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水浒》贻害中国

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 在南京先锋书店所做的演讲



大家好！

　　谢谢各位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听我的演讲，尤其是有些朋友还是从外地匆匆赶来的，因此，在这里就更是应该表示我的感谢了。

　　今天的演讲是源起于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新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这是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的“潘教授的美学课”系列从书里面的第一本。这本书今年七月上市后，各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反响，已经有了十几篇评论，也上过几个排行榜，销量也还可以。不过，我也听到了一些议论，例如，有些朋友就颇为不解，觉得尽管目前“学术娱乐化”已经成为时髦，但是学术界一般其实还是颇为不屑的，你潘某又何必去赶这个时髦呢？说实话，听到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挺冤枉的，呵呵。所以，今天我就来回答一下我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的问题。

　　要演讲，总要有个题目。我今天的题目是《〈三 国〉、〈水浒〉贻害中国》。这个题目是受了一篇采访我的文章的题目的影响的结果。江苏有一家咨询策划机构，负责在“东航”的空中杂志《银燕》上每期推出一篇“空中茶座”，其中涉及的都是热点话题，它们前一段来采访我，后来发表时用的题目是《〈三国〉、〈水浒〉害了中国人》，我看后觉得这个题目蛮好的，不过我觉得“害了中国人”不太准确，好象《三国》和《水浒》在历史上一点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都没有似的，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会建议他们用“贻害”这样两个字。凑巧的是，这次先锋书店来约我演讲，我就把《银燕》的标题改动了一下，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标题：《〈三国〉、〈水 浒〉贻害中国》。

　　现在还回到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来，那么，我究竟是因为什么才会想到要出这样一本书呢？

　　一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也多少确实跟目前的“学术娱乐化”有点关系，换句话说，是被它“刺激”的结果。为什么被它“刺激”呢？因为我非常不满于目前的把学术“心灵鸡汤化”和“故事化”的时髦。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就说“心灵鸡汤”化吧，鲁迅在五四的时候就批评过。他老人家是这样痛斥的：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灯下漫笔》之一）

　　鲁迅先生讲得真精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这是一个多么到位而且传神的洞察。《论语》是“心灵鸡汤”吗？为什么我们在某些主讲者那里看到的恰恰是“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呢？如果《论语》是“心灵鸡汤”，那么从“五四”以来，它为什么会频频受到批评呢？如果《论语》是“心灵鸡汤”，那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生存在一种心灵痛苦当中呢？其实，如果非要说《论语》是“心灵鸡汤”，那它也只是“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的“心灵鸡汤”啊。可是，鲁迅先生言犹在耳，为什么却就已经被我们忘在脑后了呢？再说“故事化”，以中国历史为例，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早就讲了，中国人编写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假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重新编写一部中国历史。他是这样说的：“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鲁迅）可是我们现在却无人去做这个当务之急的工作，而是不惜“揣着明白装糊涂”，去进而把十分虚假的历史“故事化”，然后以普及历史、普及知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灌输给人们。我来举个例子，三国时名声最大的谋士应该是谁呢？有人说应该是贾诩。为什么呢？他举了贾诩出的一个“好”点子。当时有两个军阀联合暴动，要推翻中央政权，结果，他们的行动失败了，被中央军打出了洛阳。于是，他们不得不打算落草为寇。这个时候，贾诩就出现了。他去找这两个叛乱的军阀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或许你们能够得救。他说，你们何不杀回京城呢？现在洛阳的正规军都已经出来围剿你们了。你们连夜杀回洛阳，或许你们就能把天下得了。两个叛军首领一听，也有道理啊，于是就真的杀回了洛阳，结果还真夺得了天下。我们的某位时髦学者接着评价说：你看，这个计谋出得多好，是——三国第一计。我听到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却毛骨悚然。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地把历史“故事化”呢？一定要记住，他们毕竟是“叛乱的军阀”，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毕竟是民不聊生的动乱。要知道，他们杀回洛阳以后给中国带来的是长达十年的动乱啊。在三国的96年动乱里，贾诩一个人就占掉了十年。请问，我们还能够夸奖他是 “第一谋臣”吗？难道历史真的可以简化成为爱情的技巧，公关的技巧，投资的技巧吗？难道在历史的背后不应该有一种深刻的价值关怀？各位，面对这一切，你会不会受到‘刺激“？我不掩饰，我是受到了“刺激”的。我于是想，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去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一种更学术而且更有价值关照的态度去说话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舞台无条件地出让给他们呢？

