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民变》的启示

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诗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944年，中国历史又走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与此同时，李文治完成了《晚明民变：底层暴动与明朝的崩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李文治的姿态更加细微和客观，他通过对大量历史史料的耙梳，试图从底层农民的角度复原300年前的历史场景。

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河期，天灾不断，特别是进入崇祯时代之后，几乎每年都是大灾之年，“人相食”不绝于书。如果说刚开始还是由荒致盗，后来则变成了由盗致荒。各种税赋军饷加派一步步将更多的底层民众推上绝境。进入万历之后，历经200多年的大明帝国显出末日景象，政治败坏，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帝国上下彻底沦为暴力为王的丛林社会。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令，各地遭灾，地方官一定要如实上报，否则问罪。收到灾情报告后，政府要减免当地的钱粮，同时适当发放救济。但不幸的是，在灾难深重的帝国晚期，吏治恰恰到了最腐败的程度。神宗几十年不上朝听政，官吏出缺也不递补，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州县，实已陷入瘫痪。

从很多方面，明朝与宋朝颇为相似，但明帝国的结局不同于宋帝国，它并不是亡于异族，而是亡于饥民暴乱。饥民之所以暴乱，又源自体制的腐败。这种腐败不是局部的腐败，而是普遍的腐败。作为一个成功的底层暴乱者，朱元璋曾经深有体会地说：“百姓暴动，根系贫穷；民穷之故，在于官贪。”

在农业时代，财富极其有限，商业处于边缘状态，权力是攫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古语说“升官发财”，升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官升得越大，财也就发得越大。对一个拥有垄断权的官吏来说，敲诈、勒索、搜刮、受贿都是发财的手段。在任何时代，权力越腐败，想当官的人就越多，官职和权力便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明朝官场，贪官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的腐败是雁过拔毛，是赤裸裸的；中层次的腐败是权力寻租，具有很强的隐匿性；高层次的腐败是出售委托权，那是一种体制或机制的腐败。

有明一代，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买官卖官，钱财是唯一的进身阶梯。“隆、万以下，无缺不钻，无官不卖。缙绅家高甍大厦，良田美池，并一切金宝珍玉，歌舞宴戏，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帝国体制下，不仅大权力是用钱买来的，小权力同样如此。即使县衙里负责司捕收粮的小吏，也利用手中的合法伤害权四处敲诈勒索。“小民竭脂膏，胥吏饱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渔猎”。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事实上，皇帝不仅是最大的官，也是最大的贪污犯。万历皇帝更是一个“爱钱胜过爱民的皇帝”——

他要增殖私产，到处派太监榷税采矿，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经供进俸。有的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有的发掘历代陵寝。豪夺民产，所至肆虐，民不聊生。大小臣工上疏谏止的一概不理，税监有所纠劾的却朝上夕报，立得重谴。结果，内库虽然金银山积，民间却被逼得到处发生农民起义，所遗税监高淮激变于辽东，梁永激变于陕西，陈奉激变于江夏，李奉激变于新会，孙隆激变于苏州，杨荣激变于云南，刘成激变于常镇，潘相激变于江西，闹得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甚至遗使到菲律宾采金，引起误会，侨民被杀的至二万五千人。国库被挪用空乏，到了外患和农民起义外内交逼，无可应付时，朝臣请发内库存金，却靳靳不肯，再三催讨，才勉强发出一点敷衍面子。（吴晗《论贪污》）

