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传统文化的感受是不同的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将幸福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的基础上，是一种与别人比较的“做人上人”相对的幸福快乐观，因此，有人从中得到满足，继而赞美与陶醉，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先生之所以一生致力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大挖祖坟，只要看看他一生的经历就清楚了。少年儿童时的苦难记忆及这种文化中处处显示的苟活、冷漠与功利的算计，潜规则下的恶浊，再加上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明显对比，就不难理解，鲁迅先生为什么对传统要持如此激烈的态度。胡适先生在某些方面有着与鲁迅相似的地方，只是他在少年儿童时代受到的屈辱与痛苦要比鲁迅少得多，同时由于他留学美国，接受杜威思想的影响，受美国多元主义文化观的熏陶，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时表现就比较平和，也更着力于从建设新文化方面来抵制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

    相反，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文化中从小养尊处优，一生来就拥有高贵的身份，就有资格对他人表示歧视、怜悯或者发号施令，自然会感觉这种文化好得不行。最近重读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先生的文集，看到先生与其学生林毓生先生的通信，殷先生一生是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反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他的学生林毓生却颇有点亲传统文化的倾向。林先生写信告诉殷先生说，他对传统文化之害没有切肤之痛。但是殷先生却不同，他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生人，从旧传统中经受的痛苦是后人所无法相比的。因此他回信给林先生说：“你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你的‘内心深处究竟无切肤之痛’。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心深处却有切肤之痛，而且现在仍在切肤之痛中，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社会层面。在这一方面，家庭和旧风习，对我的发展阻力最大，因而我最厌恶中国的‘人事’。另一方面是致知层面。在这一方面，中国人之分不开人事伦范的社会关系与客观的认知判断，使科学的心态不能超然独立。这令我一直深恶痛绝。我越来越不喜跟这里的人谈论，这是主因之一。”（贺照田编，《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5月版，第702页。）这是殷先生临终前一年（1968年10月9日）与学生林毓生先生的通信时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可以看得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主要是还是来自于他个人的感受，一是妨碍了他发展的中国‘人事’，二是作为哲学家、逻辑学家的殷先生面对那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变得那毫无讲理能力与习惯，同时“脑子里灌浆糊”（殷先生语）的人的无奈。

  无论喜欢还是厌恶，每一个中国人是无法绕过传统文化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超然置身于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要么你选择赞同，要么你选择反对，要么你选择 “脑子里灌浆糊”，毫无主见地胡乱点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一个世纪前，殷海光先生就说，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日本是文化转换与制度转换最成功的东亚国家，也是从儒家传统转向西方最为成功的民族，他们的策略是“脱亚入欧”，看似走极端，但是结果却是中庸平和的，文化的多样性与平衡性得到有效的保护。反观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总是“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作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中国就没有像日本那样的稳定的社会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荡，更是不可收拾。”（同上书第700 页。）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其实早半个世纪前台湾已经有过与我们现在十分相似的经历。新儒家复兴儒学，从内圣中开出外王之类的声音当时也是在台湾形成了潮流。殷海光先生一段时间简直就是孤身奋战，他用他深厚的文化功底与十分扎实的逻辑思维作为武器，面对气势汹汹的儒学群雄，坚持自己的现代化与科学民主的立场。殷先生在众叛亲离，从生活到心灵都极其穷困落寞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初衷。这就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气节。晚年他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对传统文化无论你赞同还是厌恶，首先要摒弃情绪上的偏见，先把传统文化当成一个客观对象来研究，从研究中作出客观的理性的判断。一个国家如果缺乏了理性，那么其实其文化就犹如一个人没有主心骨一样，是永远也不可能立起来的。

  殷海光先生作为胡适先生的学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学养与思想的根基太单薄”，价值导向又只会拿美国标准来套用中国，价值导向是对的，却难以在中国生根立足，要作为一个行动人物，是难以肩负起中国文化重建的任务的。他还对中国“五四”前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化人物作过点评：“中国近六十年来，谈文化问题的人士谈出苗头的实在是少。梁启超是一个文化诗人。梁漱溟是一个空幻的构想者。胡适是一个美国主义者。陈序经是一个新闻记者式的宣传家。目前的几位先生是新义和团主义者。”（同上书，第702页。）这里所说的文化上的“新义和团主义者”就是指港台地区的红极一时的几个新儒家学者，像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之流。那个时候台湾“复兴中国文化的叫声似乎颇大。然而一究其实，不过空泡而已。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认知，尚是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这有待真才实学之士的发奋努力。”（同上书，第687页。）盲目复古，空喊口号，就是当时台湾流行的文化病。今天，中国大陆又陷入这个怪圈，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文化当招牌来卖，践踏文化，到处是充满文化商品气息的泡沫与浮躁之气。

  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其实不必这样浮躁，近的有台湾省的历史可供借鉴，远的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及“脱亚入欧”的主张可供参考。要承认美国强大在于其文化的独特魅力，其魅力又在其多样性与自由开放的环境。一种文化好坏，其标准只能够是人的幸福，而不能够是别的。使人幸福的东西一定是保护人的天性，使人充满活力的东西。因此承认美国文化，其实就是承认了文化的多元。把文化与制度，甚至国家与政府都建立在人权的尊重与对人的幸福追求的基础上，承认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以这个标准重新审定一切文化。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让人的天性去加以自由选择，并且用法律制度保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选择权。如果不能够明白文化的这些常识，那么，每个人各自说出自己的感受是永远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by   许锡良  2008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