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随笔五篇：八十自省

萧乾和夫人文洁若


萧乾（1910—1999）蒙古族，原名萧炳乾，著名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祖籍内蒙古，生于北京。

1929年进燕京国文专修班学习，一年后考入辅仁大学。1933年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选修“特写——旅行通讯”课程，1935年6月毕业。1939年他赴英讲学，开始了七年的欧美生活。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兼旅行记者。1939至1942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1942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5年，他从莱茵河前线返回伦敦，经加拿大东岸转旧金山，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3至1955年任《译文》编委，1985年1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9年4月任馆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委，民盟中央第五、六届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等。1989年4月，为美国伊斯塔德“国际文学奖”第十届评奖会评审委员。

著有专著《篱下集》、《书评研究》、《红毛长谈》、《栗子》、《落日》，《人生采访》、《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创作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选集》(10卷)，译著长篇小说《好兵帅克》等。译著诗剧《培尔·金特》获1986年挪威王国政府国家勋章，《尤利西斯》(合译)获全国第二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散文集《北京城杂忆》获中国首届散文奖，《倘若我是日本人》获1996年雪津杯杂文征文一等奖，《抗老哲学》获1998年杂文一等奖。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在欧洲惟一的战地记者。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牌”。1990年，80高龄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着手翻译了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目录


八十自省（节录）

我这两辈子

校门内外

文革杂记忆

点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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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自省（节录）
萧乾   《随笔》

　　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60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大路坎坷不平。回首这80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7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

　　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18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

　　29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1946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1957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呆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1932 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1934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1947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万万剐”，以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1925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30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1938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即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1935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

　　15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时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

　　青少年时，我也有过“大同世界” 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动阶段、反动势力都打倒之后，一个人人丰衣足食、个个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将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此，地球就变成了乐园。那时也曾以为地球尽头有像佛教的极乐世界那样一座乐园。那里再也没有剥削与压迫，煎熬与流血。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梦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人类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

　　我就是靠这一信念活下来的。

[ 本帖最后由 广南子 于 2008-1-19 17:4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