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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驳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文中指责我“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丑化毛，给我扣了一堆帽子，诸如“多处罔顾历史事实”，“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等等，不一而足。李文发表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官方网络水军也一拥而上，对我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还鼓动毛新宇“追究高某的法律责任”。
李捷这篇批判文章显然是衔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写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把官方史学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令当局极为难堪，但又不便公开批判，只好用笔名“司马公”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我随后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围绕党史和文革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与之论战，澄清历史真相，驳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去。
为什么现在官方又旧话重提？这是当局为了大张旗鼓纪念毛诞辰120周年所做的统一部署。习近平上台后，为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新拾起毛这把刀子，提出“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举毛旗，走老路，大抓“舆论斗争”，四处亮剑，国内政治生态大幅左转。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之一，李捷在这波捧毛造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发表重头文章《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宣称“‘非毛化’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脊梁”。现在又拿《晚年周恩来》开刀，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在大陆广为流传，号称“部级干部人手一册”，当局视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肃清这本书的影响，就难以恢复毛已经残破的神话偶像。这就是李捷以“权威”的身份出来批《晚年周恩来》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这篇文章与学术讨论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我曾与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通篇读过李文，实在是为这位前同事感到汗颜，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不值一驳。该文多处抄袭当年司马公文章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动地大段照搬，比如：“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乃至李文最后一段中“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除了把最后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的“哉”改为“耶”外，其余两百五十余字全部照抄司马公文。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质量如何。这样明显的大段抄袭，或可免被追究剽窃之责，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之实。
更让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说成是在1975年，而张玉凤的文章里明明写的是“1976年的春节”，李文照抄都把时间抄错了。还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马公文，硬说我在《晚年周恩来》中没有提及毛泽东1968年对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事实上，当年我在批驳司马公时，就已经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并指明在《晚年周恩来》第244页中不仅明确提及这一点，而且还注明了出处。结果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误，将错就错。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问竟然做得如此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破绽百出，怎么还好意思以“权威”身份教训人，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待？又怎么对得起被他忽悠的社会大众？国内共识网今天刊出当年司马公长文，人们正好可以结合对照李文和我当年的反驳文章，查阅一下《晚年周恩来》第244页，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鉴于李文通篇不过是在重复当年司马公文的陈词滥调，而我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与司马公的辩论中阐述过，对其指责也一一作过回应，这里就不赘述了，只对几个主要问题再申述一下。对这场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往下面的链接观战，自行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
（司马公：《我读》http://history./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关于伍豪事件问题，这是考察毛、周关系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李文说我“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邓颖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约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另一件事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李捷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应该看过这份记录。他之所以还要这样说，就是想给我扣上“主观推断”的帽子，然后做文章。
必须指出，让江青这条“主席的狗”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背黑锅是官方的一贯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江青，而对毛则采取掐头去尾的“障眼法”进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制造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假象。但事实正好相反，周并没有因此而从伍豪事件中解脱出来，有生之年一直被这件事纠缠。李文中还说毛1967年5月对伍豪启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对此“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启事这件事翻出来，让周专门为此向大会做报告，并要各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呢？李文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毛还在1975年发动评水浒运动，批投降派。这显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当其冲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启事历史包袱，又被批为对美外交投降的周恩来。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在已经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情况下，还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又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后，邓颖超让汪东兴向毛报告这件事。凡此种种，不正说明了周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为伍豪启事担心吗？证实了《晚年周恩来》所述不虚。
林彪问题也成了李文指责我的一个题目，说“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这里要再次指出，李文这些说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马公文。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对毛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可是在中共体制内又有谁能说真话呢？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得死于非命了。李文中历数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种种表现，却把这出戏的主角毛轻轻放过。这种明显带有选择性的叙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学才是在为“预设的创作意图服务”。李文指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接替彭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又如，李文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英明；可是在林彪讲话后，不正是毛带头鼓掌、大加赞扬的吗？文革发动前夕，不正是毛要罗瑞卿传话给林彪，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的吗？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问题。只有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廓清事实真相，把林彪问题说清楚。比如，在文革酝酿和发动的问题上，林彪负有重要责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过再大，也大不过毛。至于说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阴谋，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对此也不讳言，辩称自己搞的是“阳谋”。