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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过去10年一直高居加拿大移民来源国之首。《枫尘仆仆——百名加拿大技术移民访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许丽平、JanetSal aff连续四年,追踪采访50个技术移民家庭的真实故事,展现了他们在工作、婚姻、子女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经历。
廖荣:“以为学历越高,越会得到雇主的青睐”
廖荣在国内修完能源和环保硕士学位以后,继续在日本深造了4年,获得博士学位。接下来他在美国作了一年访问学者,由于以他的身份获得美国绿卡很困难,于是他从美国申请移民加拿大,希望找到一个能让他和仍在日本的妻儿安居工作的地方。申请手续顺利通过,他在1998年下半年抵达多伦多。为了保险起见,妻子仍在日本上班,等他在加拿大找到一份工作便来加团聚。
“刚开始我不懂,申请工作时把自己的学历傻乎乎地全写上去,以为越高越好,越会得到雇主的青睐。一年下来我一无所获,到现在才懂得要自己给自己打折扣。有几个博士生在公司工作?谁愿意请一个比自己学历高一截的员工呢?”他的头一年是在一家日本公司做订单处理和市内送货中度过的,那还是仗着他会日文的优势。后来他找工作时只写本科,硕士博士一概略去。第一份专业工作直到落地后一年半才辛苦地等到,他总结得出不顺利的原因就是学历太高。
2000年3月在多伦多东面的汉密尔敦,廖荣开始了他的实验室技术员工作,年薪3万加币,大概相当于一个新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水平。他所负责的具体工作就是对在生产线上定期抽取产品样本进行品质检验。做了大半年的检验员后,他被提升为部门负责人,尽管工资涨了几个百分点,廖荣却叫苦不迭,“原来当个小头目不容易,上下受压。有时一个部门送来一种新药,要求第二天就得出结果。我的部门有4个人,本地的、移民来的都有。我得把工作分配给4名技术员,他们有时会为工作量分配不均而抱怨。到了下班时间他们搁下工作就走,才不理你第二天是否要交报告。结果我自己常常加班加点。检验结果出来了,万一不好,又会惹得生产部门的人不悦。而检验是用客观事实说话的,哪管得了他们高兴不高兴呢?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外面办事,回到实验室的时候大家都松了口气,说我不在时什么不转了。没人从中调节就谁都不服谁。我心想:我不在时你们才体会到我的价值!”
喜爱科研而不擅周旋的廖荣几个月后就被公司政治搞得不胜其烦,恰好他订的医学刊物上登出招聘研发部化学师的广告。这次他在简历上放上了硕士学位,“我完全不敢说我有博士学位,他们很可能因为学历过高拒绝我。在加拿大有博士学位的人一般不会屈尊这种工作。他们大多呆在学校或研究所里。”廖荣还告诉我们这家公司的背景:“我们隶属于一个总部在美国的跨国医药公司,在这儿的分支有20来个人,大概只有总裁有博士学位,其他大多是硕士出身。这种医药公司的秘方其实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了谁都能制造那种药。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小小的一个公司就有独立一幢办公楼,每个人的门卡只能进出很有限的一部分,除了自己的实验室、厨房、洗手间,别的地方都不能随便出入。而每个人的职责也是复杂工艺中的一小部分,这样就保证一个人盗不走全部秘密。但正因为这种保密使个人的研究工作因为没有全局观念而受到很大局限,不过反正我们这些小卒子的想法也没人会听,算了。”廖荣对收入有所保密,“扣除汽油费,每年能多个8千到1万吧。”
翁雷:“白人搬出去,更多的中国人搬进来”
