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教育的问题

教育，始终是一个问题。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当中，我或许较早探讨教育问题。探讨和思考是同时进行的，我对这一问题思考得越久，就越难下笔写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探讨的，似乎主要不是中国古人探讨的教育问题，虽然那仍是一个问题。

  首先，让我以最简捷的语言描述我们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

  说我们的社会被“嵌入”到市场之内，这一说法隐含着某种无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历史地，大势所趋地，似乎毫无觉悟可能地转入到西方“市场社会”的演化路径上，同时又无法摆脱我们数千年浸淫其中的“家庭本位”教化传统。市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个人”及其权利，这一体系其实很难融入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例如，中国儿童与他们的家长们的关系，典型地不像也不可能像现代西方家庭那样成为一种“公共”关系——最初是以上帝的律法为基础并于近代转变为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关系。中国的家长们仍习惯于将子女视为他们私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他们肉体和心灵的自然延续。观察我们周围的家庭，不难见到，那些与父母（或单亲抚养人）保持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容易成为他们父母生命和意志的衍生物，也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无我”状态的困扰。另一方面，那些来自“冷漠家庭”的孩子们，虽然很容易确立自我意识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却通常被认为具有“反社会”倾向。在这两种情形之间，绝大多数孩子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应当怎样在亲情（及各种义务）与个性（及各种权利）之间保持某种“健康的平衡”——既不因亲情而丧失个性发展的机会也不因个性张扬而远离主流社会。

只要你探讨得足够深入，我认为，你肯定会意识到中国孩子们的上述的这种困境。教育的问题，我相信是由此开始的。大致而言，每一个孩子，从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上述的教育问题就开始了。

  首先，如果这孩子的父母是已经充分地市场化了的“理性人”，那么他们会根据孩子将带给他们的效用来决定他们在孩子身上的投资数额，不应太多，也不会太少。以中国转型期社会最普遍的折现率（下限10%，上限35%或更高）的下限估算，孩子必须有希望在父母中年时期给父母带来足够高的效用。否则，父母抚养孩子到成年所支付的开销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这一折现率的上限导致更可怕的人类行为——“弃婴”，因为高达35%的折现率要求孩子在儿童时期就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在西方稳态社会里，最普遍的折现率不会超过5%，因此，孩子们只要有希望在他们父母老年时期带来足够高的效用，在他们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合算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孩子们的那些充分市场化了的父母以年率平均10%的折现率在孩子们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据此监督他们的孩子的学习及与时间配置有关的一切行为——这些行为都将被看作是经济行为从而必须被置于“理性人”的控制之下。竞争是社会性的，既然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孩子们就必须参与父母所参与的社会竞争。竞争越是激烈，父母行为的折现率越高，孩子们的时间对父母而言就越是宝贵，于是就越不能被“浪费”在天真无邪并且毫无效率可言的童年活动中。每一分钟，那些号称拥有“天才培养”计划的父母们告诉我们说，孩子的每一分钟都必须与“知识”或“技能”的学习结合起来。以如此高的折现率，我们很怀疑，假如他们的孩子终于，在他们临终的床前，捧上一张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或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及全额奖学金——假如那就是他们为孩子确立的成功标准，他们是否还会感到幸福。理性人的行为，如果折现率高于10%，就必须在中年时期见到上述结果，否则，他们的子女教育（投资）就不算是“成功的”。

   以上描述的，仅仅是微观行为。这些微观行为还应被集结为宏观效果——数千万家庭的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那才是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教育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教育是大成问题的，因为它原本应关注孩子们的内在禀赋的开发，而不是摧残任何不符合“应试教育”体制的内在禀赋。最可恨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大家都不喜欢这一状况而且知道大家都只能接受这一状况。我周围只有两位朋友坚决抵制目前的教育体制，带着他们的孩子，退出了摧残孩子的正规学校。不过，未来怎样？我还没有替他们的孩子看清楚，好像是那个“娜拉出走后”的老问题。

  娜拉出走之后，她必须承受的是整个社会的压力。孩子们单独退学之后，必须承受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压力，谁认证他们的文凭？雇主怎样聘用这些没有文凭的毕业生？哪怕他们在极短时间内以自己的能力取得了雇主的信任，那些有文凭的雇员怎样对待他们和他们的雇主？还有，他们怎样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怎样拜见双方家长？双方家长怎样看待没有学历或文凭的孩子？还有，将来他们的孩子们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那些同学和老师怎样看待他们？凡是认真尝试过单独反抗现行教育体制的家长和孩子们都会很容易地发现——只是不像鲁迅那样深刻和富于悲剧性，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层潜藏着如此庞大数量并且如此荒诞可怕的传统偏见。这些偏见可以杀死阮玲玉，也可以杀死我们的孩子，事实上，社会偏见可以杀死任何敢于不遵循偏见而生活的社会成员。

  可是，难道我们有过只看文凭的传统吗？难道我们的私塾和乡学传统不是基于“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这两大原则的吗？仔细回顾我们的传统，我们不难发现，旧传统的灵魂在科举废除之后始终延续着，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延续着，在那场史无前例地扫荡旧传统的运动之后仍延续着。

  八十年多前，梁漱溟剖析过旧传统的灵魂。他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社会特征是“家庭本位”，以及与此适应的“礼乐教化”。作为对比，他指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本社会特征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协调关系，以及与此适应的神与人之间的紧张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