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是诸葛亮最大的败笔

从三国的时代背景看诸葛亮身后的人才凋零。

在陕西的勉县是三国时期蜀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刘备、诸葛亮、马超、黄忠、赵云、魏延、在此都留有遗迹。刘备在汉中称王时是公元219年，此年诸葛亮39岁，一直到诸葛亮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233年，诸葛亮53岁时，诸葛亮都以勉县为基地筹划北伐，前后历经14年。

勉县诸葛亮的遗迹有多处，在定军山下有诸葛亮的墓地，在勉县东南十余公里的黄沙镇是诸葛亮当年屯田和制造木牛流马的地方。诸葛亮祠在全国有多处，原来我以为勉县的也是一般性的纪念祠堂，身临其境方知此处原来是诸葛亮在汉中的丞相府原址。在祠内遇到一位算卦的老者，攀谈中了解到现在的祭祀大殿就是原来诸葛亮办公的场所，后面的寝宫是诸葛亮在世时休息的房间，这些是原建筑多年翻修。后院还有诸葛亮的抚琴台、望江楼、休息的草庐，虽然这些以不是原建筑，但在原地是无疑的了，抚今追昔，自有一番感慨。

诸葛亮27岁起于隆中，鞠躬尽瘁，我年轻时几次翻读《三国演义》，每看到诸葛亮陨落五丈塬时，在读后几章时就好像没兴趣了一样。同时也有个疑问，诸葛亮在世时，蜀国轰轰烈烈，如日中天。而去世后，崩塌之快又让人始料不及，刘备集团的政治局面前后的反差为什么这样大呢？

蜀国事业没有继承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面是人才的培养，诸葛亮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汉宗室成员刘焉向汉灵帝请求外调，被批准为益州牧，他来成都时有大批南阳、陕西人士跟来，刘焉带他们目的是增加自己的势力，但同益州本土官僚集团产生了矛盾。刘焉并没有采取安抚，而是以宗亲重臣的身份简单采取压制政策，矛盾慢慢激化。194年刘焉死，子刘璋立，更加懦弱毫无威信，只能依靠父亲的旧臣，刘焉带来的客家人喧宾夺主，本地官僚人心思变。

由于刘备的宗室出身和良好的声誉，益州的一部分官僚开始将目光盯上刘备。这也是刘备进川比较顺利的原因之一。

刘备进川带来一批荆州人士，取得政权后，蜀国的政权结构就变成刘备亲随的荆州集团、当地人士和刘璋原旧臣三部分组成，矛盾更加复杂化。

诸葛亮面对此种情况，他主要依靠荆州原班人马，这些人士诸葛亮熟悉，使用得心应手。更大的原因是他们不能搅入原来两派的矛盾中去。有句俗话，“远来的和尚好念经，”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当政者对前任的利弊看的非常清楚，并同原来的矛盾没有任何关系，有利于矛盾的梳理。

但诸葛亮也注意平衡旧有的两方关系，他重视的第二位是刘璋的外来旧臣，历史上称为东州集团。这是因为他们处于被攻击的一方，极易拉拢，又由于也是外来客，根基不深，而且有些以在重要岗位上。

刘备有个优势让人羡慕，别人取得利益，要靠拼搏，刘备有个高招是靠娶老婆。同东吴有一步棋就是联姻，娶了孙夫人，结成了战略联盟。这次到成都，刘备还是故伎重演，又娶了东州集团实力派人物吴懿的妹妹为妃，这使原外来官僚集团情绪安定。

诸葛亮排在第三位的才是益州的本土官僚，这是因为诸葛亮防止他们坐大，当时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土地，即没有税收，也没有兵役。诸葛亮严法治国，打击豪强，但也适当给以任用。

就是这种平衡术使得蜀国官吏相互制约，上下通顺。但此政策的一个后果是过重的压制地方豪强，使本地人才凋零。

另一方面诸葛亮打得是“复兴汉室”的旗帜，这条政治路线在群雄并起时，极有号召力，有识之士趋之若鹜。实际上东汉的刘秀就是靠的这面旗帜取得政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此付药以治过一次病，何不来第二次呢。

但时过境迁，东吴鲁肃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对孙权讲；“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经过黄巾起义，汉朝以是千疮百孔，声誉全无。

但是拥护复兴汉室的人还有，他们包括三种人：一种是刘氏亲属，要光复旧业。一种是汉朝的既得利益阶层，要恢复失去的利益。再一种是像诸葛亮一样的儒家正统学派，三纲五常不能乱，这是精神上的追求，也是一生的信念。

复兴汉室在东吴没有市场，在魏国更是大逆不道。特别是曹丕和刘备相继称帝以后，一部分人拥立新君，一部分人看清了复兴汉室就是刘备当皇帝，所以外来的人才也很少进川。在三国鼎立以后，从三国演义中就能感觉到，来投奔刘备集团的人少了。

江山的复兴实际就是人才的争夺战，由于历史的原因，诸葛亮在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两方面都遇到窘境，所以民间流行一句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也反映了蜀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还有一方面是诸葛亮自身的原因也影响了接班人的培养。诸葛亮一生谨慎，任何事情都要亲自参与才放心，他在当丞相时规定，凡是处罚刑律在打犯法者二十大板以上者都要亲自审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记录一件事，据说诸葛亮有一次辛辛苦苦地趴在案前，亲自核对着登记册和账本。主簿杨颙知道了这件事后，径直闯进丞相府，对诸葛亮说：“治理国家都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这个程序一定要遵守，不能紊乱；上下的职务、职责，也不能相互侵犯，否则就会乱套。”诸葛亮经常越俎代包，独断专行，恨不得天下的事他一人都干了。用王夫之的话说是诸葛亮过于“明察”，使人唯唯喏喏，最后“外饰而中朽”。诸葛亮兢兢业业的后果是生前累的吐血，死后后继无人，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可叹的是这种个人的工作风格。当代也有一例，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形同诸葛亮，事无巨细，无所不到，甚至上卫生间的时间也要手中批阅一份文件，在中国做到丞相的位置上，被工作累死的，只有此二人。结果都忙了一辈子，身后的事谁也没有办好。周恩来在这方面就不如邓小平，对事情举重若轻，桥牌该打还打，有耗子就安排猫抓去。

象诸葛亮的出师表表白的一样，他真是鞠躬尽瘁，但他的负面作用是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结果是怎样呢，蒋琬、费袆、姜维，一窝不如一窝。

身临诸葛亮的丞相府，确实感慨万千，有一幅名联说得好：“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