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 中国龙+印度象=全球经济新霸权？

中国龙+印度象=全球经济新霸权？

/韩太云（Tarun Khanna）

翻译：fredyan

原载《哈佛商业评论》2007年12月号，〈China + India: The Power of Two〉



译者注：

1．韩太云是哈佛商学院的印度裔教授，2003年曾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黄亚生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发表了题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Can India Overtake China）的著名文章。该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上和中、印两国国内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比较也由此愈演愈烈。这篇最新的文章改写自作者将于2008年1月由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如何重新形塑你我的未来》（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 and Yours）。

2． 绝大部分翻译忠实于原文。部分段落译者进行了润饰和整合。

中国和印度，是旧时的盟友、现代的对手，却在长达几乎半个世纪之久的敌视对立后，开始重新建立起双边经贸联系，跨国公司们继而迎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以及绚丽诱人的商业前景。

[龙象之争]

乃堆拉山口，这个在藏语中意为“风雪最大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印两国之间最主要的陆路贸易通道。2006年7月6日，这里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边境关口重新开放，标志着中印关系开始缓慢而又稳步地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50 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62年，本为睦邻友好的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在边境地区爆发了短暂的冲突。这之后，两国军队高度戒备，互相警惕着对方，直到双方政府都决定优先解决本国人民生计问题，而将国界争议暂搁一旁。在过去的几年中，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和曼莫汉•辛格总理领导下的印度重新铸造了新的双边关系。今天，中国正在支持印度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并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就农产品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秉持相近的立场。

悠久的文化和宗教纽带也在两国之间复苏。从2012年开始，中印两国的朝圣者们将可以自由地从乃堆拉山口跨越边境，这一举措对中印关系的文化交流意义深远。而另一份在中国进行的调查则显示，有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表示在提及印度时，头脑中首先浮现出的是印度宝莱坞出品的电影。尽管距离中国只能播放来自印度的外国影片的时代已经过去20多年，但是这样的文化渊源却是不可被忽视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宗教和文化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润滑剂般的促进作用。

中印两国同时也在重建双方商业往来的经济桥梁。尽管乃堆拉山口的重新开放更多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例如两国只允许有限的几种产品，如生丝、马匹和茶叶，在这个关口进行交易，但是这却意味着当今世界上两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间的友谊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常性的高层正式互访、企业人士参加在对方国家举行的会议、双边货流贸易不断提高。中印贸易额一度在上世纪90年代持续徘徊于2亿5千万美元附近，然而这一数字在2006年已经攀升至130亿美元，2007年将迈过200亿美元，并且有望在2008年突破300亿美元，年增长率高于50%。

然而，大多数企业与专家却都故意忽视这个新兴的商业重地。许多西方学界人士与顾问说，中国与印度没办法合作，只能竞争，不少中国和印度的学者也认同这种说法。在政治领域，两国争相成为亚洲无法撼动的超级强权，他们对彼此的意图也都有些猜忌。而在经济领域，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率长期以来一直都对印度依旧落后的经济指标保持着压力。虽然中国的制造加工业和印度的信息产业都具有相对的领先优势，但最近几年，印度的制造加工业开始赶上甚至超过中国，而中国在信息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也不断威胁着印度的全球领先地位。此外，两国在煤炭、石油和铁矿等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同时在吸引欧美日等国的企业投资方面也展开了激烈的海外资本争夺。在此种情况之下，中国和印度到底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这一问题似乎已经越来越少被人谈及。取而代之的则是，印度能不能超过中国，21世纪会不会是印度的世纪？

事实上，印度赶超中国的预测并不十分全面。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而印度则是11亿。在未来的十年，以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GDP计算，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这两个国家占据全球贸易份额的比例也将从2006年的15%上升至2016年的40%。简而言之，在未来，中印两国都将深刻改变亚洲乃至世界的面貌。

从这层意义出发，作为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关系的核心要素应该着眼于增进双边合作，寻求共同发展，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两个国家已经不可能把自己和对方隔离开。这其中，又有三点原因让我们坚信中印两国在未来加深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中印两个古老的文明或许从1962年起反目成仇，但在此之前的两千年，他们在经济、文化与宗教方面却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公元前2 世纪，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就奠定了此后中国与印度几个世纪的贸易往来。到了公元67年，佛教开始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其后法显、玄奘等名僧的西行取经，更是让中印两国结为互敬互尊的友好国度。

其次，经济学专家们的研究显示，邻国间的贸易往来往往会比非邻国更多。一个为了鼓励中印商务往来而成立的官方委员会日前就表示，中印双边贸易将在2010年达到500亿美元的规模。经济学家利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估算出两国应有的贸易规模，远高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这股潜力显然尚未充分发挥。

