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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文盲武夫的时代——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五）
来源： 作者博客    作者：生民无疆    时间：2012年4月01日 02:33 591次浏览 0条评论 8次顶 欢迎分享大学网精彩文章：
8、中世纪：文盲武夫的时代
日耳曼人的源头
将西欧带进中世纪的是日耳曼人。此前，日耳曼人主要居住于北欧地区，处于原始蒙昧的状态。罗马帝国曾经试图征服这一地区，但刚从树上下来的日耳曼人反让罗马人筑起了篱笆。大约在我国的西汉末年到东汉中期，日耳曼人开始建立村庄，过上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汤普逊教授说：“古代日耳曼人逐渐从畜牧阶段过渡到一个较多定居性质的阶段，因而发展了一种简陋的农业，也许是从一个早期的零星耕种成长为经常的生产。这种转变似乎是在凯撒(公元前50年)和斯特累波(公元1年)时期与塔西佗(公元100年)时期之间发生的。”
伏尔泰说，这一时期，“在日耳曼，所有这些蛮族人家庭的唯一居处就是一些窝棚;那里面，一边是父亲、母亲、姊妹、兄弟、小孩，赤身卧于干草上，另一边是他们的家畜。……同一个塔西佗在称颂日耳曼人时，又承认所有的人都知道日耳曼人宁愿靠抢劫为生，而不愿耕耘土地，他们在抢夺邻人之后，回到家中吃饱酣睡。”
正当他们开始走出原始状态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匈奴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关于匈奴闯入欧洲，欧洲教会人士编写的历史最有趣：魔鬼化作一只鹿，吸引匈奴人追赶;匈奴人尾随魔鬼渡过了亚速海。
据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在中国汉朝大军的猛烈打击下，“从公元前35年前起，我们就不再见到西匈奴的踪迹。持异议的郅支单于带着外蒙古的一些匈奴部落，来到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以北草原后，就是在此时被一支中国远征军打败和杀死的。他带到这一地区来的匈奴部落的后裔们，在此停留几个世纪。但是他们周围没有文化较高的邻邦把他们的活动和冒险记录下来，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一无所知。直到公元4世纪，他们进入欧洲，与罗马世界发生联系时，我们才又听人说起他们。”
汤普逊说：“公元375年时，匈奴人冲过‘乌拉尔大门’出现于欧洲地区;他们猛扑住在南俄罗斯和近代罗马尼亚的哥特人;当时，他们的进攻，使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都充满了惊惶情绪。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时代人描写他们的生动记载”。
孟德斯鸠说：“阿提拉的势力从多瑙河一直扩张到莱茵河，他摧毁了人们在这些河流沿岸所修筑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并且使两个帝国向他纳贡。”
441年，匈奴首领阿提拉出动强大的马队，攻击与之毗邻的东罗马帝国，在饱尝匈奴人的威力之后，东罗马423年开始年年上贡，448年又和匈奴签订了割地协议。阿提拉几乎彻底榨干了东罗马的油水。伏尔泰说，为了筹集上贡给阿提拉的财宝，“每个元老被课某个数额的款子，往往大大地超过他的实际财产;但凡是列在他名下的数目，不管他有与没有，是必须缴付的……在有些情况下，高贵妇女的家藏珠宝，或者那些一生过惯豪华生活的人们的家庭用具，就在市场上陈列出售。”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通过横征暴敛，从423年到447年，连续15年奉送巨款，买得了平安。到了后来，实在拿不出真金白银，还可怜兮兮地给阿提拉打了一张欠条。
国王被匈奴人杀死的东哥特人，集体投靠匈奴，当上了二鬼子，跟着阿提拉东征西讨混饭吃。451年，阿提拉率军进攻西罗马的高卢;次年，他进军西罗马的心脏意大利，将意大利蹂躏的一塌糊涂，西罗马皇帝闻风逃窜。幸好罗马教皇出来说情，承诺立即上贡钞票和公主，阿提拉才收兵回府。第二年，阿提拉死了，否则不知道欧洲会被他整成一个什么局面。他的几个儿子自相残杀，将自家的领地和周边地区搅得天翻地覆。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日耳曼人唯有拖家带口、赶着牛羊抱着鸡鸭，向着罗马帝国的地盘，举村迁徙、逃亡。一些类似于水泊梁山好汉的冒险家，为了生计，拉帮结伙地组成冒险团队，一路打家劫舍。
逃命乞丐变贵族
