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民主路上　台湾还在匍匐前行

台湾政论家南方朔受本报之邀，周六来新，与《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以“华人社会的软实力及台湾民主化的反思”为题，联合发表演讲。南方朔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台湾还在民主道路上匍匐行走，一切赞誉其实都言之过早。台湾民主也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今天还没有付完。这包括：言论缺乏自律。

台湾经历政党二次轮替，让全球华人社会再次对台湾的民主制度刮目相看。然而，台湾政论家南方朔（62岁）却态度保留，因为台湾还在民主道路上匍匐行走，在这段路走完之前，一切关于台湾民主“成熟”和“进步”的赞誉，其实都言之过早。

　　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这些都是宣传话语。（台湾民主）路还没有走完，很多东西我们就要用不具价值判断的语词来形容它，所以我说台湾选民这次只是做了一次‘调整’。”

　　“因为路还没有走完，所以我会特别强调民主的经验和反省，一般人把台湾的民主歌颂成多伟大、华人社会第一，坦白说不一定说得通。应看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过程，我向来反对把民主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神圣的符号来谈。”

　　来临周六到新加坡演讲，他希望能“老老实实地谈台湾民主化的经验、过程、代价，未来该怎么走、会出什么问题”，更要从全球的民主经验出发，理解台湾的民主发展。

　　《联合早报》庆祝创刊85周年，配合新加坡华文新闻业基金、通商中国在6月7日（星期六）于新达城会议中心，联合呈献“名人演说系列”。这次演说系列的主题为“华人社会的软实力及台湾民主化的反思”，由《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与南方朔分别主讲。

　　学识丰富的南方朔谈话既抽象又富有哲理，往往从历史的纵深和全球的角度解读台湾当前的现象。在访谈的过程中，只见他烟不离手吞云吐雾，说着威权和民主的辩证关系，展现了不断省思的姿态。

言语中，南方朔对“除了不民主以外”的威权时代，其负责任的行政官僚系统、不贪污的官吏和没有政治压力的专业政府，透露出些许的赞赏，难免让记者有些困惑。毕竟他也曾是那个铁腕高压的统治时代，参与并领导党外批判论述的代表性人物，如今他反过来愿意肯定威权体制的能力，似乎有种否定自己的吊诡。
台湾为民主付出很大代价

　　无论是勇于反思或立场摇摆，见仁见智，南方朔深刻的见解依旧让人无法忽略。他说：“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一个很大的代价，今天还没有付完。我们反抗威权，民主化的第一步出现很多党外杂志。1980年代的党外杂志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骂就对了，这种杂志很好卖，也出现很多靠这种杂志赚钱的人。这造成不负责任的言论开始出现。”

　　“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是针对邪恶的威权，乱骂造谣都没关系。这是反抗威权时代所留下的文化，这种文化后来就渗透到政治和媒体里面。”

　　台湾民主要发展到什么形态才能算走完民主之路？南方朔说：“必须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整个社会的稳定度更稳，政权轮替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路就大概走完了。西方已经走完，但它经过很长的时间。台湾还在摸索之中。”

台湾社会“乱七八糟”

　　南方朔形容，解严至今超过20年的台湾社会民主化后，“是乱七八糟的，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口号，但整个内容一塌糊涂”。今天的台湾公务人员没有地位，也常被民意代表任意批判；政府无法制定长远政策，只能短线操作；官员为了选票不再比能力而比“作秀”。

　　他直言：“打倒威权的时候，（台湾）有些专业的东西守不住，发生倒退。台湾很多的自由缺乏了自律，缺乏了行政的规范，而司法也没有办法扮演有效的角色，这是台湾的三大麻烦。”

　　“社会有不同的领域，如行政、司法、教育和经济，（民主化后）每个领域都要坚持自己的规范和独立性，每个领域都要有尊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运作是民主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原因。”

新加坡是标准“国家主义”社会

　　对南方朔来说，台湾和新加坡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因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有了迥异的发展路径，以致台新的政府和民间各有特点。

　　他说：“台湾政府没有什么本领，多年的民间发展出现很多厉害的企业家，可以控制政府。而新加坡就是整个政府大得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民间企业领袖。”

　　南方朔认为，“民主是一个选择”。新加坡重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是一种稳定且难以扭转的国家治理形态。
他说：“用政治学术语，新加坡就是一个标准的‘国家主义'╯tatism）社会。新加坡就是一间很典型的公司，而且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跨国公司，永远为了现实的需要调整自己。”
　　“所以新加坡在经济竞争力上面是ok的，但在经济以外的竞争力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新加坡自己的选择，从独立建国以来就是这样，也很难转得过来。”

　　比较台湾和新加坡，南方朔认真地告诉记者：“台湾有一个特性是新加坡没有的，就是‘无法无天'的特性。台湾社会比较‘无法无天'，每个人都有意见，每个人都敢讲，意见不通、很不专业也敢讲，媒体也不负责任。‘无法无天'表面上很自由，很多元，但自由多元是假象，有力量的人才占到便宜。”

　　从南方朔的语气，记者分辨不出那种态度是一种讽刺、无奈，还是不屑。但最清楚不过的是，走过威权岁月，进入民主转型的时代，自许为“永远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他，再次把最严苛的批评，留给自己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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