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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的第一天受了不少苦,因为医生说要抽脊椎液去验,所以不能吃任何东西,饿了一整天。护士还给我静脉输盐水。下午四点把我从急诊室转到临时病房后,来了一位女医生,要给我抽脊椎液。结果她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说我的脊椎空间压缩变形,找不到适当的地位插针。她说等明天找另一位医生再试。后来一位护士说我可以解禁吃东西。当时正好5点半晚餐时间,就有人来把我转换到正式病房去,还把晚餐带上。(这之后医生说不用做了。)
我的正式病房在五楼,是个四人间。我幸运分到靠窗口的一个床位。面对很大的玻璃窗,外面是青翠的树林和群山,风景倒很舒适养神。病房有两间厕所,其中一间也是浴室。整个病房楼分东西两边。我住的是西边,有14间病房,其中一间用来做物理治疗的锻炼室,7个单人间,2个双人间和4个4人间,总共27个床位。
我进医院的时候,主治医生Dr Prossor是一位血液学专家。他是国立大学医科的讲师。我进了医院因为病因还不确定,首先要做MRI扫描,因为我住的医院设备比较少,这个扫描要到中央的医院去做。病人行动不便,需要用救伤车交通运输。还要一名护士陪同。救伤车有2名护理司机。来回3,4个小时,费用很大。在我进院后一个多星期才安排到时间给我。做完扫描,当场就能取得结果的片子。其实扫描只需约半小时就做完,剩下的时间等候运输倒花了2个小时。原因是运输的救伤车不多。
据医生说我的腰椎有比较严重的压缩和变形,但不是我脚痛的主因。
他觉得我的病比较多是因为神经系的问题,就把我转给一位神经系病的专家Dr McColl,让他做我的主治医生。医生决定给我输人体血浆增加抵抗力,不过要先验血确定我能接受。所以要等验血结果知道后才开始。另外还要等血浆的供应。医生还决定要我做神经电流传导测试。这个项目也要到中央医院才能做,而且也要排队等候。
我对面床是一位瘦弱的澳洲老人。后来知道他已经在医院好几个星期,换了几个病房,也是当天才换过的。他其实并已经好了,只是在等养老院的床位。斜对面是一位80多岁的匈牙利籍老人,英语说得不太好。他住了三个多星期就出院了。我的隔邻床位空着。过了一个星期才来了一位中年澳洲人。后来知道他在国立大学音乐学院工作,是一位音乐制片人。后来我跟他交谈,他对中国音乐也有兴趣。他只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出院。临走还跟我交换了电话。
在医院的病人,很多都是行动不便的,一般晚上都穿“尿片”,预防尿在床上。另外还给用“夜壶”,可以不用去厕所。
医院的医生有不少是华人。还有印度,韩国的。在澳洲的医科学生需要比较高的入学学分。亚洲人的高考成绩一般比较好,所以选读医科的不少。
医院的护士来自世界各地:有澳洲本地,费律宾,尼珀尔,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南非,中国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等等。反映了澳洲多元文化的社会。但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落后国家地区的技术人员,向发达国家外流的现象。这些人才都是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极需要的,但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和优良环境,却把他们吸引走了。
(下回再继续我在医院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