正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这逃亡迁徙大军，竟然折腾出了欧洲的中世纪。据西方专家估计，闯入西罗马并定居下来的蛮族总数不过数十万，其中，西哥特人约15万，东哥特人20万，勃艮第人8万，高卢法兰克人3万。就这么一点人，通过砍砍杀杀，却在数千万人口的西罗马大地上，当国王做贵族，迫使无数人为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野蛮人不断地逃亡、迁徙，最终定居，这一过程是辛酸的、残忍的、丑陋的、漫长的。
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丹纳，以形象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次大迁徙，他说：“蛮族的洪流也就决破堤岸，滚滚而来，一批来了又是一批，前后相继，不下五百年之久。他们造成的灾祸非笔墨所能形容：多少人民被消灭，胜迹被摧毁，田园荒芜，城镇夷为平地;工艺、美术、科学，都被损坏，糟蹋，遗忘;到处是恐惧，愚昧，强暴。来的全是野人，等于休隆人与伊罗夸人突然之间驻扎在我们这样有文化有思想的社会上。当时的情形有如宫殿的帐帷桌椅之间放进一群野牛，一群过后又是一群，前面一群留下的残破的东西，再由第二群的铁蹄破坏干净;一批野兽在混乱中喘息未定，就得起来同狂号怒吼，兽性勃勃的第二批野兽搏斗。”
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的描述，可以作为印证：“那些创立王国的最强大的部队，例如克罗维率领的这一支队伍，仅有五千至六千人。整个勃艮第民族不超过六万人。它迅速蹂躏了一块面积不大的地方;劫掠了某一地区;进攻了某一城市，有时携带战利品而撤退，有时在某处定居下来，总是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分散过甚。先生们，我们知道，这种事情都是十分轻易地完成，又是十分迅速地消失的。房屋被烧了，田地被搞得荒芜了，农作物被拿走了，人被杀了或是被带去做了俘虏：所有的这一切祸害都过去了，几天之后，海浪停止澎湃，涟漪也平静下来，个人的苦难也被忘却，社会至少表面上恢复它原来的状态。这就是四世纪时高卢发生的事情的实际情况。”
在南迁的过程中，流民们开始是三五成群地打家劫舍，逐渐形成几个大的团伙，变成有组织的力量。于是，逃命流浪变成了抢占地盘，流民变成了战士，团伙头子当上了王公。接着，王公之间为了地盘大打出手。
丹纳接着叙述了下一个阶段：“到第十世纪，最后一群蛮子找到了栖身之处，胡乱安顿下来的时候，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好转。野蛮的首领变为封建的宫堡主人，互相厮杀，抢掠农民，焚烧庄稼，拦截商人，任意盘剥和虐待他们穷苦的农奴。田地荒废，粮食缺乏。十一世纪时，七十年中有四十年饥荒。一个叫做拉乌·葛拉贝的修士说他已经吃惯人肉;一个屠夫因为把人肉挂在架上，被活活烧死。到处疮痍满目，肮脏不堪，连最简单的卫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风，传染病，成为土生土长的东西。人性澌灭，甚至养成像新西兰一样吃人的风俗，象加莱陶尼人和巴波斯人一样野蛮愚蠢;卑劣下贱，无以复加。”
基佐也是这样描述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到处都有战争，也到处都必然有战争的遗迹、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手段。不但建筑了坚强的城堡，而且一切东西都被变成防御工事、巢穴和防御性的住处。……修道院、教堂也为自己设防;它们周围都设有塔楼、防御土墙和护城河;它们都被专著地防卫着，并能支撑住长期的围困。自治市的自由民也像贵族们一样行动;城市和乡镇都设防了。战争经常威胁着它们，以致其中许多城镇里都派有一个儿童，在教堂的钟楼里作为哨兵、躲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瞭望远处发生了什么事，并在敌人逼近时发出警报。此外，敌人往往就在城墙之内，就在临街，就在中间的房屋内;战争可能而且事实上的确就在此处与彼处之间、这座门与那座门之间爆发，而防御工事像战争一样，到处都是。14世纪时，每条街有它的街垒，每座房屋有它的塔楼、它的枪眼、它的炮台。”
伏尔泰描绘道：“从阿尔卑斯山至莱茵河各省，不知道应当听谁的命令。城市每天改换暴君，乡村被各派的人轮番洗劫。……极目欧洲，一片混乱，最强者在最弱者倒台的废墟上崛起，然后又被别人摔下来。整个这部分历史，只是几个蛮族将领同一些主教争夺对愚昧农奴的统治。”直到13、14世纪，“在法国、德国、英国的城市里，几乎所有房屋均以茅草覆盖。甚至意大利的一些不那么富庶的城市，如‘稻草盖的亚历山大城’，‘稻草盖的尼斯’等等，也是如此。……巴黎的街道几乎都没有铺砌路面，遍地泥泞，坐着牲口拖拉的大车便是一种奢侈，美男子菲利普还禁止市民享受。”
