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一游：50年来韩国人对我们的态度变化很大

前几年，受海信的邀请，乘坐“双子星号”豪华游轮，“游”了一趟韩国。——来去三天，只能算“跑”，不能算“游”。现在旅游产品有什么“一日游”，我们脚踏韩国土地也就是两个小时，连“半日游”都不够，最多只能算做“一圈跑”。

    “双子星号”不愧被称为“六星级超豪华”，除了超高级的硬件外，那些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服务生，谦卑感人的微笑，时刻提醒着：你是上帝。而我们这些乘客，不由自主地按照“绅士”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我惊喜地发现，我们这些“临时绅士”们，几乎都能够用英语和服务生来几句。

    我们第二天中午到达韩国平泽港，这儿看起来像是一个集装箱码头，岸边一片片全是准备出口的小汽车，旅客海关小得可怜，还是简易的临时房，除了几张桌子后面的海关官员，只发现一名老警察和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好像是保安之类。出得关来，眼前的清冷荒凉，令我们大跌眼镜，这不是下乡了吗？负责这次活动的中旅人员关照不要走得太远，必须按时回来之类后再也找不到了。大家愣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我建议，找出租车司机问，还自作聪明地以为：韩国的出租车司机一定会英语，于是大家就四处张望寻找。海关门前路上人很少，车更少，但没有一个 “TAXI”。

    我发现路边停了一辆空车，是那种前看象轿车后看象面包的小车，车身英文是个什么运输公司，旁边墙根蹲着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有点像是车主的样子，我走过去指着车用英语和他打招呼，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使劲点头，我也蹲下来和他面对着面，用上学念英语课文的速度，试图与他交流，他摇头——原来不懂英语。我又掏出笔来，写中国字给他看，与日本人可以用这个办法，韩国也应该可以，因为从前中国字在韩国是通用的，他还是摇头，——中国字也不认识。啊，我的小聪明都用完了，没辙了！大家都傻了，没人会朝鲜话。这时，那位韩国司机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讲了几句然后递给我——他真聪明，能想起找一个会讲中国话的人，问题解决了，我们坐着他的车转了一圈，然后回来出关上船——结束了两个小时的韩国境内“一圈跑”。

    回到船上，感觉从乡下又“回城”了，大家喝着咖啡，开始发牢骚，骂海信，骂国旅，其实没什么好骂的，人家请客来坐船，明知三天的时间，来回路上两天半，你还指望什么？牢骚完了以后，开始讨论起韩国来。应该承认，这次我对韩国本土的认识，绝对属于“管中窥豹”，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连系起这些年的所闻所见，想起了许多。

    韩国和中国的历史关系，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

    朝鲜战争开始，北朝鲜的军队势如破竹，直接占领了汉城。后来美军登陆，又夺回了汉城，老百姓纷纷挂出国旗表示庆贺。美国大兵一看：奇了怪了，许多家门口竟然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前中国国旗！大惑不解，问道：你们是韩国人，怎么挂中国国旗啊？回答：我们是韩国人，但我们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也算中国人，所以也可以挂中国国旗。——这是仅仅50年前韩国人的观念！

    再看看现在，韩国的“去汉化”工程“卓见成效”了，除了古迹景点，基本看不到汉字了，连个首都汉城，都兴师动众发正式外交公函改名，我那次看到的平泽市，市徽上还用了繁体的平泽市三个字，现在恐怕也改掉了吧？究其原因，除了朝鲜民族的个性以外，恐怕主要还是对中国的认识态度，从历史上的“崇拜”变成现在的“不服气”，甚至“藐视”！

    我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接触韩国人，还与他们作了好久的邻居，目睹了韩国人对中国人前恭后踞的整个变化过程，对其变化的原因可以说比较清楚，现举这个小例子来说明那个大问题：

    我的这位邻居姓金，可能算是大陆开放后韩国第一批跑来的“淘金仔”，在一个韩国小企业任“部长”，其实就管他自己，韩语“金部长”和汉语“金部长”同音，我们就喊他金部长。金部长很谦卑，见人就点头哈腰，94年时租住在我们楼前的小平房里，每天晚上在小院里摆上小桌小马扎，上街提回一袋散啤酒，从屋里抱出泡菜坛子，就可以开饭了，我开他玩笑“四菜一汤”：四碟泡菜，一碗泡菜汤。他的朋友告诉我：金部长很苦，前几年家中失火，老婆孩子连同一点家产烧得精光！穷途末路，“死逼梁山闯关东”，来大陆碰碰运气。听后，我很同情他。