　　这就是我出版《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的第一个理由。不过，我还是要说，它绝对不是最最重要的理由。那么，最最重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要说，最最重要的理由还是与我最近十年的思考有关。下面，我就来谈谈我的思考。

　　最近十年，在关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我逐渐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日益遇到了一个瓶颈，这就是：文化的准备。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缺乏一种精神的支持和文化的支持了。换言之，我们的现代化如果要再往前发展，就必须需要一代有文化、有精神寄托的中国人。但是非常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一代中国人。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窘境呢？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还没有那样一种能够与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对应的文化。对于我们身陷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更是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与反省。打个比方，它就很象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长江固然永恒不息，但也确实污染严重。借用杜甫的《登高》诗来形容，可以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也就是说，一边是“无边落木”，一边是“不尽长江”。今天，为了给我们的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持，我们就必须去作出回答。何为“无边落木”？何为“不尽长江”？你们可能看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吧？《复活》写一个男人为自己在女性身上所犯的罪恶而忏悔。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会在全世界成为不朽名著呢？托尔斯泰在这本书里说得很清楚，他所做的是一种“灵魂清洗”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也恰恰为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们所必须。我个人有一个联想，中国的现代化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民族做一次“灵魂清洗”的工作。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中国文化里面，哪些东西是“无边落木”？哪些东西是“不尽长江”？在我看来，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这样，我们就又一次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世纪之初。那就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意外地发现，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还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遇到的问题。不过，又有所不同。这个不同，我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我个人的浅见，我窃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两个方面是有缺点的，也为我们今天的努力留下了值得关注的思考空间。

　　第一个，是在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无边落木”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不尽彻底。因为它只批判了“孔家店”，只批判了儒教，而没有批判 “小说教”。而这个“小说教”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三国》和《水浒》。因为很多很多中国人都是在《三国》和《水浒》的文化环境里成长的，我经常说，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实不是学来的，而是“听”来的，是呼吸吸收来的，是耳濡目染来的。显然，儒教主要不是“听”来和呼吸吸收来的，也不是耳濡目染来的，儒教是有文化的人在课堂上、在私塾里去学来的。那么，什么东西是“听”来和呼吸吸收、耳濡目染来的呢？就是《三国》、《水浒》，还有以它们为代表的一大批通俗小说、戏曲。它们对我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影响，其深刻程度和巨大程度，我们到现在也还是缺乏清醒与深刻的估计。我认为，这就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缺失。为什么我要出版《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呢？道理就在这里，我是要“接着”我们的五四前辈“说”啊。

　　第二个，是在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不尽长江”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也不尽彻底。在这方面我也完成了一本新书《带着爱上路——潘知常揭秘“〈红楼梦〉美学”》（“潘教授的美学课之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中国文化里最健康的东西，最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想象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从《红楼梦》开始的一个美学传统。它包括，《红楼梦》、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林昭、史铁生，等等，这样一批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的真正的发展方向。可惜，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去做这个工作。在总结中国文化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回溯过去并且找到了明末清初，但是他们所发现的明末清初只是我们江浙一带的三袁，就是袁宏道、袁小修他们三兄弟。他们说明末清初的小品文、散文是中国文化里最好的。但是从今天来看，我们有理由说鲁迅这代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浅尝辄止的，这个问题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深，完全可以挖掘到《红楼梦》，完全可以把《红楼梦》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去挖掘，但是他们却没有去做。例如鲁迅竟然说袁宏道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实在是没有看懂啊。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为先生而扼腕叹息。

