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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张民权抑制官权

作者：华夏之声于 2008-2-15 00:18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政治|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刘智峰
　　 1，苛政猛于虎
　　 “苛政猛于虎”，不受限制和制约的权力就如同放出了笼子的政治老虎，不仅会导致腐
　　败，更会发生可怕的劣变和异化，成为野蛮的权力，暴露其吃人的本性。
　　最近中国社会发生在政府部门和官员身上的种种极其野蛮的行为令人震撼，县长、县
　　委书记、城管队员在行使权力时的恐怖和肆无忌惮，对法律的无知，对责任的漠视，对生命
　　的践踏仅仅是这种行为表现突出的暴露出来的冰山之一角，是把权力的兽行一面发挥到了极
　　至。事实上，目前政府机关和我们的官员—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和“父母官”---的野蛮
　　化表现在各个方面：对底层民众的蔑视、对高官富豪的俯首贴耳、对公务的敷衍塞责、对正
　　义的麻木冷漠、对权钱的趋之若骛、精神的空虚和灵魂的肮脏、分裂的人格和两面的嘴脸都
　　和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的精神和宗旨格格不
　　入。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和生活都在发生好的变化，为什么政府和官员却出现了如
　　此令人忧虑的现象呢？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任其发展蔓延，不但是政府的灾难，也是
　　整个社会的灾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制约权力的机制，权力就会腐
　　烂下去---其野蛮不过是腐烂的一种表现罢了---其结果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抗，最后被人民抛
　　弃，如同费孝通先生在四十年代指出的：政治老虎一旦出了闸门，人只好被逼上梁山了。
　　
　　 2 权力的野蛮化
　　使权力摆脱野蛮化，让政治权力走向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复杂难题，因为人性是复杂的，
　　有人性的一面，也有兽性的一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有克制的理性的一面，也有欲望的贪婪的非理性的一面，而政治权力的发生也恰恰是因为人类欲望的相互冲突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机构来协调，麦迪逊说：人类不是天使，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于是，一个人类至今无法解决的矛盾出现了：人民建立政府，赋予一部分人政治权力的本来目的应该是让他们代表公平与正义，他们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是去除了私心杂念的一群人，但实际上，国家一旦成立，普通人一旦成为政府官员，他们并没有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人民希望的“无私”的“公仆”，他们仍然是人，仍然有人的欲望，有自己的私欲要满足，于是，政府这个所谓“公器”就往往堕落为为官员个人谋取私利的“私器”了。说直白了，撕开那些笼罩在所谓官员头上的各种光环—不论是多么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有生有死、有血有肉、有家有口的平凡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来历的到世上来主持公道的神---以那样的眼光看待政治家和官员是天真的浪漫的也是不切实际的。那样去要求政府官员也是不人道不公平不合理的，他们是复杂的人不是纯洁的无欲的天使，一样有平凡人对物质利益的贪婪和各种弱点，从政和做官不过是他们的职业，是谋生的手段，既不高贵神圣，也不低贱如仆人，甚至还会因为常常受到权力带来的诱惑而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历史和传统以及国情的差异，使得东方和西方在治理权力问题上的思路和途径也不一样。西方是通过宪政和民主，用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来约束政治权力不能跃出自己的边界---如同费孝通所说：“西洋的政治史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它逐渐向民意负责，那就是宪法。”用民主的选举和一套复杂的体现民意的机制来束缚人性中的缺陷—如美国神学家尼布所说：“人类的正义感是民主政治得以立足的原因，但人类不义的倾向才是民主政治必不可缺的理由。”其特点都是对权力进行主动的、积极的约束和控制，其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其原则是主权在民，宪政和民主都是民众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轨道。
　　 3，中国的儒法并用
　　如果说西方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更多着眼于其“恶”的一面，则中国更多从其“善”的一面入手，其方法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官员自我教育，以身作则，加强自身德行的修养，以尧舜为楷模，以清官廉吏自期，如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的“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里应该看到，儒家的“以德治国”不仅是教化百姓，更包含着官员从道德伦理和人性的修养上自我约束的一面，如果官员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的欲望，修养自己的人格，去除私心，一心为人民，整个官僚队伍都是清洁的，那么自然就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天下自然就得到了治理，达到无为而治的化境。这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就是贤人政治，“把政治道德化和伦理化”，如同萧公权指出的：“孔子之治术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殆略近于消极。”进一步说，中国是以对官员良知上的自我发现和心理上的自我约束来达到限制和滥用权力的目的，它是内在的，“软”的，如同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政治史是软禁权力，使它不出乱子，以政治的无为主义来代替宪法。”