这类模型计算双边贸易潜力时，考量的因素包括两国的规模、彼此间的实际距离，以及是否使用同一语言、过去是否被对方殖民过、是否为邻国、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区等。现在的中印贸易较之模型估算出的潜在贸易规模，约少了40％。此外，中印贸易比中美及中欧之间的贸易更平衡——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庞大贸易逆差，常常会导致不必要的政治摩擦。

第三，中国与印度自从经济开放之后，发展的方向即大不相同，这大大降低了两国之间的竞争性，却强化了两者之间的互补性。一般说来，中国所擅长的，并不是印度的强项，反之亦然。中国在1978年全面推动经济改革，此后整个国家稳步开放。而印度则于1991年因遭逢国际收支平衡的危机而被迫改革，但政治因素却让其后的自由化脚步进展缓慢，只取得了零星的成就；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利用政府的力量扶植创业。而印度民间企业虽然蓬勃发展，政府却效率不彰；中国努力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印度则受限于资本不足；中国欢迎并大力鼓励外资，只排除那些不属于它权力结构里的人。而印度却排斥外资，过度保护本国产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印度的资本市场却已经在新兴国家中展现出一流水准。总而言之，中国与印度都有着蓬勃的创业精神，但各自发展的方式不同，这两种方式互补性之高，已经超乎全世界的想像。

[龙象之盟]

由于中印两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经济，这就为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善加利用两国不同的资源与优势，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一方面，跨国企业可以利用中国广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利用印度科技产业的优势增加成本效益。跨国企业同时也可以聘佣印度的人才拓阔市场与服务。例如，中国的联想企业，自从2005年收购IBM全球PC业务后，最近又将自己的全球广告运营中心从上海迁至印度的班加罗尔，因为在那里拥有着更多廉价但却极具创意的广告人才。

当然，中国与印度的企业彼此也会激烈竞争，但这并不表示其中一方的成长就必须牺牲另外一方。例如，中国政府想发展软件产业，印度软件巨头企业如Infosys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等就会率先来中国招募中国工程师。大部分印度公司进入中国，只是为了向跨国企业客户提供更全面的软体服务。在此情况之下，中国企业必然会尝试竞夺这些业务，印度公司也会努力分食中国本地的市场。中国会因为拥有软体产业而受惠，但未必会因此而牺牲印度软体产业。

龙象共舞之下，不愿因应这个趋势的企业将会陷入不利地位。尤其是那些西方企业，无法像中国与印度的竞争对手一样，从中获得综效。中印的市场规模很大，如果那些西方企业失去这两个市场，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因此，中印这两个新兴巨人带来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峻。

而在这个过程中，已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企业，为了非常实际的切身利益，开始将两国视为共存共荣的一体，并敏锐地从中获取全球竞争优势。

路径1：印度进入中国

三年前，印度著名的拖拉机与汽车制造商马辛德拉公司（Mahindra & Mahindra）发现，在中国生产拖拉机的生产成本会比在印度本土便宜，而且唯有如此，才有机会进入快速成长的中国市场。于是，马辛德拉与南昌市政府合资成立了马恒达（中国）拖拉机有限公司。这两个合资伙伴的身分截然不同：马辛德拉是由印度企业家族第三代领导的一家私人企业，中方合作伙伴却是中国政府。这家中印合资的公司买下了江铃拖拉机公司，该公司的工厂位于上海与广州之间，年产能为八千部拖拉机。

马辛德拉公司生产的低功率拖拉机非常适合印度被分割得很破碎的耕地。截止2006年，该公司在印度占有30%的市场份额，而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却只占有23%的份额。这种低功率拖拉机也同样适合中国，特别是当中国政府提倡土地耕作者使用低功率的拖拉机以减少油耗时，该公司生产的拖拉机的销量得到了大幅上升。

由此，马恒达（中国）拖拉机公司针对中国与外国市场，专门生产18至35马力的小型丰收牌系列拖拉机，并从印度进口45至70马力、动能更强的马辛德拉拖拉机，负责在中国销售。马辛德拉执行长阿诺德•马辛德拉（Anand Mahindra）在2005年2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对中国合资公司赞不绝口。“我们打破了在中国很难赚钱，或者文化很难融合的迷思”，他说：“南昌当地的舞厅现在会播放邦拉舞曲（bhangra，印度民俗舞曲的一种）。我们第一次聚餐时，中国合资公司的前任董事长还唱了印度电影里的歌曲。”

马辛德拉表示，中国与印度的高级主管合作，并没有什么困难。马辛德拉在中国工厂里派驻了15个印度员工，他们全都向中国籍主管报告。根据马辛德拉的说法，这些印度人在中国的工作都十分顺利。