    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商实行相当优惠的政策，各级官员们在外商面前更是谦卑到阿谀的地步，使那些原本小心翼翼的韩国人从一开始的受宠若惊，慢慢变得适应，进一步认为这是应该的，腰杆逐渐挺起来了，就象我们当年上了“双子星号”，找到了“绅士的感觉”一样。

    也就是十年的时间，大陆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加上韩国人畅通的海外市场，金部长一伙迅速发财了，带着“外商”的光环，趾高气昂，面对车间里密密麻麻每月几百元工资的中国工人，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于是，纷纷跑到海边买房子，学着打高尔夫，尽情吃喝嫖赌，过起了他们在国内想都不敢想的“上等人”好日子。

    前些年流传一个笑话，某人外出发财，打电报回家，只有6个字：“钱多，人傻，速来”。估计在中国的韩国人打过无数个这样的电报：以至于六十分之一的韩国人，目前生活在中国！而且大部分在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沿海城市，在一些韩国人集中的地区，朝鲜文招牌的商店、酒店、夜总会比比皆是，甚至连“野鸡”们都以自己是“韩国专用鸡”而“高人一等”！——这就是中国悲哀的现实！

    看看历史的比较：满清以前，中国是大封建帝国，朝鲜是小封建王国；二战胜利以前，中国用我们的定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朝鲜是纯殖民地国家；再以后，中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恭维我们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他们自称社会主义），而半个朝鲜——韩国变成“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后，韩国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他们祖先敬畏的“大清国”，惊愕地发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比他们还穷，穷点还无所谓，“人穷志短”，居然短到没了骨气的地步！于是乎，十年之内，韩国人不知不觉中调换了与中国人的相对地位，从“小子辈”变成“老子辈”。

    这些年有一个新名词：“愤青”。我曾经说过，不知道这个“愤”是“愤怒”的愤，还是“发愤图强”的愤，我说我希望是后者：仅仅愤怒有用吗？东亚民族，都是 “耻感”很强的民族，你想不让自己民族被人家羞辱，你想让祖国得到人家的发自内心的尊敬，光靠原子弹是做不到的，更别说谩骂了。

    昨晚的“2007诺贝尔颁奖典礼”实况转播，相信许多中国人是怀着复杂心情看完的，一百多年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除了几位身在海外的华人骄傲之外，广袤大陆竟然没有一人获此殊荣！自然有人会说：这是国情体制使然！那么我们是不是打算让美国还是日本，出口一套现成的体制给我们，再捎带搭配几个总统总理国务卿什么的给我们？

    前几天有人很惊讶地问：为什么17大闭幕式上不唱国歌而是唱国际歌？唉，连这个惯例都不懂，看来这些年党对人民的“教育” 越来越少了，恐怕国际歌也少有人唱了，多好的歌词啊，你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以使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突然有了一个玩笑想法：中国应该规定，谁要想自称“愤青”，首先要学会弄懂《国际歌歌词》，然后才能发给“愤青资质证”！

    看看前几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时韩国人民的表现吧，如果换了我们，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想想为什么？——相信大家都正在想。

    想起《国际歌》，自然想起了“巴黎公社”，突然又想起一个曾经流传的笑话：某次高考，一位考生在考卷中“巴黎公社”一词下面作了这样解释：“一个产粮最高的人民公社……”。可怜的无知孩子，无数法国人民为之付出鲜血生命的伟大的“巴黎公社”，可不是毛主席“三面红旗”之一的“亩产万斤”的“人民公社”，那是一百三十多年前向往自由的巴黎人民，为了反对压迫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浴血斗争，是一次人类壮举，她的精神万世流芳！我们不应该敬佩这种精神吗？

    思维的野马，从韩国跑到了欧洲，联想得太远了！

by 窗外的海风    2007年12月1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