对税赋沉重的穷人来说，即使丰收之年也仅能自给，一旦遭遇荒年便不免冻馁；为了活命，只好向富豪借高利贷，一步步将土地卖光，乃至卖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背井离乡地逃亡。传统中国以家为天下，而流民完全是家庭破产的结果。流民的增多，一方面使政府丧失大量的财税来源，另一方面成为暴力犯罪的渊薮。家庭的大量破产也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明朝亡于万历时期。晚明帝国无疑人们提供了一个最典型的历史镜像，农民“死亡流离，四野萧条之象，不堪见闻”。乡村的崩溃，抽空了帝国的根基，既招不到兵，也收不到饷。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此后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募召名数日增，实用日减。积此数蠹，民穷财尽。于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官吏群体可以依靠手中的权力对民众进行盘剥勒索掠夺，军人只好用自己的暴力丰衣足食，军人就变成了贼寇，成为帝国的敌人。正如秦帝国亡于陈胜吴广的叛乱，如今这些饥寒交迫的底层叛兵溃卒再次成为帝国的掘墓人，在西北边镇当兵的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军人一旦背叛帝国，便将目标对准之前需要保卫的缙绅富豪，从而迅速获得给养。相反，负责镇压叛军的帝国军队仍然饥寒交迫。在战争情况下给养匮乏，军队很轻易就发生劫掠，从而沦为叛军，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悖论。一个致力于维稳的帝国如同四处冒烟的木屋，只能暂时延缓灾难的蔓延，但末日结局已经注定。每当叛军兵临城下，那些素日作威作福的缙绅豪右就如同遭到末日审判，城内贱民趁机叛乱，城池往往不攻自破。发展到最后，随着“免征免粮”的迅速传播，叛军未至，各地方民众就已经群起响应，朝廷官吏要么弃城逃跑，要么被民众擒获以待叛军。甚至出现了不少假冒张献忠的叛军，攻州克县，势如破竹。前来镇压的官军反倒屡屡被民众拒之城外。如此，张献忠在南中国一度兵不血刃，如入无人之境。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在檄文中历数帝国之罪：“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心腹；宦者皆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叛军兵出潼关，从山西到北京，一路之上的各个城市，所有官吏非降即逃。李自成攻至宣化府，宣府巡抚朱之冯誓死守城，亲自督战。他下令发炮，却无人应命。他大怒，只得自己去点炮，却发现炮孔已被铁钉塞死。朱之冯长叹道：“不意人心至此！”

叛军兵临城下，京师仅有8000军人守卫，且久不发饷。当时国库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崇祯谕令百官捐助，很多官员都哭穷求免，最后只筹得两万饷银。这笔银子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去，崇祯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就已经打开彰仪门，把李自成接进城。

崇祯最后召集百官，无一人前来；李自成进了北京，这些百官趋之若鹜，由成国公朱纯臣和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率领，集体朝贺劝进：“我皇上救人水火，自秦入晋，历恒、代抵燕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可谓神武不杀，比隆尧舜，若汤武不足道也。”

中国历史始终在帝国这个螺蛳壳里做道场，一破一立，往复轮回，政治只能在暴力和权力之间来回切换，从来没有找到一种控制权力和暴力的方法。中国的悲剧不仅在于精英的腐败，也在于底层的残暴。无论腐败还是残暴，都是自我失控导致的任性。与同一时期的英国革命相比较，就会发现这种理性的缺失。从根本上来说，相信暴力跟相信权力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它们都会激发人性中的所有恶。

打倒皇帝做皇帝，北京被这些胜利者视为最大的战利品，从金银珠宝到酒肉美色。通过严刑拷打，李自成在北京掠得7000万两白银；崇祯十年加派，不过2000万两。上至将军，下至士卒，很快就在这场财富与暴力的盛宴中沉沦，接下来，便被缙绅联合外族一起驱逐出北京。从豪迈进城，到狼狈出逃，前后不过42天。对那些“天生”的官吏们来说，他们在李自成这里没有得到的，终于在爱新觉罗·福临身上得到了：“前朝郧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顺仍立功绩者，与本朝一体叙用，应给封诰照例颁给，其见有官职已经来朝者，准仍原职。”

一个多世纪后，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这样评论明朝：“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事实上，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如果说明帝国亡于万历，则清帝国亡于乾隆。“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将权力经济学发展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境界，他不仅为官吏群体设置了“养廉银”，还给自己开设了“议罪银”，权力市场日臻完美。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写道：“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 ，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对口衔天宪的权力来说，不存在任何“合法”与“非法”，金钱就是权力的唯一目的，离开腐败的权力就不能称其为权力。乾隆之后，大清帝国重新跌入大明帝国的滑落曲线，一切都无可挽回地从腐败走向失败，暴力与权力，民变与维稳，历史开始了又一个轮回。

本文发表于《挖历史》第二辑。

《晚明民变：底层暴动与明朝的崩溃》李文治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