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自述与柏杨的恩恩怨怨

在台湾文坛上，李敖和柏杨曾经是一对受读者青睐的作家。但是，由于各种性格与立场的不同，在台湾当年的白色恐怖环境中，难免产生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李敖在事过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在白色恐怖时期与作家柏杨的交往经过，孰是孰非，暂且不论，权且把它当成一段逝去的历史来看。因为聪明的读者会从这些往事的追思中，发现作家李敖性格中的某些特点。

　　李敖回忆说：“1968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7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 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10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15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27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 ‘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 ’、‘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美国记者魏克曼（Fredaric Wakeman）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1971年7月16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40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