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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的思考就像大漠中的跋涉,当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绿洲的时候,心里的愉悦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反过来说,哲学需要的也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而不是三心两意的同路人!
讲到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过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这句名言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科学都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
按照我的看法,哲学应该起源于惊奇的惊奇,就是whyofwhy。如果说,单个的why主要是对实证科学而言的,那么,两个why则表明,哲学的起源具有更深含义,它对实证科学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实证科学为什么会把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而不是另一些现象作为自己惊奇的对象呢?这里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实证科学本身是无法回答的,必须由哲学来解答。哲学是为实证科学澄明思想前提的。像试管婴儿和人体克隆问题,引起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巨大兴趣;而哲学不仅对这类重大问题发生兴趣,更对生命科学和医学为什么对这类问题产生巨大兴趣而发生兴趣。哲学通过自己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维方式,目的是澄清生命科学和医学的价值基础。
在普通人心目中,哲学是高高在上、十分抽象的学问。其实,在我看来,哲学不但不在高处,而是在最低处,也就是说,它是最具基础性的学科,为所有实证学科澄明思想和价值的基础。
如果说,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那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价值。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价值基础。文艺复兴意大利画家拉斐尔在其名画《雅典学院》中,画了一个大厅,大厅中央站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有好多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或者三五成群讨论着问题,或者独自一人陷入深思。这幅画表明,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起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困惑与惊奇。正是这种悬而未决的困惑引起了人们对哲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经久不衰的兴趣。后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写了一篇散文《梦》,在他梦中出现的正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的情景。狄尔泰写道:“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雅典学院这幅画的画面也表明,哲学家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家,即善于因惊奇而发问的人,而哲学史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史。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家们对问题不断进行探讨的历史。当然,有的问题是新冒出来的,也有
的问题正像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改变一下它们的提法,那么原来的问题也就消失掉了。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其核心则无例外地是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思索。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如果一个人在阅读文本时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哲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提出原创性思想。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说过,哲学家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奥问题,如果你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就要用比他们更荒谬的方式来思考和解答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哲学探索与问题之间,或哲学探索与我们的困惑之间,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以往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施以怀疑和讥笑。比如,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作品《云》中无情地嘲笑了苏格拉底,在莫里哀的喜剧、甚至钱钟书的《围城》中,也同样能遭遇到哲学家的尴尬。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沉思看起来是滑稽可笑的,但也是十分可爱的。比如说,据古代学者记载,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天一夜!笛卡儿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家,它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地位的。另一位哲学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识论》后,正好遇到空袭,他抱着书稿逃了出去。空袭过后,他还未从哲学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竟站起身来走了,忘记了坐在屁股下的那部书稿!当他想起来再去找时,这部书稿早就没了。后来,他又根据回忆,重新把这部70多万字的书稿撰写出来。这是何等伟大的毅力!在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浮躁和浮夸的时代来说,这种哲学的沉思既难能可贵,也十分必要。汤因比曾经提出过“退隐与复出”的思想。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伟大、原创性思想的提出,都要经历一个退隐与复出的过程。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长期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学术上,任何浮躁的做法都只可能葬送学术。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花了60年。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前后沉默了12年,撰写书稿则只花了4、5个月。所有这些表明,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夸的风气都于事无补。现在不少年轻学者热衷于“炒作”自己,一开口就讲自己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我们倒要问,这些论著都是有质量的吗?它们对我们的学术生活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吗?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名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在学术上真正有推进的东西并不单纯取决于数量,而人们则总是片面强调数量,所谓“著作等身”在今天就带有讽刺味。我经常开玩笑说:“著作等身”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人的个子长得特别矮小,所以比较容易著作等身;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人的论著的字都写得特别大,这些论著垒起来大概也比较容易等身。真正说来,学术论著的价值要从其质地上得到规定。比如说,有的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论文,不过几百个字,一个公式,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文字不在于多少,关键在于这些文字是否体现出作者的原创性。在哲学研究中,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而应该对哲学有敬畏之心,并自觉地把哲学研究作为一项严肃事业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