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改革该开始了

作者:chineseman  于 2012-5-31 20:3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11评论

关键词:中国的历史, 政治

此文有些参考价值,尽管作者脑子里“余毒”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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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简单一点儿,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可以分成两段。在这之前,几千年不变,在这之后,几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个静态的社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西方列强撞开大清的国门,无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还是文化形态,从根本上来说,变化不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几十年就是一变。有时候,变化太大,以致面目全非,让人震惊。

作家余华以小说的形式描绘了这种巨变,短短几十年,“兄弟”两个就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一个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紧接着的,是一个“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 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从184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间,面对西方列强,背负积弱的中国,为了自救,为了生存,为了自强,中国人民走了许多弯曲的道路。

自1840至1949年,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虽然艰辛,基本上是顺利的。

从1949年开始,中国历史的进程,就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为此,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由邓小平掌舵,中国这艘巨轮才慢慢驶入其应循的历史航道。

在经过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和开放后,现在,中国到了另一个关键路口,也就是,社会的开放和政治的改革。中华民族面临又一个重要抉择,何去何从,考验着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在其位”的领导人的智慧。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输的很惨,租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颜面尽失。更惨的是,还不止于此,以后几十年,中国像个衰朽的老人,在西方列强面前,随时随地的,任人欺凌,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列强,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之惨败,是因为技术落后,枪炮落后,西方人有坚船利炮,相比之下,我们的大刀长矛,焉能与之一争高低。要“保种自强”,要维持大清的江山不倒,就必须船坚炮利才行。

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国防的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际上,和“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一回事。

回过头看,洋务运动还是有声有色,成绩卓著的。既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也有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实践。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不几年,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实力来说,当时中国的海军位列世界第八。“船坚炮利”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

设立总理衙门,派遣留学生,开始和西方接触。翻译西方文献,引进科技成果,打开了西学之门。无论是军事工业,海军建设,还是民用工业,教育,通讯,铁路,矿山,都有长足的进步。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银行体系,邮政体系,新学、新军、新思想,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距离。时至今日,洋务运动的影响依然存在,当时成立的一些机构和系统,延续至今。

可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三十多年处心积虑建成的北洋海军遭受灭顶之灾,洋务运动的成果也几乎输得一干二净。甲午战败后,很多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单是实业问题,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渐渐被搁置,人们开始谈论“变法”,开始谈论政治体制的变革。康有为提出了“君主立宪”学说,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

有渐进的改良,也有激进的革命,还有热血青年的暗杀行动,目的只有一个,改变政治体制。

在各种改制的努力中,渐渐地,革命的呼声渐居上风。具体地说,就是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中国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辛亥革命成功之易,让正在美国旅行的领导者孙中山也大感意外。实际上,那个时候,大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所以,“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

推翻了大清,建立了民国。“城头变换大王旗”。政治体制变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割据,经济凋零,外强横行,租界割地,外加袁世凯“八十一天的皇帝梦”。因此,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

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枪炮问题,也不只是体制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用当今知名政治学家Joseph Nye Jnr的话说,是“软实力”(soft power)的问题。

这样,就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和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之流,“以科学的批评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把“孔家店”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拿出来,一个一个地全部丢掉。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一概否定。

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积累千年的迂腐之气,被荡涤。民族精神为之一振。

新文化运动还请来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是,这两位远涉重洋来华的“先生”,来到孔家店的铺子里,站在一圈又一圈拖着辫子的Chinamen中间,很快地,就不行了,严重地水土不服。

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在当时的中国,排座次还轮不到他们。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进步还是有的,也是明显的。比如,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有个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从民国建立,到1927年国民党开始训政,中国有过一段言论自由时期。1927年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党办教育,言论就不自由了。

“辛亥革命”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该往哪里去?孙中山说:“破坏难于建设”。其实,破坏难,建设亦不易。大清垮了,中国社会脱胎了,如何换骨呢?如何建设呢?

