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

作者:snakek  于 2010-12-25 09:2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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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还都是中国人 “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 会给你很大的启示
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
作者:王德峰  阅读次数:1272 时间:2007-6-28
 
  王德峰 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当代艺术哲学等。学术专著和译著有《哲学导论》、《时代的精神状况》、《世界十大思想家》,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等,学术著作有《哲学导论》(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译著《时代的精神状况》;合著《世界十大思想家》;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等。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曾多次荣获复旦大学英美奖教、MOTOROLA奖教金,上海市育才奖等。
               一、哲学是论道之学
  一部中国近代史告诉我:制度的引进,从西方引进先进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把民主共和制度引入了中国。我们没有见到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看到的却是中国历朝历代末期那样的混乱,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知识分子深入地思考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再先进,如果执行制度的人是旧人而不是新人的话,先进的制度就不会产生出应有的功效。所以他们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叫做改造民心,启迪民智。他们从制度学派的立场转移到国民改造中去了,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先生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一个遍地是奴才的国度里,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来的。鲁迅先生说,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就是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根本地改变主奴关系。这就是五四运动启蒙的课题。
  毕业时我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近代史,认识到一点:我不应当采取制度学派的立场,国民性格的改造是更根本的任务,所以我的立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1982年我毕业了,即将离开而未离开大学的当口,我碰到一件事情,从根基上动摇了我的新启蒙信念。
  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要签户口了。我到派出所找户籍警。去了三次没有签成功,心里非常急。这被一个中学同学发现了,他说:“这样吧,我借几张烟票给你,你买两条大前门牌香烟带过去,事情肯定能解决。”于是我回去认真地思考,我想我该不该把烟送过去?我反复想,想来想去,生存是第一位,口粮是根本,我肚子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独立人格。于是我硬着头皮买了两条大前门香烟,一声不响地把那两条烟放在户籍警的桌上。他一看,脸上松动了。前后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他就把户口迁移证明交到我手里。
  我捧着这张户口迁移证明跨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在跨出的那一刻,心里非常难过。我难过不是因为那两条烟,而是我的信念被动摇了。我以为我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我要为民族的进步出力,要发动新启蒙运动,要启迪民智;但我又做了一次奴才,我还启发别人?我想,假如我有一条启蒙的信念,那么我得先有独立的人格,但我却没有做到独立的人格,根源在哪里?我想我的奴性应该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中国人的奴性应该不是基因造成的。那么我的奴性来自哪里呢?突然就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原来让我有奴性的不是我的基因,而是逼迫我低头的那个屋檐,要去掉我的奴性,就要拆掉那个屋檐。拆屋檐是件什么事情?让我低头的就是那个不好的制度,所以拆屋檐就是要改造制度。
  这样一想,你们猜我回到哪里去了?我回到制度学派的立场上去了。这让我非常痛苦。1982年的那个夏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制度和国民性格究竟谁决定谁?想来想去终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相互作用”。可我知道认为“相互作用”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我拿起了一本书——黑格尔的《小逻辑》。很巧的是我翻到这样一页,大意是:倘若我们看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假如我们对这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 “相互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还没有进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正文底下有附释,大意是这样说的:倘若我们来考察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和斯巴达人的性格两者之间关系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这样说,斯巴达人有如此的风俗制度是由于他们的性格如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斯巴达人有如此这般的性格因为他们的风俗制度如此,这就叫相互作用。但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解中,我们既未曾理解斯巴达人的制度,同样也未曾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因为这两样东西来自更根本的东西,那叫做斯巴达精神,而精神是要用概念来把握的。
