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小考: 桃园结义时刘备多大？（十题）

一、“桃园结义”时刘备多大？

《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时，刘备“年已二十八岁矣”。在他看到幽州刺史刘焉的招军榜文的当天，先后认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次日 ，三人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

这里说刘焉是“幽州刺史”，属于艺术虚构。不仅如此，就连“桃园结义”这个情节也是虚构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写道：“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同书《张飞传》也写道：“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两条记载，只是说张飞把关羽当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随刘备，而刘备对他们也十分亲近，“恩若兄弟” ；但并没有说三人正式结拜为兄弟。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恩若兄弟”一语加以增饰渲染，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已有《桃园结义》一节，元杂剧也有无名氏撰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正是在此基础上，罗贯中在《演义》中设计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由于它是“恩若兄弟”这个史实的合理延伸与发挥，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符合读者的心理，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

然而，说刘备当时“年已二十八岁”，却有问题。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卒于章武三年(223)夏四月，“时年六十三”。古人计算年龄都算虚岁，照此逆推，刘备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那么，中平元年他应该是二十四岁。



二、关羽的籍贯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很多读者会认为简直不成问题：关羽是“河东解良人”嘛，《三国演义》 第一回写到关羽首次出场时，就自称“河东解良人。”其实，这个说法是有毛病的。

按照历史小说写作的通例，在介绍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的籍贯时，应该使用当时的地名；历史人物自我介绍时，更是应该如此。《三国演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做的，例如：刘焉为“江夏竟陵人”，董卓为“陇西临洮人”，孙坚为“吴郡富春人”，乐进为“阳平卫国人”，刘表为“山阳高平人”，赵云为“常山真定人”，张辽为“雁门马邑人”，诸葛亮为“琅琊阳都人”，庞统为“襄阳人”，等等，均系直接抄录有关史书。对此，作者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作任何改动，因为这与艺术虚构毫不相干，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无任何价值， 反倒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所以，介绍关羽的籍贯，当然也应该以有关史籍为准。

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关羽是“河东解人”，也就是河东郡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而《三国演义》所说的“解良”，实即“解梁”，乃是金代地名。据《金史·地理志上》记载，金代初期曾置解梁郡军，属河东南路(北宋的河东路，金代分为河东北路和河东南路)，后改为解州，治所在解县。用金代地名来称东汉人的籍贯，甚至让东汉人自己称说金代地名，未免显得不伦不类。

其实，称关羽为“河东解良人”，并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和《演义》的传抄者、刊刻者有意为之，而只是沿袭前人已有的习惯说法而已。元杂剧三国戏和《三国志平话》，或称关羽为“河东解良人”，或称之为“蒲州解良人”(蒲州系北周始置州名)。这说明至迟到金代，三国故事已经初具轮廓，称关羽为“解良人”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使戏曲作者和说话艺人都已习以为常。作为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以《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为参照系，对三国题材的俗文学作品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和重铸，纠正了其中很多知识性错误；但是，由于自身知识和写作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习惯力量的强大，仍有不少错误未被发现，被他沿袭下来。正因为如此，罗贯中或《演义》的传抄者、刊刻者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关羽的籍贯误为“河东解良”。这是典型的来源于《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技术性错误”，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理应予以校正。

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关羽是“河东解(县)人”。



三、“张翼德”还是“张益德”？

张飞是《三国演义》中知名度极高的人物。说到他的字，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字 翼德”。其实，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习惯性错误，正确的说法是：“字益德”。

要辨明这个问题，最权威的依据自然是陈寿的史书《三国志》。《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写得明明白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此外，《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法正传》也称张飞的字为“益德”，《杨戏传》收录的《季汉辅臣赞》中有一篇就题为《赞关云长、张益德》；《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吴书·周瑜传》注引《吴录》也都称张飞的字为“益德”。这些材料互相印证，无可辩驳地说明，张飞的字就是“益德 ”。

照理说，文学作品描写象张飞这样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时，其姓、名、字都应该根据史书直录，不能任意改动。这与为了组织情节、塑造人物所进行的艺术虚构完全是两码事。《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张飞的艺术形象，设计了许多精彩情节，其中“怒鞭督邮”、“虎牢关前战吕布”、“夜战马超”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出于虚构，这在艺术上是允许的，而且往往是成功的。而改动人物字号，对塑造形象并无任何帮助，只会造成不应有的错误。然而，自宋元以来，一些人因为张飞名“飞”，便不顾史籍的明文记载，望文生义，擅自将“益德”改为“翼德”，纯系徒滋纷扰。

几年来，我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把它作为《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予以校正。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剧本创作阶段，我也曾郑重提出这个问题。但有的同志却坚持沿用“字翼德”的错误写法，认为这是“忠实于原著”。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事实恰恰相反，说张飞“字翼德”并非罗贯中的本意，也并不“忠实于原著”。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字翼德”；罗贯中摒弃了这个错误，现存的几种早期《三国》版本，如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张飞的字都已改正为“益德”。到了清代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演义》，以《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为基础，却又擅自把张飞的字改为“翼德”。由于毛本是三百多年来最流行的《三国》版本，加之根据它改编的戏曲、曲艺的广泛传唱，于是以讹传讹，乃至家喻户晓。今天如果仍然说张飞“字翼德”，只不过是在继续重复毛氏父子的错误而已。

