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华文化最美是“善”和“爱”

现在无论如何要面对的，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别的古文化都中断和灭亡的情况下，它能够惟一存在并“活”到了今天，其原因何在？这是我们每个中华文化的参与者都应该关注的大问题。



　　中华文化“长寿”的三个“智慧”



　　我在年纪已经不轻的时候到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考察，就是想弄明白他们的古文明是怎样走向灭亡的。伊拉克的巴比伦王朝、幼发拉底河文明不得了，为什么沦亡了？还有埃及，比中华文明都早，为什么就灭亡了？要好好找找原因，这是文化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支撑我们继续“活”下去，并活得比人家好？我们的中华文化是“真活”，不是“假活”。别的古代文明所有的古文字都看不到了，而我们孔子、孟子的书你随便翻开看，现在还琅琅上口。中华文化真的活着，这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入口点”。在我看来，中华文明之所以代代相继，有三个“智慧”：

　　一是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中国人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

　　二是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庸之道”在所有的极端中找到了一个交集点、合适点和恰当点，在这个交集点上，处在极端状态的人都在我们的关爱之下。“中庸之道”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三是中华文化不喜欢失控。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更有趣的是创造了哪个国家都没有的科举制度。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使得有效管理，有了人才储备，每3年一次大考，出了大量的人才参加国家管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



中华文化的三大主干精神



　　在中华文化贯穿几千年的过程中，有哪些主干精神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我找到了几个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大同小康的理想论。《礼记》里所说的大同理想，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大同和小康是非常对仗的词，大同是我们的终极理想，就是天下为公，在暂时不可能做到的时候，先把每一个家庭打理好，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好，这就是小康。

　　其次是“中庸之道”的方法论。“中庸之道”不是庸人哲学，非常了不起。它是在一个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的世界当中，避免思想走向极端的平衡器，是弹性哲学中避免脆裂的弹簧。孔子说“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有“中庸之道”能够关注到一切极端的人。季羡林先生就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文明送给世界的“大礼”。

　　最后是“君子之道”的人格论。这点也很重要，儒家思想包括部分道家思想，它不一定在某个人身上充分体现过，但它作为一个人格典范，隐约在所有人的头上。不管你做了皇帝，不管你做了学士，不管你是秀才，都想做一个君子。君子是什么，孔子、孟子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孔子告诉了我们君子的对立面是什么，那就是小人。这虽然不像西方哲学划分得那样清楚，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这是中华文明很有优势的精神。



　　中华文化最美是“善”和“爱”



　　现在我们的文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全球都在眼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们重大的文化问题。我们的文化人对生态文化有发言权的不多。生态文明最初提出者是老子和庄子，他们提出人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存，这个文化问题后来离开我们很久了。

　　中华文化如何在世界遇到不可知的危机，包括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时，来平定当代人的心境，沟通当代人互相援助的愿望？这好像关系到人的道德品质，其实还是文化课题。

　　中华文化中最缺少的是什么？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访学，他在中国呆了九个月，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演说，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因此我们对他的批评也很重视。他离开中国时，担任翻译的赵元任先生问他，中国文化的问题在哪里。罗素讲了几点，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他觉得中国人缺少人道主义的冲动，对别人的灾难往往不太关注，有时甚至还暗暗自喜。

　　确实，我们的文化过多强调知识技能，对于善良的呼唤，对于爱的呼唤，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唤，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却搁置了，我们的文化缺少“善和爱”这面主要的旗帜。我们现在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各种各样的书店里看到的，永远是“致胜术”，如何赢，怎么战胜别人，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但是在这上面一定还需要飘拂着“善和爱”这面旗帜。如果缺少这个，我们的生活将多么让人寒心。与之相比，任何零敲碎打的文化细节真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没有“善”的火花，“爱”的暖流的话，我们民族的文化再发达也不行。我作为在上海举办的2007世界夏季特奥会开幕式的艺术总顾问，美方总导演老是问：中国56个民族是不是必须一个不落地全部出现？最能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究竟是什么？上海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特征是不是又要用那首《茉莉花》来表现？京剧、功夫和旗袍是必须的吗？……我说全部都不用出现，要出现也是“顺便”的，希望把开幕式变成我们中国人参与全球人道主义的温暖的对话，参与“善与爱”这个崇高的事业。结果出现这样的场面：一群少林弟子手持长长的少林棍，百般潇洒、川流不息，无数棍棒齐整拍地的声音清脆动人，响彻全场。突然，他们发现了两位试图艰难攀越高度的残障人士。于是，就像接到了至高无上的命令，所有的操练者立即放弃各自的潇洒，给残障人让道，并自动组接成了一道扶持和救助的长城。攀越者没有扶手，却发现众人手上的少林棍此刻全都竖立起来，成了他们的拐杖！“我们的肩膀一定是别人的道路，而我们的脚下一定有别人的肩膀。”这就是人类。我每次看到这里，总会凝神屏息、热泪盈眶。环视四周的观者，也是同样。

　　毫无疑问，这是极其罕见的有关崇高和圣洁的“人类场面”。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充分健全的，人人都是摸着众人提供的拐杖、攀援在众人的肩膀上。而众人，也因为向别人提供了援助而走向健全。由此可见，观众的注意力，由贯通天地人心的人道暖流所维系。这就是我们的“善与爱”，人类文化的主干。我们能够把这个主干发扬与继承下去，中华文化的尊严与骄傲也全部能够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