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的中国悲歌

（编者按：本文作者Neville-hadley撰写过多本以在华旅游为主题的书籍）

中国各地的城市居民都知道如果周围古旧建筑的墙上写上一个“拆”字意味着什么：这个八划的大红汉字表示这栋建筑离消失已为时不远。而在中国的古迹或景观中，另一个标记──“世界遗产”也越来越常见，它往往会给所在地带来巨大的变化。虽然刻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标识的铭牌可能不至于导致该景观或建筑灰飞烟灭，但它也常常意味着这个遗产的“真迹”可能很快将由“赝品”取代。

世界遗产大会(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已有30余年历史，签约国有180多个。其宗旨是确认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应被视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人造及天然景观。对它们的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不幸的是，由于需要取得国际间共识，世界遗产大会的崇高目标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做出退让。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明显。

目前全球各地共有851处世界遗产，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在这个名单上再添一个也不会激发什么反响。不过这在中国可不一样，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意味着这个景点就成了摇钱树。为此，旅游业官员们都在为挤进《世界遗产名录》而绞尽脑汁，他们并不是想保护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是为加速中国的新旧更替。

中国人向来很喜欢罗列所谓官方景点，现在还会津津乐道于17、18世纪清朝康熙、干隆皇帝巡游时钟爱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联合国世界遗产称号的景点就拥有了最高的含金量，它要比“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甚至“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称谓都要来的珍贵。中国再三表示，中国的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古老、更优秀，而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彷佛证明外界认可了这种观点。中国会对每一个世界遗产称号的获得进行广泛宣传，而且这也保证了遗产“变现”的收入将成倍增长。

1987年，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在中国率先获得世界遗产称号。后来，知名度不高的四川九寨沟也加入了进来。该地区1991年的游客人数仅有17万人，尽管如此，1992年评估九寨沟所提申请的顾问组织仍认为游人过多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当时的顾问班子预计九寨沟在获得世界遗产称号后游客数量将激增至每年50万人，他们担心这会远远超出九寨沟的承受能力，从而给其带来严重破坏。

不过，尽管该机构对“与日俱增的人为影响”这一问题有所保留，但九寨沟还是于当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地官员开始对此大肆宣传。六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调查团指出，九寨沟已人满为患。但当地官员并没有放过这处世界遗产宝藏，2001年的游客人数达到了120万，较十年前评审机构预测（且表示担心）的人数多出一倍有余。当地政府在2002年的一份自我评估报告中自豪地表示，计划将游客人数控制在每天1.2万人，这就意味着年游客人数将达到430万人，和当时已严重膨胀的游客规模相比高出近三倍。

在云南的丽江古城也上演着相似的一幕。丽江古城四周群山环绕，石板铺就的街道及纳西族建筑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亚太处项目专家景峰1997年亲身参与了丽江申请世界遗产称号的工作。他回忆说，自己参加了文献准备工作，丽江最后成功获得提名。但结果怎样呢？1996年丽江的游客人数只有3,000-5,000人，但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就激增到430万人。在巴黎的办公室中，景峰一脸倦容地表示，“2006年6月我再次造访丽江时感觉非常不好。”

更糟糕的是，丽江古城在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前曾发生了一场地震，严重毁坏了当地建筑。在这种情况下，丽江政府没有重建受损房屋，而是用一些更符合中国主流建筑风格的建筑“升级”了少数民族房屋。用水泥改建了传统的砖砌人字型屋顶，而不是用原来的材质进行修补。为了搭建一座全新的宫殿，有的少数民族居民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更有甚者，纳西族传统民族服装也经过了重新设计，在旅游服务业工作的纳西族人被要求必须穿着这样的服装上班。

最近，即便是当地政府也承认，游客人数已让这座古城不堪重负；据报导，他们为此正在开始建设新的景点，如果这也能算是“保护”的话，他们实在是给这个词创造了新的含义。

类似的事情在一幕又一幕地重演。山西平遥古城在1997年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前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而到1999年当地就开始着手重建平遥县衙。由于受到丽江的经验启发，平遥允许向游人出租自行车，以便他们在明朝建成的古城墙上观光。后来，汽车也开了上去。

