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演讲录：中国文化的精神

首先，我们先要弄明白为什么要研究文化的精神。如果是在1978年，我的回答是文化和 发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呢？当时，我们的国门刚刚打开，很多新鲜的事物涌进来。其中就包括喇叭裤。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问题青年的典型装束。那个时候的问题青年的标准打扮是，上身t恤，下面喇叭裤，鼻子上架个蛤蟆镜，手里提着收录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曲。所以，当喇叭裤出现在我的校园里的时候，引起了领导们的紧张，他们认为对这样的现象必须予以纠正，但是他们的做法比较人性，没有开大会批评批斗，而是在学校交通的主干道上立了一个大牌子"喇叭裤能吹响迈向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吗？"。过了几天就有学生在下面贴了个小条子"请问什么裤吹得响？"。没有裤子能吹得响，所以我那个时候认为文化和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十年后，我的观点改变了。在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0年，广东成为了当时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福建比广东次之，上海则是基本和10年前一样。我当时去那里都找不到旅馆住，只能住在那种防空洞里，还是睡上下铺，要买一包香烟还要烟票，那可是1988年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呢？是文化使然的。当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央对地方的管制放松了，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时候，广东人看到的是中央睁着的那只眼，福建人看到的是闭着的那只眼，上海人在琢磨下次要睁哪只眼，北京人则在讨论该睁哪只眼。

这是由各地的文化不同造成的。广东这个地方历来是山高皇帝远的。清朝的时候，从北京到广东的官方行程是多少天呢？56天！即使是按照八百里加急，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特快专递。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人背着信，骑着马，一天内走八百里，马歇人不歇。即使这样，也需要27天。这么远，中央政府怎么能管的了啊？连语言都是不同的，有一回雍正皇帝把一个广东的官员叫来问话，结果一句听不懂。他就觉得问题严重了，于是下了命令，凡是要当官的人必须学官话，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不是有句话这样说的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要广东人说官话。有一次一个广东人到北京来，找了家餐 馆吃饭，想吃水饺，就问服务员："小姐啊，'睡觉'多少钱'一晚'啊"。小姐一听就骂"流氓！"广东人说："六毛？好便宜的啦，来两'晚'"。再加上广东这个地方历来是通商口岸 ，有做生意的传统，所以一旦有了发展的机会，他们是不会那么多顾忌的。他们当时的口号是"看见绿灯你就直走，看见黄灯抢着走，看见红灯绕着走"。他们看到的和关心的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那就可以做。

福建人和广东人不一样，福建人比较听话。你看福建的地名，很多什么安啊，什么平啊之类的。福建有个地方叫诏安，意思是诏书一到就安静了，都是好孩子。所以福建人关心的是中央闭着的那只眼，不要越雷池。

上海人的特点是爱管别人叫乡下人。这也是有文化渊源的。上海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起来的城市。它是完全按照当时先进的城市规划建立的，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中国城市化最高，国际接轨程度最高的城市，所以他们那里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城市人，说别人是乡下人。他们的商业发达，做生意要盘算啊，所以他们就爱琢磨中央要睁哪只眼。
    北京人的特点是叫"外地人"。为什么？因为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已经很久了，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自己是中央的感觉。你看北京人如果和外地人吵架，最爱说的就是"你们外地人"怎样怎样。我在开16大的时候来北京办事。路上就跟那个的哥聊天，他问我"您是代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