于是乎,各种的主义,各种的学说,便蜂拥而起。大部分是从西方趸来的,个别是从历史故纸堆里捡来的,还有散装进口然后在国内组装,从西方拿来又混合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的。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营造了社会的、文化的,甚至组织的氛围,作了准备。

“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陈独秀和胡适,就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陈独秀倾向革命,以苏联模式,用武装斗争,建立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胡适,则选择改良的模式,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新中国。

经过几十年的较量,马克思主义渐居上风。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更为马列主义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政权保障。

在众多的学说和流派中,为什么中国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呢?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包括经济上的支持;陈独秀的激进理想;其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相一致;其革命路线,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反叛精神和传统,包括水波梁山那样的绿林好汉,一拍即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列宁那里批发来的,是经过列宁斯大林的加工、改造和再包装的,应该称为“列宁斯大林主义”才对。

中国之选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列宁斯大林加工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播下了暴力革命的种子,同时,也为几十年后的“不断革命”,做了铺垫。

1949年后的中共政权,就是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列宁斯大林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怪胎,其结果,让中国走了很大的弯路,也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损失惨重。

纵观古今中外,新朝代建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与民休息”,是“搞经济建设”。

刘邦建立汉朝后,鉴于秦亡的教训和当时社会凋敝荒凉,经济萧条,国力虚弱,遂采取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国家。

其后的各个朝代,唐、宋、明、清诸朝大多如此,经多年战乱而立国后,将与民休息,恢复经济,当作首要任务。

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就没有停歇过。西方列强欺凌,国内军阀混战,日本人侵华,紧接着,又是国共内战。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华大地,真个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共也是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因此,有人称50年代初为“黄金时期”:政治趋于稳定,社会趋于和谐,经济日渐恢复,整个中国,充满了希望和热情。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民建设有声有色,成绩斐然。

无奈,共产党天生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隔不久,党的领袖毛泽东就丢掉“经济建设”主题,回过头抓起了过时的“继续革命”。

既是革命党,就要有革命的对象。外界的对象不存在了,就要从自己的队伍内部去寻找革命的对象了。

这一次,共产党是要革自己的命了。

57年“反右”,让一群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闭上了“鸟嘴”。58年的“大跃进”,实际上是毛泽东革命的狂热和幻想的畸形表现。随之而来的,是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62年开始,毛泽东从“二线”返回前台,一方面,再也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另一方面,以“掺沙子,挖墙脚”等手段在党内各路出击,折腾个不停。直到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更是将中国送上万劫不复的地步。

政治上,高岗饶漱石,章罗联盟,彭黄张周,刘少奇邓小平,“林副主席”,一个个的“反党集团”被揭发,摧毁,维护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根基,人文道德基础,被连根拔起,倍加羞辱。

如果一定要找出历史间有什么联系的话,简单地说,“红卫兵”就是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的“义和拳”,“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走火入魔。

毛泽东说,“与人斗,其乐无穷”。可是,他老人家忘了,“天子一怒,伏尸千里,血流成河”。上至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公安部长,甚至写进《党章》的法定接班人,一个个都无法自保,社会底层那些“命如草芥”的小民百姓,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中国1957年后所走的道路,不禁让人直冒冷汗。三年大饥荒,四千多万人饿死,可是,中国没有发生任何的暴动,也没有出现农民起义。“一穷二白”的中国,虽国库空虚,人民穷困,却好大喜功,外强中干,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被两面夹击,竟没有被挤垮。十年文革,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同事互相揭发,朋友竞相告密,割裂了文化传统,冲垮了道德底线,可是,中国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震荡。

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政治上处于一种疯狂状态,精神上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状态。

中国没有被撕裂,是因为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温顺善良。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逆来顺受。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忍受痛苦和苦难。

庆幸的是,毛泽东尸骨未寒,他的江婆娘和那帮“小左”们,就被“双规”了,真是“天意难违”。

在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之后,在屡遭重创几近灭顶的时候,中国重又挺起遍体鳞伤的虚弱的身子,开始了经济建设。

这要感谢小平!