路径2：中国进入印度

正如马辛德拉利用中国的硬体设施一般，同样地，中国的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也利用印度软体设施，来维持本身领先思科（Cisco）等西方巨擘的全球优势。 1999年，华为在印度设立了一家研发中心，以跟踪世界先进技术走向。这个设在班加罗尔的据点，目前聘用了约1500名印度本地的工程人员，以负责开发各种软体解决方案，例如数据通讯、网路管理、作业支援系统、智慧型网路等。2006年，华为在班加罗尔设了立第二个研发中心，有180位软体工程师，任务是开发光纤网路产品，以及无线区域网路解决方案。

华为曾经宣布，将在班加罗尔另外投资一亿美元，打造出一个25英亩、可以容纳2000人的产业园区。华为印度公司可以藉此进入光纤传输网路等新领域，并强化原有的第三代网路业务。

华为设立在深圳的研发中心是该公司最重要的据点，而占公司约7％研发工作的班加罗尔中心，正逐渐成为次重要的据点，部分原因就是印度软体设施上的优势。 2003年8月，华为在印度的公司获得软件业梦寐以求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第五级”（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Level 5）认证，这是软件制造商最高品质的等级。

路径3：两国国营机构的合作

中印两国政府管辖下的国营机构，现在也开始尝试着携手合作。中国与印度都极度缺乏能源，中国所需要的石油有将近50％来自进口，而印度的这一比例更超过70％。两国能源公司的当务之急都是寻求投资石油公司的机会。目前，中印两国在好几个国家的石油产业上都有投资，以防止哪天中东的政治局势动荡，会导致石油供给中断。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引导下，中国与印度在国际能源产业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仅仅在2005年1月到10月之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在安哥拉、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能源项目投标和能源合同签订中进行了激烈争夺。虽然中国石油公司多次在竞标中获胜，但由于印度石油公司咄咄逼人的报价，使得中国石油公司最后不得不以远超标底的报价来赢得和约。

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中国与印度或许应该考虑在能源方面合作。两国石油公司的高层主管在经过几次会面之后，于2006年1月签署协议，同意共同合作投标能源资源，双方的石油公司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国愿意与印度合作，有部分原因也是希望今后中国企业在投标争取印度基础建设工程时，能够获得优惠待遇。

中印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已经初显成效。2005年12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首次联手竞标，以5.73亿美元从加拿大石油公司购得其在叙利亚油田37%的股权，开创了中印能源合作的先河。2006年8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又共同出价8亿美元，联合收购了哥伦比亚石油公司50%的股权，获得了共同开发该公司在哥伦比亚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权利。2007年，两国又携手收购在安哥拉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

[跨国企业的机会]

如果西方企业未能充分利用“中国龙”与“印度象”之间的互补性，就会丧失竞争优势，不仅是在中国与印度，而是丧失在全球的优势。在这一点上，通用电气和微软做出了一个良好的表率。

揉合中印两国优势的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中国的硬体与印度的软体。而现在通用医疗集团（GE Healthcare）的做法正是如此。例如，高阶变形杆菌放射线系统（high-end Proteus radiology system）共有719个零件，通用在十多个国家开发这些零件，其中，在班加罗尔设计软体演算法（software algorithm）与扫描仪的发生器，北京则负责零件的制造与组装。虽然通用的成功有赖于它杰出的管理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通用在中印两国契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量体裁衣，才可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一位通用的高层主管对此就曾表示过，他们在中印两国分别组建技术熟练的工程人才团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产品开发效率，这很符合通用的竞争文化。

而微软针对中国与印度，也分别发展出了最合适的创新做法。

微软的中国子公司也尝试善用印度优势，打算与中国政府，以及印度最大软体公司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三方合作。2002年，塔塔进入中国，在杭州经济特区独资成立了一家公司，2007年又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扩大投资。中国发改委批准深圳与北京的科技园区，入股塔塔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塔塔在中国恰好经历过三个阶段：它的全球客户在中国设立据点，因此它也进入中国；之后它以中国为基地，为亚洲企业提供服务；现在它进入第三阶段，竞逐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微软也协助中国政府，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软件产业。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微软参股塔塔在中国的公司。目前印度母公司为控股方，占有塔塔中国公司65%的股份，三家中国合作伙伴共持有25%，剩下的10%则归微软所有。新的资本协作之下，塔塔中国公司承接了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银行应用系统的开发。塔塔负责开发系统，微软则通过它在中国拥有的17个研发中心将开发好的系统移植进银行。微软未来的计划是将在中国取得的经验成功复制到印度，因为塔塔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银行系统应用项目是在印度国有银行完成的。印度国有银行拥有10000家分行以及1亿名用户，而中国是次项目却涉及到22000家分行以及超过3.6 亿名的用户。微软未来的发展前景由此显得十分诱人。

但很奇怪的是，许多人都只把中国与印度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有些人更是把这两个国家的兴起视为零和游戏，也就是只能牺牲一方来成就另一方。很显然，这些想法都违反经济的逻辑。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欧美以外地区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日渐壮大，面对这个趋势，跨国企业不应裹足不前，而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互补性，并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从两国里寻求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