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节日生活的情感与精神含量

于绝大多数国人，春节是一定要全家团圆的，这是一种关乎亲情的信念，这当然很好。遗憾的是，现在的春节，不客气地说，精神含量还是偏低。

除了全家团圆之外，春节在社会性含义上往往是这么过的：家庭团圆、拜亲访友。由于历史原因，同时还有当代的各种生活转型问题，使绝大多数国人日常为生存疲于奔命，缺乏艺术性的生活方式，各级学校的文学、绘画、舞蹈、音乐等各类美育教育的极度匮乏，使得人们日常生活难有艺术性，所以一到节日，精神的贫困就显得异常突出。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句沿用千古的中国名言，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中没有见过类似的谚语。这句谚语对人的震撼来自一种隐约的历史忧伤：中国人是否过于容易食不果腹？以至于到了把这句最基本生存底线的话作为一个口号对待？

无论这句话是历代统治者所倡导，还是民间的自我指陈。这句话都隐含了另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历史上中国普罗大众的生存方式是相当形而下的。从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三言两拍”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某些历史时期市井生活的全景，哪怕有钱人也只是过着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灵魂堕落的生活。只有从《红楼梦》里，我们才能看到古代豪门巨族的家眷们琴棋书画的艺术生活，以及在家族宗法制背景下奢华繁盛、繁文缛节的春节生活。

法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论揭示了一个基于西方的普遍历史现象：所谓文明的进程无非是，贵族精致典雅的艺术化生活方式逐渐向民间渗透的过程。由于制度的革新尤其此背景下教育的普及，西方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解决得比较好，宗教及其艺术以及艺术本身都比较深入地渗透到民间，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艺术性、精神性大大提升。

但是中国前现代的历史却表明，韦伯意义上的家产官僚制所造就的流动贵族阶层，在制度层面上，他们缺乏长期持续性，理论上皇权的无远弗届使得流动贵族阶层总是处于较为频繁的更迭之中。这种生命、自由和财产缺乏稳定性的社会结构，使得艺术化生活的传递和向民间的渗透变得艰难，再加上时有发生的社会动荡更使这种传承的难度加大。再者，中国历代过于重视伦理性生活取向，使得审美精神屈从于伦理需求，艺术被意识形态化，诺奖作家布罗茨基所谓的“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在中国历史的社会生活意义上恰恰被倒了个——所谓“文以载道”。“文以载道”，以其原意，“文”包括一切艺术，而道本应当是真理、大道的意思。然而，无论是官方倡导，还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这“道”无疑更多的是被理解为道德之道，而非宇宙真理之道。正是这种“道”的萎缩、降格，导致了中国艺术作品过度的伦理化取向。非主流艺术家们的努力，例如历代文人画，欣赏的也多是读书人、士绅官宦而已，至于山水、人物、花鸟这三家艺术作品也更多的只是被上流社会所欣赏。民间艺术则更多地表达妻财福禄这些基本生活层面的内容，缺乏形而上的性灵追求。

上流社会与民间生活之间的缺乏交流，精致典雅的艺术性、灵性生活难以有效、普遍地渗透到大众生活中，本非中国独有，西方在前现代也是如此。而当前中国与西方在人民精神性生活层面的差异，则更多的是20世纪的产物。以中国本土而言，甚至与古代中国相比都差了一大截。

当1927年林风眠先生提出“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口号时，这位27岁的年轻人比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国人早生了100年，至今，林先生的倡导对于大量国人而言，依然是痴人说梦的呓语，1927年至今的历史，总体上都表明了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尤其是以“文革”为时代轴心的前后20年，中国传统中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和艺术作品都差不多被彻底摧毁，粗鄙无文的生活方式压倒性地战胜了一切精致典雅、艺术、礼仪的生活方式。愚民审美用暴力和血腥，不可一世地彻底击败了贵族审美。

当我们看到无数官员用歪七扭八的蛤蟆文给马屁精题字的时候，当我们听说现在的小姐警告嫖客说：“客官请自重，小女子只卖身不卖艺。”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斯文早已随风而逝，艺术化的生存就是在达官贵人中也成稀世珍品。

好在这几十年的改革，政治运动基本退出日常生活，生活的日益正常化使得中国人在情感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正常状态，这是十分可喜可贺的，虽然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处，但总体上，还是正常起来了，春节以及其他节日中表现出来种种人际温暖，便是社会改革与亲情生活互动的产物。

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吃团圆饭、串门、搓麻将、喝酒、赌博、说闲话……，其中包含着亲情、愛情、友情的情感内容。如果这就是绝大多数国人节日生活的全部，那么这依然只是一种粗劣的伦理化群体生活的方式，至于精神性、艺术性，我看大抵是含量极低的，由于多年的累积性破坏，要一蹴而就地改变它也不可能。

不过，不必哀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它与钱的关系疏远，与心灵的关系密切。只要有心，自然会精神起来，艺术起来——除非你觉得精神化也好、艺术性也罢，都不重要，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2008年2月4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