　　中国人也看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需要防范，其思想以荀子为代表。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内在的仁”，是要求官员从内心修养上完善自我达到“仁政”的目的，荀子思想的核心则是“外在的礼”，他看到仅有人心的向善是不可靠的，从而主张以一套伦理规范和等级秩序从外面对人性进行约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进一步把荀子的“礼治”发展为“法制”，其法制一方面是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更重要的则以治理官员为目的，韩非子明言“明主治吏不治民。”只要把官僚队伍统治好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他是很直率地赤裸裸地给最高统治者出主意：贤人政治是不可靠的，要使用强有力的手段才能防范官员出轨和腐败。在中国古代，韩非子是把如何治理和控制官员的权力放在最重要位置的思想家，如同张荫麟指出的：“法家和其他一切学派有一根本异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人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及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他的主要方法就是“术”和“势”---前者是如何识别、操纵、使用官员的手段，后者是要把威权和威势的运用集中于君主，形成强大的威力以震慑臣下，不使大权旁落的手腕，总之就是一套明君的“御臣之术”，是对付官员的手段，“其最要之点为明察臣下之私，削灭权门之势。前者根本防止侵夺，后者则与权臣以直接之打击。”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学”和权谋术以及宫廷斗争、政治阴谋都极为发达。
　　
　　 4，有权力无政治
　　比较起来，如果说西方治理政治权力的方法偏于“阳刚”，中国则更崇尚“阴柔”---西方政治权力的运作是逐步公开的，阳光之下的，受到民众监督的；其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制度是刚性的、具体的、切实的。而中国的政治权力则习惯于暗箱操作，神秘色彩浓厚，对权力的约束主要使用道德伦理的精神“柔术”和权力打击的“阴谋”。进一步说，西方的治官不仅有自上而下的途径，更有自下而上的渠道，自上而下是上级机关对下级的监督，而自下而上则是来自民众的监督，其本质在“以民治官”，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和主权在民的精神。而中国只有自上而下的，即上级机关对下级官员的监督，而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其实质是“以官治官”，体现的是官本位的原则。
　　从实际效果来看，西方国家解决的比较好，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逐渐完善，政府官员的权力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妥当的治理，权力的非人性一面逐渐驯服和文明化了，即便也存在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毕竟不普遍。
　　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历代统治者为了达到吏治清明的目的基本上是“儒法并用”，“王霸杂用”，内外兼治，既不断从精神上强化儒家的思想教育作用，也逐步从制度上完善对官员的监督和控制，严刑峻罚，残酷打击，但都似乎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之初，吏治尚属可观，到了后来便渐渐松弛，政治老虎出了闸门，失去了束缚，野性复萌，贪婪腐化盛行了。经济学家王亚南痛心地指出：“历史家昌言中国二十四史是一部相砍史，但从另一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少。历代对贪污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因为“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体现为贪污生活。”而且“综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
　　贪污腐败不能得到有效治理的后果就是政府失去民心，丧失了政治基础，官逼民反，王朝崩溃，政权易手。在这样的王朝循环过程中，通过无数次雪与火的洗礼，更换的不过是最高统治者和整个官僚队伍，而政治权力本身的野蛮性却没有得到有效的驯服和治理，政治始终在治乱之间徘徊，没有走上文明发展的正轨。究其实质在于，西方对政治权力和官员的治理，是真正的“以民为本”，通过各种可行的渠道和方法，以制度和法治的方式落实民众的民主权利，而中国治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官僚队伍本身的稳定，进而为了皇权的巩固和江山的一统，而不是为了民众，王亚南的观察是深刻的，他说：“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也就是说，传统中国政治主权在皇帝，在皇帝的代理人各级官员，官员只需层层向上尽忠，而不必向下对民众负责，反过来说，政治的主权不在民，选拔和任用官员的权力在上不在下，官员们向上尽忠的行为才是合理的。
　　可以肯定地说，民权不彰，缺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和官僚权力的抵抗和限制轨道，政治就失去了健康的基础，失去了根基，没有民众实质性参与的政治不能成为完整的良性发展的政治，---是有权力无政治---这样的政治权力也不可能被有效治理，政治文明也无从谈起。