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把党内的那些“七老”“八少”叫过来,对他们说,我们过去走错了,那条路走不通,从现在起,我们要走另外的路。这条路,他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明眼人都清楚,那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许多方面,比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史学家唐德刚说,革命容易,因为那是革别人的命。改革不易,因为要否定自己,从头再来。翻翻中国史书,那些变法改革者,从商鞅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邓小平这个“黑猫白猫”论者,是个务实派,他认为,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不然,就无人可治了。所以,“凡是派”的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随后几年,老邓提出了一系列的务实的主张。“黑猫白猫论”是其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其二,“发展是硬道理”是其三,“韬光养晦”是其四,“一国两制”是其五,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南巡,再次南巡,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这趟晚点的火车,沿着他设计的路线前进,不再走弯路,不再劳民伤财。

随着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各种问题也就出来了: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贫富悬殊,等等。社会上就出现了不满,就发生了抗议。从1986年的“自由化”运动,1988年的学潮,最终导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放在历史的天平上,邓大人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许多人认为“独裁”的蒋委员长,只是用高压水龙头驱散游行的学生。再往前,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面对无辜被枪杀的抗议学生,长跪不起,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邓小平竟以军车坦克冲向学生,以致死伤人数至今不知。

邓大人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嘛!比如,用高压水龙头,把学生冲回学校去。

可是,有一点,需要承认,“天安门事件”过后,中国并没有陷入混乱。这里,除了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高压政策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动乱年代过来,人心怕乱,人心思稳,是社会的大趋势,再说,对于官倒,对于腐败,对于贫富悬殊,虽然不满,还在能够忍耐的限度之内。

所以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给中国换来的是至少二十年的稳定和发展。(这点作者自相矛盾。作者既然说“中国没有被撕裂,是因为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温顺善良。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逆来顺受。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忍受痛苦和苦难。”既然中国人民不是“中东人民”,那么为什么就认定如果当时邓小平退休,赵紫阳掌权,就会导致动乱呢?)

看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无论什么时候,中国一旦乱起来,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是平静不下来的。刚从“文革”噩梦中过来的人们,怕“乱”之心尤甚。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光到了今天,中国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 -- 政治改革的路口。

现在的中国,问题成堆: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靖,道德滑坡,国富民穷,官僚垄断资本,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对这许多的问题,普通大众的忍耐程度已达极限。

举国民怨沸腾的一个例子,就是因拆迁导致的自焚。从前,人们是上访,要“讨个说法”。后来,人们是请律师,要“对簿公堂”。现在,走投无路了,只有一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治下的老百姓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矛盾就要激化了,就快到沸点了。

另一方面,政治和经济,原是一对难兄难弟。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是政治上封闭,而经济持续发展的。也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了,政治上还持续封闭的。

政治改革是邓小平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单凭发展经济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邓小平可以等,可以拖,现在,再拖下去,可能会发生社会动荡。

许多的社会事件都说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之路,已经到头了。

同时,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加。政府手中的资源,包括政府的抗震能力,都有所增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检讨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更说明,政治改革的迫在眉睫。

第一件,薄熙来事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无论对党内大大小小各级官僚,还是对党外普普通通各界群众,这次薄熙来事件所产生的震荡,所带来的冲击,都不亚于1971年的那个“林彪叛逃事件”。

被《党章》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突然叛逃,给全国人民的打击可想而知。人们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怀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毛泽东,以致身体每况愈下。

这次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如果放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活跃这个大环境下,影响就更大。对党外群众,会让他们联想起过去几十年来,共产党的一贯表现,对“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对共产党的本质、合法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对党内各级官僚来说,他们对“我党”领导层的思想和行为,对“我党”的内部运作程序,对“我党”与群众和社会的距离,也会重新定位,再三思考。总之,这次事件会大大削弱共产党存在的社会和法理基础,也会使“我党”更加孤立。

