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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聋妻----我的“无奈”和“绝招”
一件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就是搞了一辈子的耳科医生,居然对自己老伴的耳聋治不好。
这让我联想起,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无线电理论的教授,家里电视机坏了,还得用三轮车拉出去,找人修理。
是理论联系不了实际?还是家里缺点儿器材?
记得是在“文革”前几年,人们大谈: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问过: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一位领导,做报告,在台上唸到: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讲话人顿住),全场哗然。这位领导,将文件翻过一页,才大声说:吗!全场大笑。
姑且不谈,这是不是政治笑话,可我们当时确实是在探讨这一问题。
我就认真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还做了不少笔记。
医务界一位同学,照葫芦画瓢,在军报上提出:医生正确的诊断从哪里来?一时间,讨论得沸沸扬扬。比较统一的结论是:来源于实践。因为实践出真知。医生或是任何人,不能仅靠书本知识,而是要不断地实践。一位刚出医校大门的实习医生,其对疾病的诊治水平,显然比不上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医生。临床经验是磨练出来的。这个“磨练”多半是由“血”的教训堆积而成。当然,还不至于统统要到“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程度。说到这里,也得提醒一句,实践固然重要,可不能把我们又带入:轻视必要的基础理论中去哦!没有必要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现,医学和其它科学一样,也会失去前进与发展的动力。分子生物学,基因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就是明证。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临床上的例证,比比皆是。这让我又回想起五十年代,当时大兴学习苏联之风,医学临床也不例外,还新成立一家位于天桥附近的中苏友谊医院。在北京的耳鼻喉科学术界,就先后请来两位苏联专家。一位是高等医学院校的教授,好像叫什么“××维金斯基”,属于“经典派”,或“学院派”,身着笔挺的西服,戴副金丝边眼镜,做讲演,理论深奥,凡报告都离不开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条件反射学说。可他在具体治疗耳鼻喉科恶性肿瘤时,却“乏善可陈”,请他上手术台,粗大且带毛的手,还有点哆嗦,旁观的医生心里都有点发怵。另一位是个地区医院,没出什么大文章的医生,脑袋挺大,头上没毛,衣着随便,谈吐热情,喜欢跳舞。此人当属典型的“经验派”,好像名叫“拉××耶夫”,碰到肿瘤病人就说“拉掉”,人称“拉大夫”。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道理,深理论,可切除恶性肿瘤的手术做得彻底,利索,漂亮,让旁观的医生不由地叹服。
回想起在医学院学习,实习的过程。一些能考高分的同学,在生理课作青蛙,或用狗做实验时,远不如成绩差的同学操作得好。外科实习时,这些所谓成绩差(考试分数差)的同学,打起结扎血管的“外科结”来,速度又快又好。
再举一个例子,比我们高几班的学长,高挑个儿,长的帅,好打篮球。毕业后,被分到外科,做住院医生不到一年,居然要求再回到解剖科,从头熟悉人体的局部解剖,不知又趴拉个多少根血管和神经,观察了多少个脏器?一年后,又回到外科,人们都说,这会儿,他做手术的层次解剖特别清楚,手术野非常干净,病人出血量很少。这固然有理论的指导,重要的是“ 动手能力”。我就欣赏北京医科院肿瘤医院头頸组的一位教授,在做头頸肿瘤切除,颈部淋巴结清扫术时,一面手术,一面讲解。切开皮肤,分离浅筋膜,深筋膜,大家还没看清下面的解剖结构,他用止血钳点到一处,说到下面该是什么神经、什么血管,剥离几下,说到看到,立马出现他说的神经和血管。他的动作,简直就像交响乐队的指挥,轻松自如。观摩他做手术,简直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术野非常干净,不像有些医生手术,手术野血肉模糊。
以上无非是强调实践和动手的能力。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我老伴身旁来。她双侧耳聋也有3、4年了。纯音测听,显示为感音神经性耳聋。内服过B100复合片,银杏叶片,打过B12,效果不大。史坦福耳科专家说,没有好的药物可用,手术无效,只有配助听器。可带上助听器,听到声音不小,但听不清楚,分辨力太差。有时出现响度重振现象,就是说:小声听不见,大声又响得受不了。这正是耳蜗感音聋的特征。我用所知理论,给她分析,她患有糖尿病十多年,明显是内耳有供血微循环障碍,造成听功能减退,还有老年性中枢听分析功能下降,能听到,但分辨能力下降。你怎么说,她就是不信,而且她迷信非要把模拟的助听器换成数字式助听器,换好了,一试,还是如故。看来。我那点“高深的”“耳聋理论”看来不管事,不灵。
家里看电视,她把音量开得太大,吵得别人心烦。于是,趁降价促销时,买了一台19英寸的LCD屏幕的电视机,放在桌子上,靠耳朵近些。可是她照旧埋怨听不清楚。弄得我无法可想,无计可施。有一天我灵机一动,取来她带来的听诊器(我太太是退休的儿科医生)
一头放到两边耳道里,听诊的一头靠近电视机的扬声器附近,这么一来,她惊奇的发现,这可听起来既不费力,又挺清楚,比数字式助听器强多了。我想,这里面,肯定是因为没有介入任何电声放大,没有电子噪声,又隔绝了环境噪声的缘故。可问题来了,谁能老那样举着?一场空欢喜。我又“无奈”了,这是我开始写日志的第三个“无奈”。
可我不死心。我老伴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俗称睡觉憋气,还伴有血氧饱和度下降。医生给配了一台正压呼吸机。机上用的有一种可弯曲的蛇形通气管, 长约1米半。我拿来将其一头放在她耳边,我对着一头说话。这下,她又惊奇的发现,这听起来既不费力,又挺清楚,比听诊器还强。我说,就把它放在包里,带出去用? 她说:这成什么体统!因而作罢。
近日,看到一则广告,说有一种TV-EAR,专门给夫妻俩睡房里看电视用的。说是女的要睡觉,男的要看球赛。又不能把声音放得太大。于是,这个TV-EAR能派上用场。它的原理:利用无线传输,一头有一个接收器,发在电视机旁。可把声音信号,无线传输到另一耳机里,音量可以自调。我很想买来给老伴一试。不过,再高明的东西,还得自己动手实践。
前不久,加州政府配发给她一台可免提、音量又大的电话,可她还是要我来接。别看我老伴耳朵不好,可鼻子嗅觉比我灵。我闻不到的她能闻到;她听不到的,由我来听。我们家就来个“感官互补”。炒菜、烧饭,出现糊味,她能及早发现。将来一旦有火警,就像瘸子驼着瞎子一样,一定能很快的跑出去。一笑!
作打油诗一则:
家有聋妻,不必懊恼。
你说无奈,我看有招。
想辙动手,寻找诀窍。
感官互补,自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