　　
　　 5 伸张民权之道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儒家的思想教育和法家的“术、势”以及严厉惩罚都不能达到对政治权力有效治理的目的，就应该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经验和精神为我所用，伸张民权，积极建设民众自下而上参与和监督政治权力的轨道。
　　从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来看，权力的运行呈相对封闭状态，权力的封建化、诸侯化比较严重，政治权力从上至下被层层分解，形成相对独立的单位，造成许多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家长式官员---那些地方诸侯大吏如省委书记、省长、县委书记、县长和许多行政事业单位的一把手都是这样---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命方面的权力运作更加隐蔽，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方式更加复杂和神秘，使得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机关的监督难以进行，相当多的违法违纪腐败现象都不是通过正常的监督渠道可以发现的，而是通过特殊的方式—群众举报、另案牵连等暴露出来的，这说明我们的政治权力已经到了一种“非可治理状态”。应该说，党中央对这种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十七大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辟专章论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见这一问题的紧迫性。要使我国的政治权力达到可治理的较为理想的状态，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伸张民权。民权不张，官权膨胀，是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权力的根源在官不在民，官员就不可能对民众负责，王亚南在总结英法革命时指出：“不论革命的方式如何，其结果大体总不外伸张民权或市民权，而剥夺王权，使国会成为法律的主权者，使人民或选举团体成为政治的主权者。这一来，官僚或一般行政人员，就要完全改变他们的政治性能，他们不复对国王负责，不复把国王的言语看作命令，他们要对国会对人民负责了。”而这样的政治结构一旦形成，“国家的政治权力，就不是全把握在官僚手里，官僚也不可能任意侵夺普通公民的权利。”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毫无疑问，民众没有这些权利，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要通过这些民权的落实去分解、抑制、制约和监督官权，而要使民众能够掌握和行使这些权利，就需要执政党和政府有牺牲精神，做长期、艰苦、细致、具体的工作。
　　第二，公开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暗箱操作，个别掌权者和少数利益相关者小集团秘密运作，政治信息不公开，决策过程和程序不透明，玩弄权力，形成黑箱政治、幕后权力是中国政治的痼疾顽症，解决之道只能是彻底打破官员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垄断，使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公开化，如同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要使这些体现人民民主权利的原则性的政治精神具有可操作性，就应该进一步制定有法律保障的制度细则和实行程序，不使其停留在口号上和纸面上。
　　第三，推进基层民众的自治，建设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费孝通先生在四十年代即指出：“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而“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在他看来，要重建这自下而上的轨道，一方面要实行宪政和民主—以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代议机构表达民意，一方面要实行地方的自治，他说：“如果真的想推动老百姓向现代化生活迈进的，在我看来只有把人才渗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自治事务中去。”“我说如果真心要改革社会，只有从民间的自治机构入手。”民权观念的缺失和官权的过度膨胀无所不在是导致中国基层民众自治软弱的重要原因，而没有基层自治组织对基层民意的反映和对基层政治决策的参与，政治就变成了只有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公共权力就丧失了其“公共”的纬度，成为仅代表政府和官员意志的单方面“横暴的权力”。我们说国家强于社会，政府强于民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面对强大的以暴力和强制性法律为后盾的国家机器，民众个人直接面对国家，丧失了抵御和谈判的组织、能力和机制，只能接受被鱼肉被侵凌压迫的命运，所谓人权和公民权都无从谈起。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动急剧的中国，这样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十七大报告就此提出推进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可以说，建立民间的群众性自治机构和社团组织，扩大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形成国家权力和民众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方面削弱政治权力的横暴性，一方面提供基层和地方政治的真实信息，增强了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修正错误的政治决策，是治理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