近年来,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公民权利的维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各地因拆迁引发的抗争事件外,乌坎村是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连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开始要人权了,也开始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还有陈光诚事件的余波。这个陈瞎子,对于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竟然比我们“明眼人”看的还清楚。虽然是瞎子,却能够从山东跑到北京,而且,还能跑进美国大使馆,又进一步跑到美国。这个事件说明,党和人民,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我党” -- 还有“人民政府” -- 与老百姓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维稳”的费用也就不断增加。在很多地方,“严防死守”的“刚性维稳”成了对付百姓的主要手段。结果,“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流氓化,却越“维”越不“稳”。按下葫芦起来瓢,各地官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种信息的传播会更快。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台湾的选举,这些“不利”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中国。“微博”也让很多的草根一呼百应。虽然有网络封锁,有“五毛党”,信息时代的大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时,许多人对他们寄予厚望,称之为“胡温新政”。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在许多方面,胡温均无所作为。

现在,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在中共领导层换届之际,整个中国大地,凝固的政治气候,与1992年邓小平二次南巡前无异。

就在这时,发生了王立军事件,继而带出薄熙来和他的妻子谷开来。这些事件,在引发国内外震惊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契机。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要选哪条路?如何利用这一契机,推动政治改革?对中国的领导人,是一重大考验。

借三十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高度,此其时也。

也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也才能推动经济改革继续前进。

政治改革,最好的选择,是渐进式的改革,或称为“改良”。

前面谈到,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问题,一旦出现大的动作,一旦乱起来,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安定下来。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人民也因此受尽苦难。

既要改革,又要保持某种程度的社会稳定,唯一的选择,就是杜导正所说的“碎步式的改革”了。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同样的,政治改革也是一个过程,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会有反复,也会遇到各种阻力。

换句话说,同任何形式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在改革的同时,修正自己前进的路线。

许多的社会问题,在激化之前,采取疏导的方法,将之化解,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会有好处。不然,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越积越多,任其纠缠一起,最后总体爆发,结局会难以收拾,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同样重要的是,英雄要能抓住“时势”,会利用“时势”,才能成为英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抓住了日本侵华这个有利时机,“七分发展,两分宣传,一分抗日”,在后方不断地扩大地盘。慢慢坐大。接着,就可以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并进而建立“新中国”了。

英谚说,“制度是智慧和机遇的产物”(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有智慧,没机遇,属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有机遇,没智慧,则错失良机,误国误民。

是走在时代的前头,抓住时机,引领时代潮流呢?还是被动地跟着潮流打转,结果,问题越积越多,被潮流吞没呢?

这就考验一个领导人的智慧了。

简单地说,政治改革,就是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样,社会的运转,不因为一二领导人的更替,不因为政府的变动,而发生动荡。这种制度的范围很广:官员的选拔和任免,权力的行使和监督,等等。

必须承认,这些年,中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以接班人的选择为例。毛泽东选了几个接班人 -- 刘少奇,林彪,江青 -- 结果,都没能接成班。邓小平先是选定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又将他们一个个踢走,临时选择了江泽民,又隔代选定了胡锦涛。

现在,到了胡锦涛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和制肘就比任何的前任都多。胡既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想选谁就是谁,也不能像邓小平那样隔代指定。他要在党内的各个派别,各种力量之间寻得平衡,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人物,也必须接受。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从他们选择接班人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平衡,可以看出,中国还是有进步的。

只是,这种进步,还很不够,还没有到制度化的地步。所谓“制度化”,就是像日本那样,首相一年换一个,一年换几个,走马灯似地,可是,他们的政治,他们的政府,乃至整个的社会,并没有任何的动荡。所谓“制度化”,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首相,几年就要一换,不能终身制。更重要的,换的过程,要透明,要让大多数人说了算。不能搞黑箱作业,不能几个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所谓“制度化”,就是,官员的权力要有监督,百姓的权利得到保护,

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就是民主。

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钱穆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一直原地打转的原因。许多的问题,历经千年,仍无法解决。

如何才能保证所选的那几个人是贤人呢?如何能保证这几个贤人一直贤下去呢?怎样对他们进行监督呢?任何时候,少数贤者的意见都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吗?大多数人的发言权在哪里呢?