　　二

　　不过，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不尽长江”的方面毕竟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因此，下面我想还是跟大家着重谈谈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无边落木”的问题，各位可能已经不难想到，其实，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三国》、《水浒》贻害中国”的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说，上个世纪的中国走过的基本上是三条道路：启蒙、救亡和翻身。启蒙的对象是什么呢？是“人”；救亡的对象是什么呢？是 “民族”；翻身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阶级”。显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完全不同，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江山”。那么，启蒙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救亡的代表人物呢？孙中山，翻身的代表人物则是毛泽东。按照一般的看法，二十世纪就是这三大思潮。而如果要问：在这三种看法里，谁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传人？我的回答是：启蒙。而在启蒙思潮里，又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梁启超、严复。他们着眼的是“民族的觉醒”，“群体的觉醒”，一个是鲁迅，他所提倡的是“个人的觉醒”。现在想想，历史让谁最后胜出，这简直是一道非常难算的计算题，回过头来再看看五四，你会发现比鲁迅出名的人大有人在。鲁迅在当时算个什么呢？在北大他一直是讲师，在教育部他一直是个科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基本没有地位。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他连他弟弟都不如。他弟弟当年是少年才子，知名度比鲁迅要高很多。但鲁迅为什么以一篇《狂人日记》就最终胜出？我想，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因为鲁迅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上，在发现中国文化的“无边落木”上，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在发现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人性的颓败和民族的颓败上，确实是没有人能超过鲁迅。这就是鲁迅最伟大的地方，也是鲁迅最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地方。但是既使是如此，鲁迅的工作也并不彻底。鲁迅自己也说过，鲁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如一箭之入大海”，也就是说一点反响也没有。而且，“知者尚寥寥”。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这与鲁迅的“不彻底”有密切关系。鲁迅做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吃人”。中国文化不是造成了人性的颓败和历史的颓败吗？鲁迅用“吃人”来总结，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鲁迅写了《狂人日记》以后，等到他写《阿Q 正传》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已经离开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无边落木”的彻底批评了。因为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鲁迅还在说中国文化“吃人”，可是到写《阿 Q正传》的时候，鲁迅却开始站在中国文化的外面去塑造“不吃人”的 “启蒙者”形象了。我觉得，这是鲁迅开始偏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的节点。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最重要的不在于“吃人”，而在于“被吃”。只有当我们发现了我们都在被这个文化“吃”掉，或者说我们都处在一种“被吃”的状态，我们才能更深刻的意识到这个文化的腐朽和颓败。而且，或许确实有人不“吃人”，、但是却没有人不“被吃”。可是鲁迅只认识到了“吃人”，但是没有认识到“被吃”。

　　只有从所有的人无不“被吃”的角度，才能够意识到对于“小说教”进行“灵魂清洗”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其实，《三国》、《水浒》已经成为我们的精神空气，我们在这个空气里的每一次的呼吸都是我们的“被吃”的开始。就在这一个个的呼吸瞬间里，我们在一点一点地“被吃”。对此，应该说后来鲁迅也有所发现，只是没有可能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明白而已。例如，鲁迅有两个比喻我就特别关注，一个比喻是“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说，唱老调子的最终结果就是唱衰中国。而且，中国都被唱完了，可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就好象我们的《论语》已经把中国唱完了，可是我们还在把《论语》当成“心灵鸡汤”，“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呢。还有一个比喻说中国文化像一把“软刀子”，它把中国人一点一点地杀死，但是中国人却乐在其中无不陶醉，而且含笑。鲁迅说 “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这就是“软刀子”。可是，“老调子”和“软刀子”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呢？鲁迅没有来得及思考，其实，在我看来，它就是那个比“儒教”更毒气冲天的“小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