为了尊重历史人物，并真正尊重罗贯中的本意，应当正确称呼张飞的字：“益德”。



四、“杨大将”之误

在《三国演义》中，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如貂蝉、吴国太、周仓、卞喜等等。既是虚构，其姓名自然无所谓正误问题。然而，《演义》写到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有时却把姓名弄错了 ，这就是书中“技术性错误”的一类――人名错讹。“杨大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演义》第十五回写到，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其实，这个姓名是错的，正确的姓名应该是“杨弘”。何以见得?请看《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的记载：

(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

这里写得很清楚：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弘。但因古人著书无标点，罗贯中收集史料时，把“ 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句中的“弘”字看漏掉，读成“长史杨大将、张勋等……”就为这一字之差，“杨弘”糊里糊涂地变成了“杨大将”。应当看到，在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查书、核对资料的条件是比较差的，把某些人的姓名弄错也可以谅解。但对杨弘来说，这一错却实在冤枉。尽管他只是一个过场人物，还是应该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

像“杨大将”这样因句读错误而造成的人名错讹，在《演义》中还是个别的。较多一点的是因形近字造成的人名错讹。例如：

第十一回写到糜竺向陶谦献计，据《三国志》本传，“糜竺”应作“麋竺”。同样，“糜芳”应作“麋芳”，“糜夫人”应作“麋夫人”。

第二十三回写到太医吉平欲毒死曹操，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吉平”应作“吉本”。

第六十五回写刘备自领益州牧以后，任用了刘璋旧部庞义等人。据《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庞义”应作“庞羲”。

第六十六回写到侍中王粲、卫凯等欲尊曹操为魏王，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卫凯”应作“卫觊”。

第八十一回写张飞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范疆”应作 “范彊”(“彊”系“强”的异体字)。同回写刘备伐吴，命傅彤为中军护卫，据《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傅彤”应作“傅肜”……

上述这些人名错讹，哪些是罗贯中本人的笔误，哪些属于后人传抄、刊刻之误，已经很难辨析。但是，它们都是不应有的错误，都应该加以校正。


五、“幽州太守”及其他

《三国演义》第1回写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幽州太守刘焉为了对付黄巾军，急忙出榜招兵。这里的“幽州太守”一语，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

东汉末年，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黄巾起义爆发时，州的行政长官为刺史(后来一部分刺史升格为州牧)，郡的行政长官为太守，县的行政长官为县令或县长。幽州既然是州，其行政长官自然应该是“刺史”，但《三国演义》却用了“太守”这个郡级长官的官名，这就闹了笑话(历史上的刘焉并未任过幽州的行政长官)。这种现象，可以叫做“职官混称”，是《三国演义》有关职官方面的“技术性错误”中的一类。类似情况还有：“青州太守龚景”(第一回)，应为“青州刺史龚景”；“西凉太守马腾”(第五回)，应为“凉州刺史马腾 ”(历史上的马腾未任凉州刺史)；“兖州太守刘岱”(第六回)，应为“兖州刺史刘岱”；“徐州太守陶谦”(第十回)，应为“徐州刺史陶谦”；“荥阳太守王植”(第二十七回)，应为“荥阳令王植”(荥阳系县，其长官为令，而非太守)，等等。

《三国演义》有关职官方面的“技术性错误”，另一类是“误用后代官名”或“随意杜撰”，即给人物加上东汉三国时期没有的官名。例如，第十回写曹操“以(荀攸) 为行军教授”，当时并无“行军教授”官职(宋代始有“教授”之名，但系学官)；据《三国志·魏书·荀攸传》，应为“以(荀攸)为军师”。又如，第二十一回写参与董承衣带诏之谋的有“工部侍郎王子服”，当时并无“工部”，自然也无“工部侍郎”官职(隋代始置工部，后代沿置)；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应为“将军王子服”。再如，第五十六回写曹操“封华歆为大理少卿”，当时亦无“大理少卿”官职(北齐始设大理寺，后代沿置，其长官为大理卿，副长官为大理少卿)；据《三国志·魏书·华歆传》，应为“拜华歆为议郎”。类似情况，还有一些 。

《演义》有关职官方面的“技术性错误”，最常见的一类是“官爵文字错讹”，指作者或传抄者、刊刻者一时不察，将官爵的个别文字弄错(多为误用形近字、音近字)，或因漏字、 增字而造成错误。例如：第五回写袁绍为“祁乡侯”，据《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应为“邟乡侯”；第十四回写曹操封刘备为“征东将军”，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当作“镇东将军”；第十六回写曹操命“奉军都尉”王则出使徐州，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应为“奉车都尉”；第十八回写李通“乃镇威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李通传》，应为“振威中郎将”；第二十三回写刘表谋士韩嵩为“从事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应为“从事中郎”；第五十九回写张鲁为“镇南中郎将”，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应为“镇民中郎将”；第一百十七回写诸葛瞻为“行军护卫将军”，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诸葛瞻传》，应为“行都护、卫将军”，等等 。

上述种种“技术性错误”，都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无心之失，甚至是被传抄者、刊刻者强加给作品的。它们对作品叙述情节、塑造人物毫无益处，理应加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