解决这些问题,增加社会的开放度,增加政治的透明度,是个民主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民主。

这些年,在中国,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在其位”的人,谈民主而色变。他们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民主等于西化,等于美国化。

这让人想到老和尚与小和尚的故事。小和尚要下山化缘,老和尚对他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待小和尚下得山来,却发现,山下的这些老虎女人不仅不吃人,还挺可爱。

这些年,中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尚”涌出国门,来到西方,从美国,到欧洲,到澳洲,到日本。学成后,不管回国与否,多数人发现,西方的“民主”,虽不十全十美,绝对不是老虎。很多的时候,还很可爱。

除了这些留学生“小和尚”以外,这些年,还有中年和尚,老和尚,有权的和尚,没权的和尚,纷纷下山,走出国门,亲眼看过西方的民主,很多人的结论大体相似:挺好!挺可爱!

很多有钱有势的“和尚”,把老婆孩子送下山去,移居国外,自己则回到国内,躲在山上,继续当和尚,继续“撞钟”,成了“裸官”。

就连体制内的学者,如俞可平之类,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胡适先生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养成,这种“习惯性行为”的训练,都需要长期的努力。不是说,我们今天改了选举制度,明天就民主了。

对于我们这些“天朝遗老”,“东亚病夫”,困难会更加地多。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民主是不会成功的,是不成熟的,是会出问题的。

很多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这是无稽之谈。不是民主不适合中国,而是中国不适合民主。需要改变的,是中国的现状,而不是民主的理念。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就像尊重长者,关心妇女,保护儿童一样,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都会尊重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

民主这种普世价值,就像奴隶制要消灭,妇女要有选举权一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都会达到这一步,虽然时间有早晚,路径有不同。

民主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试看,从西方到东方,那些实现了民主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国家和别人相同,更没有一个国家是全部照搬美国的民主。

我们中国的民主,也不会照搬任何一个国家。将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民主,肯定是中国式的,穿着中山装的民主。

但是,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民主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唐德刚认为,中国这条万吨巨轮,自1840年后,就进入了“历史的三峡”。在三峡中行驶,一会儿激流险滩,一会儿暗礁密布;时而“左行”,时而“右倾”。

要到这个世纪的中叶,我们这条巨轮才会驶出三峡,完成历史的蜕变。然后,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了。

倘如此,则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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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1 个评论)

回复 老君岩 2012-5-31 21:21
完全不对。在农民造反、蒙古人和满族人入侵的时候变化还是很大的。
回复 徐福男儿 2012-5-31 22:02
政治改革,靠谁?胡温?习李?还是另外的谁谁?
回复 笑臉書生 2012-5-31 22:12
姑妄看之
回复 闲云野鹤一忽悠 2012-5-31 22:25
的确有很多值得商榷的空间,有些恐怕并非余毒,而属局限罢
回复 解滨 2012-6-1 00:11
不敢奢望。
回复 无为村姑 2012-6-1 03:30
A good hope~
回复 chineseman 2012-6-1 06:53
老君岩: 完全不对。在农民造反、蒙古人和满族人入侵的时候变化还是很大的。
我猜他的意思是国家体制 - 一个皇帝几个大臣的家天下。
回复 chineseman 2012-6-1 07:00
徐福男儿: 政治改革,靠谁?胡温?习李?还是另外的谁谁?
不好说。毛时代人怕也不会想到后来人会把毛那一套全改了吧?
我觉习比胡会强。
回复 chineseman 2012-6-1 07:01
笑臉書生: 姑妄看之
只能如此。
4 回复 老君岩 2012-6-1 23:20
徐福男儿: 政治改革,靠谁?胡温?习李?还是另外的谁谁?
三个字:马英九!
回复 纲举目张 2012-6-22 03:27
chineseman: 不好说。毛时代人怕也不会想到后来人会把毛那一套全改了吧?
我觉习比胡会强。
习将来可能会非常不平凡.政改应该先从宪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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