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灾祸的教训与启迪——"一战"后梁啟超的欧洲之行

文／何晓明
摘自台湾历史月刊242期

在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发生、发展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和负面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刺激因素。直接而深刻感受到这一刺激因素的，是梁啟超、张君勱等师徒一行人1918年底至1920年3月的欧洲之行。

大战后的师徒欧洲之行

辛亥以后，梁啟超依然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遗憾的是，袁世凯、段祺瑞式的军阀强权表面上对梁氏礼貌有加，实际上却丝毫不给他实现「宪政」抱负的可能机会。希望破灭后的失落与沮丧令梁啟超又一次萌生出弃政从文的念头。1918年5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郑重相告」：「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同年10月，梁啟超会见《申报》记者时表白：「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这一年从春至秋，梁啟超专心于中国通史的著述，勉力笔耕，其乐陶陶，「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也许是用功太勤，伤及身体，梁啟超患肋膜炎及肺炎，不得不中断写作。

秋冬之际，他一边休养，一边加紧筹备以私人身分游历欧洲。此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之间利益再分配的巴黎和会即将举行。关于此次出游的目的，梁啟超列举了两条：

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这次欧洲之行，准备充分，从酝酿到成行，历时一年。梁啟超本人对之也抱有极大希望，除了政治上向世界舆论申诉「冤苦」，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在思想方面也期待著幡然醒悟的收穫。从上海出发前夕，梁啟超等与张东蓀、黄溯初畅谈通宵，「著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懺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捨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1918年12月28日晨，梁啟超偕张君勱、蒋百里、刘崇杰及杨鼎甫（录事兼服役）乘坐日本邮船横滨丸号离开上海，同行的丁文江和徐新六「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另船赴欧。

经过45天的漫长航行，1919年2月，梁啟超一行抵达伦敦与先期抵达的丁文江和徐新六会合，休整一週之后，至法国巴黎，「少留观察和会情形，并代表中国为舆论之鼓吹。三月七日自巴黎出发考察各地战地，游毕仍返居法国。六月七日起游英国者一月。……七月末旬游比国。八月初旬游荷兰，末旬游瑞士。九十月间游义大利，游毕仍返巴黎，居两月。十二月十日起游德国者一月。次年一月复返巴黎，便做归国的准备了。」

在一年的时间里，梁啟超一行考察政治社情，会见各界名流，发表演说谈话，努力实现出游的初衷。在「尽国民责任」方面，梁啟超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繫，通报有关巴黎和会的动态，提出自己的建议。四月末，他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7月初，梁啟超又致电国内政要并转南北当局诸公，速捐私见，以谋统一。「啟超在欧数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内乱情形相质，则若芒刺在背，不知所对。」「中国今日如重洋遇颶，远援无补，出生入死，纯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归于尽，当此存亡俄顷，有何嫌怨之不捐，有何权利之复可恋」，书生意气之中，更显爱国赤子的拳拳之心。在「求一点学问」方面，梁啟超一行遍访贤哲，「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所识独多，若在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书呆子皆成知己矣。」特别是会见哲学巨子柏格森和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二人皆为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一见皆成良友，最足快也」，学业精进之乐，溢于言表。

1920年1月17日，梁啟超由巴黎赴马赛，22日，离马赛乘法国邮船归国，3月5日抵上海。此次欧洲之行，是梁啟超人生轨跡的一大转折。「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梁啟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6页）

心灵上的强烈刺激

历时一年有余的欧洲之行，给梁啟超等人思想以巨大的刺激与震撼。1919年6月，梁啟超在给其弟的信中报告考察之后的内心感受：

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其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从登陆伦敦开始，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深重灾难就给梁啟超一行以强烈刺激。「我们才登岸，战后惨澹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所居虽一等旅馆，每日恒不饱，……煤极缺，室中苦寒，战后尚尔，战时可想」。物质匱乏，物价飞腾，曾经富庶的欧洲各国，居然到了「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头来」的地步。就对经济的破坏而言，大战有如一场倾家荡产的大官司，没有赢家：「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不仅如此，大战暴露出的、且战后依然故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也令梁啟超忧心忡忡。在德国逗留期间，梁啟超就遭遇到「柏林全市饭馆罢业，旅馆也不设食，吃饭问题闹得狼狈万状，闻铁路又将罢工，果尔吾儕将困饿此间矣」。对此，他的感受是，「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现象，都是社会组织不合理生出来，想救济他，就要根本改造。」

尤其是亲临战场的考察，更令性情中人梁啟超感伤巨痛，刻骨铭心。「路上弥望，别无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丛塚，上头插著千百成群的十字架，和那破残零乱的铁条网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头盔咧，破靴咧，弹壳咧，马蹄铁咧，空罐头咧，东一件西一件，算是这几十里高原的装饰品。我们从总砲台出来的时候，天气本已是阴霾四合，到这时候更下起濛濛丝雨来。我们的车既已迷了路，三番五覆的迴旋停顿，我们也就几次下车分头步行。我但觉得四周围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凭你怎样热只的人，到此也是兜头一盆冷水。现在所谓光华烂漫的文明，究竟将来作和结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马克思曾经深刻批评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类的「异化」，，即人类被自己的文明创造的成就所左右，甚至因而迷失了自己。梁啟超的欧洲观感印证了马克思的批判，他说：「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梁啟超感叹：「我想人类这样东西，真是天地间一种怪物：他时时刻刻拿自己的意志，创造自己的地位，变化自己的境遇；却又时时刻刻被他所创所变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来，他要造什么变什么，非等到造出来变出来，没有人能够事先知道，连那亲手创亲手变的人也不知道。等到创成变成一个新局面，这新局面决非吾人所能料到，大家只好相顾失色，却又从这新局面的基础上，重新又再创再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