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 中国政治是否具备和解社会的功能？

欧洲在工业革命早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巨大的社会分裂，法国连续出现多次工人武装斗争，但这些暴力和流血的阶级间冲突与矛盾后来都化解了。是什么原因使欧洲国家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下面这篇文章给出了原因，那就是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互妥协，实现和解，化流血冲突为和谐共存，最终使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的和平道路。

　　但是，在欧洲社会实行阶级和解的同时，东方国家却引进了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的理论，并展开了一场殊死的、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场斗争进行得是这样彻底，不仅彻底扬弃了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传统，国共两党最终也未能实现联合政府，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又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极至----文化大革命，使社会的对立和分裂更加严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这场革命和分裂的后遗症之中。革命理论和理想主义的强大惯性长久地影响着几代人的头脑，譬如当前社会的老左派、新左派群体。这一群体始终依据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对抗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改革。

　　并且，由于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中国社会的阶层对立、阶层仇视十分严重，甚至根深蒂固，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见的，西方国家很难看到如此敌对的两个社会群体。

　　因此，在向资本主义转向的过程中，政府不得不过多地向资本倾斜，扶植资本。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慢慢壮大起来，权力与资本形成了新的同盟，工人与平民受到了过多地压制，利益受到了损害，社会力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因此，社会间资与无这一对老矛盾重新诞生和加剧。这种状态是欧洲国家19 世纪后所没有过的。

　　为什么当年英法国家的大资产阶级能够实现与工人阶级的和解？为什么19世纪以后欧美国家基本实现了和谐社会？这要从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找原因。这种事实说明，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着社会阶层和解与和谐共存的因素。国家政治是调和国家矛盾的重要工具。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具备这种功能，这个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便可以和平共处，和谐共存。

　　中国目前的全能权威政治体制是否也具备这一功能？这是考验当前中国政治和政府的最大任务。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矛盾冲突？已经成为我国越来越迫切、越现实的改革问题。

　　中国国内目前不仅存在着不同阶层和阶级的矛盾，还存在着政府与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矛盾。这一矛盾也需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来加以解决。但由于缺少一种解决矛盾的机制，使政府至今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特别是，政府如果解决不好社会矛盾，就必然成为社会矛盾的对象。所有社会矛盾的一方都会把矛头对准政府。如果政府最终解决不了社会冲突，并在冲突中解体，那么社会矛盾冲突的各方会在新的冲突中选择新的政治体制----使社会能和谐共存的政治体制。

　　总起来看，目前中国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其特征都属于单向派，都想以一派的主张压倒另一派，甚至消灭另一派。但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双向派，即容纳社会各个群体共存共荣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社会群体如果不纠正革命年代形成的思维定势，仍然有可能使社会倒退回过去。而中国的政治模式从来就是单向模式。这是造成中国社会从一种倾向歪向另一种倾向、一种力量反过来管制另一种力量的根本原因。

　　中国已经不能再延续单向政治了。这就是《欧洲大资产阶级与工人运动是如何实现握手的？》一文的启示。

       参考文章：欧洲大资产阶级与工人运动是如何实现握手的？

　　——西方国家实现和谐共存的曲折经历

　　朱传文

　　内容提要：1880 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九年之后，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它发出大赦令，释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参加者。逃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都可以无顾虑地回国。暴力革命理论家、实践家、巴黎公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布朗基闻讯立即回国并在巴黎受到工人阶级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他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在兴奋激动和疲劳中渡过了一年，1881年，76岁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万巴黎工人为之送葬，场面极为壮观。对于这一切，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一点都不干扰阻拦。於是，这一场葬礼就成为一个时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其实在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并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伦敦生活多年、资本论也撰写于斯，可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所信奉的是“工联主义”和“费边社”的观点。法国工人党占主导地位的 “可能派”则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联系的法国“盖德派”也摇曳不定，令恩格斯大为不满。

　　“工人党”的后继者“法国社会党”占主导地位的“饶勒斯派”根本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嫡系”，而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先是受“拉萨尔主义”影响，后则在“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笼罩之中。

　　1875年，人数较少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爱森纳赫派”与人多势众，信奉拉萨尔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而且发表了《哥达纲领》。这个“纲领”充满拉萨尔主义的色彩。使得马、恩疾首痛心。虽然马克思当即写了《哥达纲领的批判》，可是这篇文章却被威廉.李卜克内西压下来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刊发表。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就是社会民主党人”。

　　即使约一百年后，历史的纠葛早已散去，人们能够冷静下来回顾往昔的脚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89年的“柏林纲领”中列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是“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也不过只是五项中的一项。在此之前，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共同纲领的《法兰克福声明》则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明确为“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古典哲学”，而强调“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被提及。

　　历史其实是：以恩格斯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在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向民主的轨道靠拢，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社会民主主义发源于欧洲。其核心思想是以和平渐进、和平演变的方式改革资本主义社会。

　　十九世纪早、中期，欧洲工人阶级曾与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但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却愈来愈盛行呢？

　　以法国为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里昂工人两度武装起义。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大起义和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都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可是仅仅事隔10年，法国工人运动就走上了非暴力的轨道。难道巴黎工人阶级如此健忘？难道遇难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白流了不成？

　　世纪情况是这样。1880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九年之后，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它发出大赦令，释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参加者。逃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都可以无顾虑地回国。暴力革命理论家、实践家、巴黎公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布朗基闻讯立即回国并在巴黎受到工人阶级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他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在兴奋激动和疲劳中渡过了一年，1881年，76岁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万巴黎工人为之送葬，场面极为壮观。对于这一切，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一点都不干扰阻拦。於是，这一场葬礼就成为一个时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终结。

　　 1881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国会通过《保障集会和出版自由法案》，1883年制定《工厂法》，1884年颁布《结社法》等。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完全放弃了以强权暴力镇压政治异己的手段，这就使得政治异己能够存在和发展。至此，几经复辟的法国社会从此步入了新的领域。布鲁斯和马隆的巨变就是标志。这两位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马龙还曾任巴黎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逃亡国外。大赦令颁布后回到巴黎。他俩在参加法国工人党后，不但没有去向资产阶级寻仇，而且成为工人党中“可能派”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盖德和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当时的气氛中也跟着唱起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曲调。

　　1892年拉法格在市镇选举中获胜后对集会庆祝的工人群众说：“再过几年，工人党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为政权的主人！”1893年，盖德在当选为众议员后向选民说：“通过使你们的意志变成法律，社会改造就将合法地实现。”

　　在英国，政权执掌者比法国更早放弃以强权暴力对待政治异己势力的做法。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宪章运动。那时法国刚刚爆发革命，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但是，内阁仍然允许请愿集会照常举行。中央政府还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群众集会”。

　　首相罗素说：“我相信他们（指警力——笔者注）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一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英国政权当局这种理性的作法，不但使英国始终没有爆发工人阶级的武装革命，而且使“和平演变”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