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真话咋就这么难？——干部不讲真话的原因分析

1、主观因素在于干部缺乏说真话的能力：

首先是不会说真话，真话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话，可是在现实中，我们有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由于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严重不实，满足于听汇报、看报表，读数字，察亮点，不肯沉到一线，深入实地，即使想说真话，但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好说些空话、套话、假话来应付场面，上行下效，这样的领导自己不会说真话，还教坏了下级，带坏了一班人，这也是导致官场之中假话盛行的一个祸根。

其次是不想说真话，有的干部老好人思想作怪，怕得罪人，不讲假话，应付不了局面。有的干部干部热衷于说假话是因为心中对当权者有所求，他们能力平庸，道德低下，却又偏偏要出人头地，除了假大空，靠阿谀奉承，吹牛皮拼命地表现自己以外，别无他法。还有一些干部因为个别领导对自身升迁起过积极作用，出于“知遇之恩、涌泉相报”的封建陋习，所以在反映情况时，只图报恩，歌功颂德。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不敢说真话，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有不少“讲真话”就没有“好下场”的“榜样”。文革中为民请命的开国元勋彭德怀，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搞调研说了实话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被冤枉成反党集团，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惨死在开封，死时的头发已经足有一尺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敢说实情者也往往难以存身。“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为当地农民说了真话之后，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掉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被迫出走。进行了8年艰辛举报、说出了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某些实情的干部郭允光，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而关进了看守所，开除党籍并非法劳教，亲朋和家人受到株连。东北沈阳的何树庭因为检举当地有关领导被人杀，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2、客观因素在于缺乏一个讲真话的社会环境

一是我们的管理决策民主水平较低，一些领导越来越远离“民主”两字，对家长制、一言堂的作风习以为常。“惟上不惟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干部不讲真话，惟上成风，整天研究上级领导想什么，上级领导喜欢什么，甚至一些工作是在看上面行政领导的脸色在做。

二是干部考核任用的机制不合理：

当前片面以经济增长论英雄而制定实施的考核工作目标上缺乏整体性，考核干部政绩报表化，数字化，表面化，谁胆大，谁浮夸，谁就是开拓型的好干部，致使以偏概全的问题和现象比较明显和突出，而且在考核过程中是领导考领导、上级考下级，上级领导的评价成了“决定”一个人和一个地方政绩的主要依据，干部的考核、任免、升迁都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群众意见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干部自然对上级负责，很难对群众负责。在政绩考核、用人导向上存在的偏差，出现了群众意见越大，干部升迁越快的“带病提拔”怪现象，使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之风愈演愈烈。

三是监督监察的缺失：

自上而下的监督缺乏：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在工作除了忙于迎来送往，就是忙于向上跑办各种工作，很少有机会下去对下级的工作认认真真地进行监督检查，例行的检查也多是“上午坐着车子转，中午端着杯子转，下午围着桌子转，晚上搂着女子转”走了形式，对下级的监督自然也流于了形式。

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当前我们的政权运行透明度太低，各种公开、公示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是遮遮掩掩，普通干部和广大群众面对社会中的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黑箱操作等行为或者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实”，或者是“身受其害，不知其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专门的监督缺乏：人大是我们法定的专门监督机构，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说2400多全国人大代表中，虽然有工人农民代表551名，但实际上他估计一下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政府官员。实际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运动会，这样的以政府官员为主的组成的人大机构，来监督政府官员，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by 贾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