  我读到这里心中恍然大悟。突然也就想起了中国的《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这个概念不只是杯子之类的器皿,还可以指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那么“形而上者”就是不可被直接经验到、被感知到的,那叫道。所以黑格尔启发了我,使我突然领悟了《周易》这句话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说我四年来思考制度和国民性格两者关系的时候,我思考来思考去,始终停留在器的层面。典章制度是器,国民性格也是器。精神才和道有关。斯巴达的文化精神,就是斯巴达人对道的领会。倘若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最终要研究到中国人对道的领会。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四年学哲学根本没进入过哲学。我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科学在学习,因为我在拿哲学的命题来讨论器本身。哲学不是论器的学问,哲学是论道的学问。“道可道,非常道。”哲学专门去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尽管说不出来道是什么,但还是坚持说,说了几千年之久。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论道的,欧洲人从古希腊开始论道,中国人从先秦的时候开始论道,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不可言说,你说的和我说的会不一样,彼此就争论起来,那叫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古希腊的各种哲学学派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二、中西方论道路径的差别
  1.西方的论道路径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姑且不讨论古希腊,就讲近代的。讲一个学说——康德哲学。
  我现在拿起一块手表给大家看,然后说:“这是我王德峰的私有财产,”大家全都能理解。你们理解我这句话的原因或者根据、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走进这个教室的时候,大家分明看见了这块手表戴在我左手的手腕上呢?不是这个缘故。我的手腕无法占有这块手表,手表是一种物,手腕是另一种物,此物无法占有彼物。
  那么那个王德峰是什么呢?是超感觉的东西,超越感性的,不可被感知的,但是它真实,真实到什么程度?能够占有这块手表。这样的东西用英语叫person。这个person的真正含义叫人格。所以占有这块手表的不是被称为王德峰的身体的,而是被称为王德峰的人格的,人格当然超感觉,它不在这个感性世界里。康德哲学怎么说它呢?用一个词,叫noumena。Noumena在新英汉词典中的解释叫本体,和现象对立。
  我们在学哲学的时候,一想到现象、本体这些非常抽象的范畴,总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有所指,而所指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指到我们每一个人了。作为你的身体来说,你是phenomena,作为你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来说,你就是noumena。
  这样一种存在哲学上被讨论了,就是被论道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产生了——倘若你侵犯我王德峰的这块手表,就是侵犯我的私有财产,你其实在侵犯什么?人格。所以西方人有那句话了,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精神前提——私有财产和人格直接联系在一起。
  所以康德的哲学讨论的是让社会世界成为可能的基础,这就是论道。因为这个社会世界的根据如此。我们才应该根据这个根据来建立社会制度,那就是器。西方人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区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感性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超感觉的,用康德的话叫本体界或智思界。
  2.中国的论道路径
  以孔子作例子。比方说我们来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假如英国某一个汉学家对中国的学问尤其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感兴趣,那他一定要研究孔子,读孔子的书,有一本非读不可——《论语》。
  假定这个英国的汉学家打开《论语》来看,他读着读着,困惑就来了——虽然他发现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他后来发现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关于什么是仁说了不同的话。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
  汉学家跟我讲,“哲学应当有严格的范畴推演,逻辑推理,最后要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我看孔子的《论语》里就没有什么概念、判断、推理、范畴的演绎,这算不算哲学?”我马上反问他:“为什么哲学非做出你们那个形态呢?”他说:“那么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理解你们中国的哲学呢?”我说:“就请你念其中的一段,慢慢地体会。”
  这一段是这样的,宰予有一天问他的老师孔子:“按照周礼的话,父母亲如果去世,我们要服丧三年。三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短一点?”孔子反问道:“假如你父母亲去世后,你服丧一年就吃得好,穿得好,你心安还是不安啊?”宰予回答说“我心安”。“今女安,则为之!”宰予刚走,孔子就忍不住说:“予之不仁也!”
  我们继续虚构。那个英国汉学家过了一阵子来找我了,他说:“原来孔子在《论语》中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关于什么是仁有不同的说法,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原来仁与不仁的区分,标准不在头脑的思考里,在心安还是不安里。而心安和不安是什么呢?是生命情感。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孔子讲的哲学的真理,是从生命情感里讲出来的。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苏格拉底的善肯定是概念,而且最高的概念叫理念;但孔子的仁根本不是理念。是什么?生命情感。”
  西方人相信什么?他们相信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可能在理性当中找到。中国人在做哲学的时候也要寻找普遍真理,所以它叫哲学。但是中国人寻找普遍真理不在理性中找,也根本没区分感性和理性,而是直接在感性中找,在我们的生命感受中找,从生命情感当中阐发普遍真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路数。
          三、中国的文化命运
  论道路径的不一样,导致的结果是命运的不同。这个命运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当下的中国人。论道造成的传统,也就是文化精神传统。
  西方人对中国一个最大的惊讶是什么?——这样一个民族很奇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没有上帝管束人心,居然有长久的文明,还有和平的秩序时代。在西方人看来,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本质,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让人们敬畏,人们才能管住自己的心。
  中国没这样的神,中国不靠宗教,靠的是哲学,不是管束人心,而是理顺人心。中国人的道德不是来自超验的神给我们警告和启示,来自同样是人间的另外一类人树立的榜样。“学而优则仕”,谁学圣贤学得比较好谁就可以做官。他的第一个任务不是造福百姓,而是教化百姓。但是我们没有其他手段来保证我们一定得到贤明的父母官,一方百姓取得贤明的父母官取决于偶然性。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在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悲剧结果。