平遥古城墙的某一段2004年曾发生坍塌，而据香港《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报导称，当地官员一开始害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取消平遥的世界遗产资格。于是他们把坍塌事故归咎于城墙年久失修。但当地居民却称，若不是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城墙到今天可能会完好无损。

1998年北京西南面的清西陵进行翻修时，先用水泥覆盖在破损的砖结构外，再在外层刻上条纹做成用砖砌成的样子，而且到处都涂上了扎眼的现代油漆。中国殡葬协会(China Funeral Association)获准在陵区内的一个地方经营商业性的现代殡葬，入葬地点越是靠近后来重新安葬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墓位，收费就越高。

乐观派原来可能指望清西陵2000年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能防止发生更多类似事情。但游客人数剧增的结果促使管理部门毁掉陵区内的绿地，修了一条新路，并开始建造更多的旧建筑复制品，门票价格也相应提高。去年西陵进行翻修时，工作人员为缩短材料搬运距离，就在一组墓群的围墙上凿开一个大洞。陵区内的好几座建筑现在被作为办公和居住场所，而使用者正是那些负责保护这些建筑物的人。他们与陵区如此“亲密接触”并不能阻止附近的农民向游客兜售旧建筑的砖瓦残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称，世界遗产的评审过程要将当地人考虑在内，但清西陵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在1994年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山东曲阜孔庙，清洁工们正在清洗壁画和雕像，这样的操作，恐怕其破坏作用要大于修复。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自称是孔子后人，但据报导称，让当地人不满的并非是这些遗产受到破坏，而是会威胁到他们的旅游收入。再看看清朝皇帝的避暑胜地承德，纪念承德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碑，竟然被镶入作为世界遗产而受到保护的墙壁里。

奇怪的是，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在确保这些遗产得到妥善保护方面似乎束手无策。它主要的处罚手段就是威胁将景点列入一个单独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单(World Heritage in Danger)，或者取消其世界遗产称号。但据内部人士透露，关于世界遗产委员会是否可以不经所在国同意而将遗产列入濒危名单的争论已持续多年，可至今毫无结果。

7月26日，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会议期间，中国《江南日报》曾引述某位与会中国官员的话称，中国有6处世界遗产可能要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单。但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不但逃过了公众的指责，而且又有两项世界遗产入选名录，使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增至35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暗示，中国积极向联合国其他组织施加影响，以避免在此问题上有失体面。为了控制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速度，最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每个国家每年只能增加一项新遗产，而这项措施受到了中国的阻挠。原因在于中国过去每年都能增加一项文化遗产和一处自然遗产。虽然关于中国对世界遗产项目管理不善的措辞在会议纪录中早已有之，早在1998年就有报告首次提到“拉萨的历史建筑物受到破坏，还建起了新的建筑物”，但世界遗产委员会看起来无力摆脱自己被挟持用以促进旅游目的的局面。中国每处遗产都受到危害，作为世界遗产制度基础的合作精神已不复存在。

无论你是否相信幕后的影响在起作用，但世界遗产大会上的争吵远比会议纪录告诉世人的要多。会上充满了政治较量，各个国家都感觉受到严重伤害。不过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两项中国遗产中有广东开平的碉楼。而开平的未来会如何，现在还不清楚。估计到时候那里的乡间小路会塞满了旅游车，而碉楼狭窄的楼梯很快将被上百万人踏破。卖纪念品和小吃的店铺将遍布周边。其实这与在宠物食品和牙膏中以次充好有何区别，只不过变成文化上的掺假罢了。

现有机制似乎无法阻止更多中国景点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每一处因为加入名录而受到破坏的遗产又无法被取消称号（因为中国在这方面不会合作）。那么解决的办法在哪里？景峰不无伤感地说：“我自己也在寻找答案”。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