这是一个只有暴力、战争与掠夺，没有建设与创造的时代。整个西欧，满目瓦砾，城镇荒芜，文盲遍地，武夫横行，商旅不行，这样一种混乱不堪，恰好成就了基督教统领西欧的局面。基佐说，当罗马政权瓦解、蛮族兵士横行、百姓无依无靠的时候，“主教们是城镇里的天然首脑;他们管理每个城市的人民，他们在蛮族面前代表人民，他们在城里是人民的行政长官，在外面又是人民的保护人。因此教士都是深深扎根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就是说扎根于罗马社会的一切残余物之中。但不久，他们又把根伸到其他方面;主教们都变成了蛮族君王的顾问，他们向后者建议，对被征服人民应如何行事，为了成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又应采取什么方针。他们远比刚从日尔曼来的蛮族经验丰富，政治上也远为聪明。他们酷爱权利，他们已习惯于靠权力来办事来获利。”通过文化水平和政治经验远高于蛮族君王的教士们的不断努力，西欧就此转变为教会一股独大、神权高于一切的社会。
500年前的欧洲绅士
直到“大航海”时代，欧洲依然是一个苦难的社会，绅士依然是野蛮人。丹纳说：
“到一五五〇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
“至于法国，到十五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十六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一五二二年，巴大萨·卡斯蒂里奥纳伯爵写道：‘法国人只重武艺，看不起别的事情;他们非但轻视文学，而且深恶痛绝，认为文人最下贱，所以把一个人叫做学者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意大利情况稍好一点。丹纳说：“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歌德人，法兰克人，赫硫来人，东歌德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
丹纳总结道：“总之，整个欧洲还处在封建制度之下，人象凶悍有力的野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打架，活动筋骨。相反，意大利差不多已经成为近代国家了。”
伏尔泰证实：15、16世纪，“法国各地高等法院有时还下令举行决斗。查理六世统治期间，勒格里和卡鲁日的决斗就是证明。后来许多决斗都具有相当合法的形式。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的陋习按某些被视为必不可少的程式进行。在准备决斗之前，必须先忏悔、领圣体。优秀骑士贝亚尔决斗前总要作弥撒。决斗者选定一位教父，由教父给他们同样的武器，特别注意他们是否施行魔法，因为没有比骑士更相信魔法的了。这些骑士中有时有人离开本国去别国寻求决斗，原因无他，无非为了出风头而已。波旁家族的约翰公爵声明，他将率领16名骑士前往英国参加拼死决斗，免得终日无所事事，并以此证明他值得他为之效力的绝代美人的青睐。……有100多名骑士在这种竞赛中丧生，但是，这种竞赛却因此更加流行。”“工业还没有把巴黎街道上用木头和石灰建造的小屋改变为宏伟的宫殿。伦敦城的建筑更差，那里的生活更苦。最大的领主骑马下乡，让妻子坐在马屁股上，公主们出游也都是这样。若在雨季，就披上涂蜡的粗布披肩。国王们过的生活不过如此。这种生活方式一直保存到17世纪中叶。”
伏尔泰白描中世纪：“当我们从罗马帝国的历史转向把罗马帝国在西部弄得四分五裂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时，我们犹如一个旅行者走出一座美丽的城市，进入荆棘丛生的不毛之地。从伊利里亚的穷乡僻壤直至阿特拉斯山，优美的拉丁语被20种蛮族土语所取代。治理东半球一半土地的那些明智的法律荡然无存，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风俗习惯。各行省的竞技场、圆形剧场换成了茅屋。从卡皮托利山脚到托罗斯山的美丽而坚实的大道上，到处是一洼洼死水。人的精神也起了同样的变化。图尔的格雷戈里、圣高尔修道院的僧侣弗莱德盖尔成为我们的波里比阿和我们的提特斯·李维。人们失去了理性，沉迷于最卑怯、最荒唐的迷信行为。这些迷信行为愈演愈烈，以至于僧侣成为领主与王公。他们蓄养奴隶，这些奴隶甚至不敢有任何怨言。整个欧洲直至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这种腐化堕落状态中，只是经历了可怕的动乱，才得到解脱。”
借用基佐的一段话：“先生们，我想介绍给你们看的，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况;史学家不会谈到它;不变的废话把它隐藏起来;它是一种内部的作品，一种极为秘密的景观，人们只有透过好多重围墙，并防止了由于形式的相似和名称的相似而造成的幻觉之后，才能看到这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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