租住一室一厅大厦单位的翁雷,遇到的是这种情况:“刚搬进去时,这条街算上我们有3户华人,其中一户是香港人,另一户是从其他国家早年移民的华人,再有就是我们。其实考虑买房子的时候我爱人在市中心上班,我们就在市中心转悠看了不少房子,不是太旧就是街区太差,没有一个能接受的。后来我们的地产经纪问我们愿不愿意往郊区去,就带我们去北约克区,这里的房子比市中心贵,因为学校好,尽是排名在前面的好学校,街区又干净,别的地方一个星期收集一次垃圾,北约克一星期收集两次,当然干净,环境好,看了这儿再也不想看城里的房子。虽然我爱人上班远,我们还是在这儿买了房子,女儿进了好学校。”翁雷自己三口一家住一个两层的大房子,两个车库,还有地下室。他不愿意分租,能负担得了才买这个房子。“以前这儿绝对是多伦多的远郊区,几年前还有野鹿呢。这个区据说以前是纯粹的白人区,多数人家都在这儿住了30年了,眼看着这片土地发展起来的。我们搬进来没1年,这条街就多了两户中国人。其中一家把房子分租给5户人家,全是中国来的新移民。那么多人合用厨房厕所,连洗澡的热水恐怕都供不上。我女儿的一个同学就住在里面,我们每次去他家都呆不过半个小时,因为太冷,房东不开暖气,在家还得穿棉袄。都是中国人,碍着面子他们又不敢投诉。邻居都看不惯他们这么拥挤的居住环境,虽然不直接提意见,但私下里都在说找到合适的地方就搬离这个区。你想想一个房子里住5家人,车肯定都有好几辆,自己的车房停不下就得停在马路上,一眼望上去就知道拥挤了,难怪人家要搬走。要说起来移民不容易,那户人家就指望着租金来还银行贷款呢。可这么个分租法儿,既破坏了整个社区的环境又让人家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结果就是他们(白人)搬出去,更多的(中国)人搬进来,环境越来越拥挤。”
傅云飞:“和丈夫轮流留在家里看儿子”
丈夫赵毅刚和妻子傅云飞来加拿大时儿子才一岁多点,他们轮流留在家里看儿子。开始学过MBA财会专业的傅云飞先找到了在一个小公司当会计文员的工作,每天路途往返4个小时,即使收入只有微薄的10元1小时,一家人租住地下室还算能将就。赵毅刚便留守,看儿子之余自学电脑,因为他的生化硕士学位没办法让他找到工作。他是个认真做学问的人,既然决定改行,就要接受正规教育。儿子很淘,整天缠着爸爸一起玩,赵毅刚抓紧儿子午睡和晚上的时间,考托福,申请大学。一个大男人在家的日子心里不好过,特别是看着傅云飞每日疲于奔波,他便出去打工,换傅云飞在家,傅云飞也是爱读书的人,她想进修加拿大的会计课程。两个人几经商量,只有忍痛把儿子暂时送回家去。本来在国内工作太忙,一家三口难得有天伦之乐的时间,想的是到加拿大可以多一些时间在一起,现在结果却更糟。才来了4个月,赵毅刚就抱着只有两岁多的儿子返回国内。“幸好他从小就有外公外婆在身边,这样回去再跟在他们身边应该很快就适应,不成问题。但孩子不在自己身边终归不好,等我们一有条件就把他尽快接回来。”后来赵毅刚考上了多伦多东面一个大城市的大学,修读系统管理硕士,半年后妻子也开始念大学。幸好中间傅云飞的父母带着外孙来加拿大探望他们,一家子才得以短暂一聚。在这里读大学是非常辛苦的,几乎没有任何空闲时间,再照顾小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赵毅刚和傅云飞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儿子再次离开他们,和外公外婆又回到中国,不知何时才能团聚。
加拿大昂贵的幼托使得有小孩的母亲参加工作非常困难,对缺乏资源的移民来说就更是雪上加霜。技术移民的家庭,夫妻双方往往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结果要么就是一方必须做出牺牲,要么就是把小孩送回国内忍受两地相隔之苦。作出牺牲的一方往往是妻子,因为她们通常工资较低,况且社会价值观念把女性定为生儿育女的角色,这就使得技术移民中的妻子们更难在加拿大的专业工作领域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