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经济的勃兴与冬至文化的隐匿

　有趣的是，中国的冬至节气和西方的圣诞节中间只差两天。可是，国人对于冬至几无任何概念，除了日历本上淡淡的几字印痕。但是对于舶来的圣诞节而言，近年来却是举国追捧。据统计，中国圣诞经济数字海量，总括不下百亿元。北京、上海、广州等14个城市的近90％的受访青年表示会过圣诞节，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到12月份就准备过圣诞了。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慕尼说，10年前过圣诞时，他很感伤，很想家，那时中国基本没人过圣诞。现在，北京处处都有圣诞树。

　　圣诞和冬至的冷热两重天，极有可能会让近年来的文化卫道者愤然指责圣诞的文化侵略。其实不然，在西方的平安夜，人们是要回家团圆、围炉的，是一种宗教传统维系下的家庭幸福的仪式，从文化的内涵上分析，等同于中国的春节。中国显然是借壳圣诞，成了经济的化身。确实，无论各大中城市层出不穷的商业促销，还是大小宾馆饭店人满为患的吃喝玩乐，抑或顶着圣诞名头的豪华消费，圣诞在华皆是一场商业主导下的盛宴。诚然，中国青年们乐此不疲的各式派对，也使这个舶来的节日濡染了些许狂欢的意味。所以，圣诞来华，其实是在经济的主导下完成了中国化的异变——世俗的中国甩掉了西方人的文化内核，成为年终时髦的集体狂欢的凭藉和载体。所以，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中国的圣诞产业已经占领着世界圣诞市场的过半份额。

　　洋节圣诞在华随着中国商业促销的节奏而律动，所以，圣诞来华并非是洋节的文化入侵，乃是中国人经济上的利用。就此而言，冬至被国人的淡忘，显然是国人的自我摒弃。文化意义上的冬至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之所以印象淡然，说到底是其节日概念不强，至多算是农历（阴历）语境下的一个节气而已。伴随着公历（阳历）纪年在中国的盛行，中国节气只不过成了“老皇历”上点缀的一个文化符号。何况与之相伴的还有其他23个节气，人们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记住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蒙尘传统？

　　当然，冬至也有曾经辉煌的历史。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周代在冬至时曾有“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盛大礼仪；汉代冬至被列为“冬节”，官府要放假，并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唐宋时冬至更为热闹，据南宋周密所著《武林旧事》载：“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谓之像过年”；明清时皇帝要在冬至这一天去天坛内的“圜丘坛”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天大典。而这种恢宏仪式，大都由统治高层所垄断，是农业社会的独特胜景，属于形而上的精英文化传统，缺乏民间同乐同欢的载体环境，至多是自得其乐的食俗相伴，如冬至这一天北方人吃饺子、吃馄饨；南方人喝红豆粥、吃汤圆；还有人喜欢在这一天吃火锅等。但在高端的传统仪式与民间的食俗之间，既有着阶级的断层，也有着理解上的迥异。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民间食俗，也存在地域差异，况且这些世俗是家长制独裁下的互相模仿和因袭，年轻人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份儿。所以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演进，这种上下断层、风俗各异和缺乏年轻人参与的节气（日）被国人淡忘也就不可避免了。其实何止冬至，就是春节、中秋又何不如是——僵化的传统模式凝固了其文化生命力，使之变成了程式化的鸡肋。

　　圣诞则不同，圣诞老人、驯鹿、白雪、烟囱、袜子、礼物、贺卡……宗教主调下充溢着孩提纯真童话的美好期望，蕴含着年轻人的爱情期盼，传递着不老的友谊，还有圣诞礼物牵系着家庭团聚的温馨和谐。所以，圣诞节总是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区域不惮于同化或被同化，追求一种妥协互利的格局。因此，圣诞在世俗的中国，就果断地脱下宗教的外衣，切合着中国年轻人的狂欢期望，搭载着中国商业逐利的狂潮，给内敛的中国人一次表现的机会。

　　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界限已经模糊，文化的隔膜正被打破，截然分个你我或者期冀恪守文化的纯粹，不过是个妄想。理性的选择是，不管中西文化、传统，交由人们自由选择，才至为重要。

by 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