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随便说说

我是个思想比较复杂的人，也可以说是神经质。我时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没有想通透，便随着节拍不由自主地跳跃到下一个问题。
　　 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以至于我读高中的时候，明明是上语文课，但是只要听到一个人名，我便会跳跃到历史课本里去。如此再三，班上那些成绩非常之差的人便舍不得我辍学。他们说，刘诺辍学了，我们不是得再重新争谁是倒数第一名了吗？
　　 最终我没有辍学，而是进了一家医院检查，自然是神经科。
　　 那是秋季，一地的黄叶，医院里寂静如秋水。我紧张地坐在一位和蔼的医生面前，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开始我是谨慎的，一个问题要思考许久。我害怕当我答错的时候，这位外表慈祥的医生会像川剧里演换脸的演员一样拉下脸，将笔一摔：“把这个神经病拉到重症病房，关起来！”
　　 但是逐渐地，我对他失去了戒备，我像羚羊一般跳跃的思维开始主导着我的口舌。我喋喋不休地和他交谈起来，从早餐的豆沙包说到美国的导弹，再从刘德华的演唱会讲到南极的企鹅。我紧绷着的神经在松懈后，更是活跃起来，以至于我想停下都难。
　　 当我喘着粗气强迫自己刹车后，医生满脸同情地注视着我，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郑重地在纸上写了些什么。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竟然没有被关进医院里。我仍然是自由的，这就表明，我依旧可以每天见到陈老师。
　　 陈老师教政治，是我们班的班主任，30岁，美丽且大方。陈老师浑身都散发着成熟与智慧的气息，听她讲课，绝对是种享受。虽然我不喜欢政治课，但只有政治课上我的精力才能集中。情窦初开的小小少年意识到，他已经喜欢上这个成熟的老师了。
　　 陈老师最终还是被调到三中去了，我听某位老师那有点弱智的儿子透露，原本陈老师可以留在一中的，不过谁叫她在校长办公室打了校长的耳光呢？那位弱智青年笑嘻嘻地强调：“门是关着的......”他砸了砸厚厚的嘴唇，满脸的暧昧。
　　 陈老师走的那晚，我蹲在校外的土包上哭了很久。2个小时后，我抹去泪水揩掉鼻涕，提了一根木棍闯进了校长家。校长正在吃晚餐，他楞楞地看着我，可能还是在想这是谁呀。没等他开腔质问，我一棍子砸在他头上，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像条被阉割的公狗一样蜷缩在地上挣扎着。
　　
　　 我本该去少教所的，可我的伯父一操作，我却在考完高考后直接进了公安专科。一个神经病竟然能穿上威武的警服，像模像样地起誓：“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
　　 字正腔圆，气势恢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