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阿扁!

他擅长权术,足谋多智,从三级佃农之子,摇身掌控八年台湾命脉；他权力来得太快,又个性逞强,有着政治青春期的好胜和斗狠、逆反心理；他的身上,打满了台湾八年的风雨记忆。

　　　　凯达格兰,激情广场5月20日,如果没有意外,陈水扁将搬出「总统府」。在那里,他已经待了近八年。

　　　　八年,台湾这片已经充分民主,但又属于非常态民主的土地,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他并不甘(或许是不敢)放下手中的权力。3月19日,在重返2004年枪击案现场时,他说,他不会交棒给一个「绿卡总统」,但第二天旋即改口。美国的施压、民主体制时间一到就得走人的游戏规则,让他无法恋栈。「总统府」前不远处就是凯达格兰大道。这里一头连着位于中山南路的前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头连着原名「介寿馆」的「总统府」,它本是国民党连接两大权力枢纽、使党政合二为一的最短直线距离。但自从2000年以来,两大枢纽相继易手,「总统府」被陈水扁入住；为了显示彻底的「洗心革面」,2005年马英九担任党主席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被挪出来作为公益场所。

　　　　而凯达格兰,也从权力的通途,变为国民党人多次示威、集会的广场。街头政治,对于洋装革履、久居庙堂的国民党人是陌生的。在李登辉下台前,黑金与政治的共生结构,使他们习惯于密室内的私相授受,而非票箱检验；长期掌握政权,也使他们不知道怎样与选民打交道。

　　　　国民党在很多地方需要向对手学习,最好的老师就是陈水扁。以三级佃农之子的苦出身,陈水扁凡事皆力争第一,1970年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系,又以第一名从该系毕业；他曾是全台最年轻的律师,在「立委」期间,也被媒体评比问政绩效第一名；担任台北市长,又获评全台县市长第一。

　　　　在身份上,他不仅代表着台湾人「出头天」的形象,更在于他善于选战,以凌厉的攻势、极富煽动的语言和出其不意的策略,响应选民的内心激情。

　　　　他出身律师,工于计算,一切以胜选为目的,以至能在2000年成为民进党第一个吃到「总统」大位螃蟹的人。

　　　　民进党教会国民党怎么运用民主选举法则。在凯达格兰,国民党人慢慢学会了怎样动员百姓,怎样使民众发声,并且使「总统府」内的那个人听到。 2004年大选后,不满于选情被两颗子弹改变,连战、宋楚瑜率泛蓝民众聚集抗议,使美国多日不敢贸然发贺电恭贺陈水扁再次当选,亦使陈水扁躲在府内数日噤声。

　　　　而习惯在街头横冲直撞、穿着草鞋的民进党人,这八年来也换上西装,开始学习做「在朝者」。但这些年来,他们从不忘草根政党的激情政治。陈水扁不忘他擅长调动民众的拿手好戏,族群牌、悲情牌屡屡打出,这是他制胜的法宝。凯达格兰,依然是民进党人的根据地。朝野不在议事厅上解决问题,而常常在街头拼人气、争高下。

　　　　这八年,乃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近身巷战肉搏,朝野的冲突不断。3月23日,2008「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在面对採访时,不小心把「上任之前」讲成「如果我当选『总统』」,不过他立即反应过来,「喔!不,我即将是『总统』了。」相比马英九的反应敏捷,有论者认为,陈水扁从来没有从「总统」候选人转型为「国家领导人」。他依然习惯于以选举思维治政。

　　　　而这,正是八年以来台湾朝野冲突的一条主要根源。「总统府」内的权力囚徒

　　　　2000年,陈水扁上台之初,台湾民众曾以70％以上的支持率,期待他在施政上大有作为。他起用国民党籍人士唐飞做「行政院长」,也未尝不显示政治谦卑和朝野共治的努力。「新中间路线」也一度是他所心仪的。

　　　　但一位北京的台湾问题专家认为,2000年的民进党并不具备执政能力,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分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际上民进党当时没有做好执政的準备,也不具备全面执政的能力,仓促中就上阵了。

　　　　的确,好景不长,核四风波、以及来自党内深绿团体的掣肘,加之党外批评声的刺激,他越来越回復民进党基本路线。他本是泥地里长大、权力来得太快的孩子,有着政治青春期的逆反心理。

　　　　而当年蒋介石、蒋经国威权时代的宪政体制,规定了「总统」享有无上而广泛的权力。虽然在由威权转为民主的过程中,引入了反对党竞争机制和选举机制,但「超级总统」依然于法可依。几年下来,国民党逐渐扩张「立法院」优势,然而「总统」的行政主导权仍旧无远弗届,奈何不得。

　　　　从派系林立的民进党杀出重围的陈水扁,早已熟稔如何运用和支配权力。在其治下,光「行政院长」,就从唐飞、张俊雄、游锡坤、谢长廷、苏贞昌再到张俊雄换了六任,其他官员更是更迭频繁。至于党内,谢长廷、游锡坤、苏贞昌等「天王」都一一掌控过党机器,他本人更是每到紧急关头,几度兼任,实行党政合一。

　　　　他享受着超级权力带来的快感。「美丽岛受刑人」世代早已主动或被动出走,以阿扁领头的「美丽岛辩护律师群」全面掌权。三位党主席,许信良发表「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要继续向前走」公开信,宣佈脱党；施明德因路线与扁不一,主动退党；林义雄在把阿扁扶上马后,亦不管身后之事。民进党如陈文茜所言,由所谓革命理想家年代进入庸俗政客时代,又如沈君山所言,「社会在经历一场革命时,播种者和最后的收割者往往不是同一批人；两者也许在激烈的革命过程当中偶然交错、重叠,但随后,播种者上断头台,收割者俯身拾起稻穗。」陈水扁是那个最大的收割者。但他在权力平衡上应付自如,恰恰反映出其施政机制的失灵。朝野恶斗,使得很多民生法案被耽搁,频繁地更换行政首长,又使得很多政事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