  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特征。儒家学说教人有德性,道家学说教人得自在。这就是儒道两个思想始终没被中国人所放弃的原因:假如儒家的政治理想、原则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不了的话,有一条退路,那是道家思想为我准备好的,就是做隐士。比较典型的就是陶渊明。
  我们再讲儒家本身,孔子之后,出现了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孟子所打开的道路,一条是荀子所打开的道路。关于人的本性,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主张“人性本恶”。
  孟子讲的“人性”和荀子讲的“人性”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荀子讲的“人性”在生物学层面上,而孟子讲的“人性”其实是超生物的。孟子意义上的那个心看上去非常玄妙,你无法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那样的心是由哲学来研究的。假若一个民族从来不去研究这样的一个心,那这个民族就没有哲学。
  荀子认为道德来自后天的约定,让利益争斗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这个规则叫礼,在伦理规则里再建立政治制度。荀子的思想影响极大,它造成了一种人格,就是乡愿。孔子《论语》中就概括了这种人格类型,说“乡愿乃德之贼也”。乡愿就是那种表面上极其遵守道德规范,但他拿道德作手段,更巧妙地谋取自己的利益。荀学的实践会导致虚假的道德,这也是孔子的文化理想不能实现的一个原因。
  后来来了一次外来民族的智慧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佛学。佛家讲世界的本原是八识,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中国人统统能够翻译。到第七识却无法翻译。那第七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讲,你一生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意识的状态如同河流一样在不断地流动,我们姑且称其意识流。意识状态生生灭灭,但总还有一根红线贯穿其中,这根红线就是自我,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解释,叫自我意识。这恰好等于孟子最初讲到的心。它比孟子的理论更透彻,它还说明了这个心是来自哪里的,它的根据是第八识。
  那第八识是什么呢?就是让小我尽可能有一个大我。大我的存在方式就是语言。语言是是一个民族最初的人民共同领会到的,或者是对存在的那份领会。对于整个人来说,人一离开语言就不可能谈心。
  这个讨论说明了来自印度佛学的智慧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中国人终于知道要走这样一条路来研究心和天理的关系、小我之心和大我的关系,这就为中国的第二次学术高峰准备好了道路。在宋明儒学阶段,中国人开始做一件事,就是拯救自己衰落的文化生命。简要言之,天理和人性的关系是宋明儒学争论的核心问题。
  宋明儒学有两大派,一个是程朱理学,思想要义是先要确认普遍真理,然后要人心去服从它,“存天理,灭人欲”。马上有一派来反对它,那就是陆王心学。它的中心意思是天理不在我心之外,“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这两种原则对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民族要从它古代的原则转变到近代的原则,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道德。出自外部权威而有道德叫他律,出自内心的自觉而有道德叫自律。一个民族如果从他律转变到自律,那就是从古代到近代原则的转变,意味着我们终于成为独立的人格、道德自觉的主体。假如王阳明心学理想实现的话,那主奴关系的文化就在根本上被打破了。很可惜,明朝、清朝的时候取消了宰相。宰相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人文关怀的途径,虽然它只是一个职位,宰相的取消代表了军人政治的出现。军事统治以清朝为盛,所以我们才把今天中国的状况追溯到宋明时候,追溯到王阳明心学的流产。
  中国哲学讲真理是从生命情感里来的,而西方人讲真理是从头脑的理性里来的,哪一种真理更根本?心里的真理才是最根本的。西方哲学的书给我们最大的作用是训练头脑,获得一种非常周密的理性思维的能力。而读中国哲学的典籍能够滋养心灵。西方文明最根本的矛盾是理性能够充分展开,但是心却没有人来照料,所以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发展到今天,西方文明在根基上陷入虚无主义。中国的思想只要能够继续地传承和发扬光大,能够返本开心,我们是在心灵里,而不是在抽象的思维里,所以我们这个文明是不可能陷入虚无主义的。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派叫性灵派。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性灵。性灵是伟大的直觉,是伟大的想象力,还有感悟。我们发挥性灵的力量,才创作出了好的艺术作品。千万别把理性的力量看成高于性灵,它比性灵低。性灵是在有限中感知无限,表达无限。这种力量我们要小心地滋养它,首先要守护它,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就有这种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也有可能面对生活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从中国文化的哲学宝库里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伟大的宝库边上漫不经心地走过。经典著作上覆盖了很多灰尘,读者们漫不经心地从边上走过,奔向有金融学教程、计算机教程等的书架,我觉得很可惜。我们要把这些灰尘轻轻地抹去,找任何一本,只要读懂其中的三分之一,恐怕都会受用终生了。哲学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跟作为民族成员的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真正主题。
  (根据录音整理,刊发时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梁如洁 戚莹莹 王勇龙魏幼娜 朱敏 摄影:梁如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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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0 回复 心如水 2012-1-1 22:20
中国文化在道德层面是登峰造极的。百姓普遍善良,也造成了对中国文化以外的真实的事物要么难于理解、要么过于迂腐。中国百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和此有关。当今世界的资讯发达,交流已经让中国不能独善其身,安于一偶,如何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保持自己文化好的特点,让中国百姓安身立命在和平、宽容和仁慈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课题。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个新的文化繁荣、哲学思想的百花齐放正在孕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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