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灵魂的书写

（1）绪言

搞明白了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神谱》里诸位神明的身份以后﹐我对记忆女神美默素妮(Mnemosune)的九个发束金带﹑气宇轩昂的女儿抱有格外的敬畏和爱戴。其中﹐手执书卷﹑司掌历史的克俪奥(Klio)尤其让我好奇﹐便索性到她的国度里游历了一番。我无缘拜见克丽奥本人的华严﹐据说她只接见诗人。但是女神的国度里到处都装点着一种可以随意拿取的东西﹐那就是史书。没有见到女神的样子(eidos)﹐对什么是“历史”的本性 (physis)的问题自然依旧无知。不过﹐倒是翻捡了几册史书﹐至今还记得一些书的名字﹑年代之类﹐记下来﹐以为备忘﹐也和那些对“目录学”感兴趣的朋友共享。


和中国或者任何一个文明一样，史书构成西方文明的脊梁，自然会卷轶浩繁。提供一个详尽的西方史书目录，这超出了我的能力。值得推荐的倒是五百年前法国大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博丹（Jean Bodin）﹐他的名著《历史方法》最后一卷是他根据自己读过的西方史书特意制作的一个书目，含250余种名著，基本都是古代的﹐文艺复兴以后的学者似乎都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偏见﹐那就是现代没有伟大的史书﹐究其原因﹐据说因为现代是一个平凡的世代﹐没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值得记述﹐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史书只记述伟大。


博丹被称为“十六世纪的孟德斯鸠”﹐那当然是指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以及他所开创的在历史中研究法律和在法律中研究历史 “政治学”方法而言。十八世纪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书后也有一个书目，史书占了大部﹐同样是偏重古代，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书目。博丹去世至今500年，新的史撰倒也层出，但读起来似乎少了点什么。要弄清楚这其中的究竟﹐大概只有克丽奥女神本人最清楚。回到我的目录学。



（2）起源：考古体


前5 世纪人Hecataeus标举所谓“遗古”，挑战荷马等上古史诗中的神话因素，以诗歌体重撰人事。后来又有另一类史家，被称为 “logographoi”，字面意思是“散文作家”，区别与古代以诗体作文的人。他们以素朴为写作原则，严格记述史实，包括道听途说的传奇轶事，不做评论，不下断语。这个书写传统对后世书写传统影响似乎很大，除了史学界以外﹐它还渗透到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领域﹐其素朴﹑雍容和忠实的气质尤其为那些疏解古书的学者钟爱﹐比如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学派中批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经师们的“评注”（commentaria）文体与古代那些“散文作家”的文体有很深的渊源﹐它旨在以忠实于原典的风格用另外一种语言重述古代哲人的著述。值得一提的是﹐据说是凯撒大帝第一个率先用“Commentaria”这个词命名他的两部战争日记﹐据朋友说﹐他读凯撒的拉丁原文时的确有素朴率直的感觉。中世纪10世纪之前﹐Commentaria 是学人们的标准书写文体之一。这种文体在基督教经院神学的“辩难”文体（quaestio disputationis）占主流地位之后便式微了。等到20世纪遍览政治古籍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重提“散文律”(logographic necessity)的书写法则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听得懂他讲的“显白”和“表面”究竟是什幺意思了。


继承 “logographoi”的散文文体，希罗多德仿照前辈Hecataeus的文体并有大成﹐他的《历史》中录有许多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流言蜚语，这自然是“散文家”(logographoi)的风范。这荒诞不经的历史实录不仅与一个民族文明的养育有至深的关联，更涉及到人类言辞 (logoi)的本性的哲学问题﹐在此不能分说。从希罗多德开始，“历史”作为一种书写或言词体例因此得以确定，从此也就有了历史家和诗人、修辞家、智者、哲人等的政治和言词的争执。种种争执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里安、小普林尼、小赛涅卡、塔西陀等的文字里有或深或浅的讨论，后世史学家、古典学家、政治哲学家也都以之为重要论题。


希罗多德之后，有很多模仿作品，但大都不传于后世﹐如Ephorus。近人古典学大家 Felix Jacoby 编订了他们的残篇﹐凡十五卷，相当于其师兄弟Hermann Diels编订的哲学等部类的《前苏格拉底残篇》﹑或者M.L.West编订的诗歌部类的《哀歌及长短格残篇》，又或类似修辞部类的《阿提卡演说家集成》。这都是古典学学界的上等家珍，里面可谓隐藏了西方文明源头的最后秘密。

3）纪年体


希罗多德的文体后人称之为“考古文体”（antiquitates），法国人因其博杂干脆称之为“博学文体”（参狄德罗等启蒙派们编僎的<百科全书>中的“Erudition”词条）。希罗多德之后，雅典人修西底德另开风气，发明了年鉴体或纪年体的史撰体例。“纪年体”和“考古体”在表面上最根本的区别是：考古文体偏向对典章制度、文物风俗的静态观察，不在乎“时间”这个因素，所以不重对政治发生史的记录，而更倾向不同文明的比较。希罗多德因而被称为一个没有祖国认同的“世界公民”(cosmopolitan)。这个词很传神﹐它似乎暗示了“考古体”的史家多半没有政治家式的关怀﹐有时简直就是非政治﹐就是只知道美化纯粹学术而不问民族疾苦的书斋浪漫派。然而﹐在“考古体”史撰的深处其实隐藏着伟大的政治救赎意义。这个意义在公元四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时期等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刻方才浮出表面。这是个大问题。


纪年体重在记事，因而，用纪年体写成的史书无一例外都是地道的政治史﹑军事史。这个传统我们自然都很熟悉，比如修西底德之后的色诺芬（续修西底德）、波利比阿（罗马共和史40卷﹐后35卷为残篇）、波赛东尼乌斯（续波利比阿）、萨鲁斯特（卡提林政变史、优古达战争史、罗马共和史残篇）、凯撒大帝（两部战争日记）、卢坎（“后三头”内战史﹐以诗体写成）、帝奥卡西乌斯（罗马通史）、普洛克比乌斯（拜占庭东罗马史）、弗拉维约瑟夫（罗马治下的犹太人史）、阿彼安（罗马征服史和内战史）、阿里安(亚历山大史)、李维(罗马共和史)、塔西陀(罗马帝国史)，马基利努斯(罗马帝国﹐续塔西陀)以及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尼(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佛罗伦撒史)、贵恰尔蒂尼(佛罗伦萨史﹑意大利史)、霍特曼(法兰克史)等等。这个史转传统气度很恢宏。如果把西方文明比作一个政体，那幺，这个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政治史撰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比如编订《旧约摩西五经》的犹太“文士”以斯拉）乃至为万民立法（比如修西底德）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