求。

　　我国商周时期，“天命论”弥漫整个社会，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水是上天作为生活资料供养人类的，从而形成了“山川神 祗”的观念。而荀子则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为人类所用，并非“神”的恩赐，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说：“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 （《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世上万物皆“尽其美，致其用”，以山水为中心的自然界就更不待言了。他指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对所谓的“山林 川谷美”，王先谦认为乃是“多良才及灌溉之利也”（《荀子集解》）。荀子的这种“尽其美，致其用”观念，说明他已摆脱了常人那种对自然山水的神秘和恐惧， 充分认识到包括自然山水在内的自然界是可以认识和改造的，人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从而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 “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

二

　　关于君与臣、君与民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重大政治课题。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荀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从总体上讲，荀子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纲与目、本与支的关系，君主是臣 民之主、之枢，负有统治臣民的职责。但同时，他也认为君与臣、君与民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互动关系，君主尽管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必须正确运 用，多为天下臣民谋福利，才会赢得臣民的归附和爱戴。

　　关于君与臣的关系，荀子十分强调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君主 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主导，而官吏处于从属地位，是君主政令的执行者。因此，君主的德能与喜怒哀乐对臣下的思想和行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说明此中的道 理，荀子以水源的清浊对支流的影响为喻，指出：“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 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

　　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鉴于君主的品行对臣下的巨大影响，荀子 非常重视君主自身的品德修养。当有人问到怎样治理国家这样重大的问题时，荀子鲜明地提出：“闻修身，未闻为国也。”进而又指出：“君者，盘也，盘圆而水 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朝有饿人。”（《荀子·君道》）这里，荀子把臣比喻为水，君主比喻为盛水的盘、盂；而水的形状 取决于盘、盂的形状，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君主对臣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君主要努力修身养德的极端重要性。

　　关于君与民的 关系，荀子主张君王要积极为人民谋求幸福。如果君王能爱护人民，努力为人民服务，就会赢得人民的拥戴；反之视人民如草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就会 与君主离心离德。荀子用河流源与流清浊的关系作比喻，进一步阐发了上述道理，指出：“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不能爱民、不能利 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与此同时，荀子在对历史兴亡的考察和思考中，敏锐地发现：统治集团的衰败与人民 支持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为此，在君民关系的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君民舟水”论，指出：“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 政，则君子不安位。……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里，荀子明确地把君王与臣 民的关系形象地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他以此告诫当权者：君王之舟要靠臣民之水来承载，君主为民，实行王道、仁政，国泰民安，君王之 舟就会稳如泰山；反之，君王残民以逞施行暴政，搞得国困民穷，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的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倾覆君王之舟。而朝代的更替、君主的迭换为荀子的上 述论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荀子提出了重“王道”兼采“霸道”的政治策略，以及以“礼”为主、兼之以“法”的具体治国方针，并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荀子对君民互动关系作出的这种理性思考，不仅在当时很了不起，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 研讨政务时，就论证过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一再强调“载舟亦覆舟，所宣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同 上）。李世民还意味深长地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论政体》）这些议论成为“圣君”、“贤臣”互相唱 和的千古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代明君贤臣，无不以此为镜鉴，正确处理爱民与使民的关系，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荀子的学生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主张君主要循名责实，因任而授官，操生杀之大权，拥有控制臣民的绝对权威。他把人民比喻为水，君王的控驭之术比喻为水盆：“为人 君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就是说，水的形状取决于盆的形状，要求人民永远听从于君王的指挥。这就把君民的关系绝对化了，如果君王真的按 他的思想去做，那么离众叛亲离、统治倾覆也就不远了。

三

　　“性恶说”是荀子的著名主张，是他在对孟子的“性善说”进行 批驳的基础上提出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为什么呢，这是由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同上）以及好荣恶辱、妒嫉排他等本性所决定的。如果对这些 本能欲望不加以节制，任其自由扩张下去，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社会恶果。尽管“性恶”是人之本能，但荀子认为只要对人性进行必要的改造，人是能够化恶为善 的，进而也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关于改造人性的办法，荀子认为教化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他用盆水来做比喻，说：“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 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同上）就是说，人心就象盆水一样，盆水放正，浊污自 然沉淀在下，上面清澈之水就足以鉴人；如果摇晃振荡，把盆底的污浊搅动，上面的清水也会随之变得浑浊，也就不能进行鉴照了。同理，人只要接受良好的教化导 引，就会象“正错而勿动”的盆水一样，自然能够明辨事理，晓得是非大义，而不会脑筋混淆、皂白不分了。

四

　　儒家在人与 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尚“比德”，亦即由客体自然物的某一特征中领悟品味出某种与主体相关的美德。在这方面，荀子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在《荀子 ·宥坐》篇中，荀子以孔子为代言人，把水的形态、性能、功用与人的性格、意志、品德、知识能力等联系起来，指出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 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 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就是说，水所具有的诸如滋养万物而无私奉献，浩浩荡荡而奔流不息， 奔向深谷而无所畏惧，注满低洼而必求其面平坦，保持平坦而不用“概”之类的外力作用，万物受到其洗涤而变得新鲜光洁，千回百转却一往无前向东流去等自然属 性和特点，与君子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志”等优秀品德修养有十分相似的地方。通过以水“比德君子”，即从“水” 的某些自然属性，联想到人的生活内容及其理想的人格，从而显现出自然之“水”的文化象征意义。这种“以水比德”的观念象征，是荀子“水文化”的重要特色。

五

　 　在《荀子·宥坐》篇中，荀子在文章的第一段记叙了孔子师徒关于“宥坐之器”的对话，表达出他关于学习、修身等问题的认识。他写道：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 有欹器（一种倾斜而不易放平的器物）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 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则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水满则 溢，月圆则缺，这是大自然中常见的现象，从这些自然现象中，先哲们悟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满招损，谦受益。为此，鲁国的有识之士在鲁桓公的庙中安装了“欹 器”，藉此警示后人“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当孔子有感于此，发出“恶有满而不倾覆”的感叹时，弟子子路请教他有无保持“满”的状态的办法，孔子借题 发挥，告诫他的学生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 坐》）就是说，只有做到智高不显锋芒，居功而不自傲，勇武而示怯懦，富有而不夸显，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能保持长久而不致衰败。

　　荀 子的这段关于孔子观“宥坐之器”的记述，所阐发的道理是十分深刻的，至今仍闪烁着不可泯灭的真理光芒，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记载，晋杜预和南朝 的祖冲之都曾制过类似的欹器，以此教育子弟要好好学习，防止骄傲自满。毛泽东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名言，更与上述所讲的道理具有异曲同工之 妙。

●孔子与水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他开创的儒家文化，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 心，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国民性格。孔子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蕴涵有丰富的水文化因子。孔子通过对水的观察、 体验和思考，或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或从哲学思辩的角度，或从立身教化的观念出发，来阐发对水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进而以此来把握、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世 界的规律。

一 智者乐水

　　孔子有句名言：“仁者乐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