别的不说，毛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出尔反尔，欲擒故纵，先是同意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事后又不认账，这不是搞阴谋又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了倒林，毛违背中共组织原则，背着林彪这个已经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风点火”，一面说“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这种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在周恩来治病问题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当年一一驳倒司马公文中的各种辩解后，不再纠缠其中细节，以免自寻尴尬，转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说过的话做文章，似乎这样一来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真实情况是，我在八十年代编写官方《周恩来年谱》文革部分时，就对当时周治病被一再延误感到蹊跷，特别是得知毛对周治病下达的“四条指示”后更是感到震惊。（其内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我在采访一些曾在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时，他们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由于当时人在体制内，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在写《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文时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六四后，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李捷应该对当一个御用学者在夹缝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这种体制里面呆长了，会丧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严重分裂——当面做鬼，背后是人。这也是我决心离开这种体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来》和驳司马公一文中，根据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详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周发现患癌症后，根据毛的四条指示，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后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许做电灼手术，要他们“服从大局”。最后还是医疗组的专家暗中抗命，在手术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失早期发现治疗的宝贵时机，导致周体内癌细胞已经转移，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我在批驳司马公的文章里，逐条批驳了该文中为毛四条指示所进行的各种辩解。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晚年周恩来》和我驳司马公的文章找来看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时代时曾经表示：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为了一己之私——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唯恐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中国当前正在大变的前夜，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毛泽东虽已死多年，但幽灵至今仍在四处游荡，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时局或有重演文革惨剧的趋势。海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如何评价毛事关国家未来走向。既然李捷这位毛家湾的老同事找上门来，我只有应战，来而不往非礼也。鉴于他现在正卖力扮演官方挞伐“非毛化”的重要角色，我这个货真价实的“非毛化”分子愿借此机会向李捷下战书，公开辩论毛的功罪是非，各抒己见，题目由他来定。希望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不知李捷有没有勇气应战？
2013-10-21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李捷这篇批判文章显然是衔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写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把官方史学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令当局极为难堪，但又不便公开批判，只好用笔名“司马公”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我随后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围绕党史和文革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与之论战，澄清历史真相，驳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去。
为什么现在官方又旧话重提？这是当局为了大张旗鼓纪念毛诞辰120周年所做的统一部署。习近平上台后，为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新拾起毛这把刀子，提出“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举毛旗，走老路，大抓“舆论斗争”，四处亮剑，国内政治生态大幅左转。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之一，李捷在这波捧毛造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发表重头文章《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宣称“‘非毛化’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脊梁”。现在又拿《晚年周恩来》开刀，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在大陆广为流传，号称“部级干部人手一册”，当局视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肃清这本书的影响，就难以恢复毛已经残破的神话偶像。这就是李捷以“权威”的身份出来批《晚年周恩来》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这篇文章与学术讨论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我曾与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通篇读过李文，实在是为这位前同事感到汗颜，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不值一驳。该文多处抄袭当年司马公文章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动地大段照搬，比如：“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乃至李文最后一段中“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除了把最后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的“哉”改为“耶”外，其余两百五十余字全部照抄司马公文。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质量如何。这样明显的大段抄袭，或可免被追究剽窃之责，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之实。
更让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说成是在1975年，而张玉凤的文章里明明写的是“1976年的春节”，李文照抄都把时间抄错了。还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马公文，硬说我在《晚年周恩来》中没有提及毛泽东1968年对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事实上，当年我在批驳司马公时，就已经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并指明在《晚年周恩来》第244页中不仅明确提及这一点，而且还注明了出处。结果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误，将错就错。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问竟然做得如此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破绽百出，怎么还好意思以“权威”身份教训人，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待？又怎么对得起被他忽悠的社会大众？国内共识网今天刊出当年司马公长文，人们正好可以结合对照李文和我当年的反驳文章，查阅一下《晚年周恩来》第244页，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鉴于李文通篇不过是在重复当年司马公文的陈词滥调，而我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与司马公的辩论中阐述过，对其指责也一一作过回应，这里就不赘述了，只对几个主要问题再申述一下。对这场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往下面的链接观战，自行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
（司马公：《我读》http://history./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关于伍豪事件问题，这是考察毛、周关系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李文说我“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邓颖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约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另一件事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李捷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应该看过这份记录。他之所以还要这样说，就是想给我扣上“主观推断”的帽子，然后做文章。
必须指出，让江青这条“主席的狗”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背黑锅是官方的一贯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江青，而对毛则采取掐头去尾的“障眼法”进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制造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假象。但事实正好相反，周并没有因此而从伍豪事件中解脱出来，有生之年一直被这件事纠缠。李文中还说毛1967年5月对伍豪启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对此“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启事这件事翻出来，让周专门为此向大会做报告，并要各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呢？李文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毛还在1975年发动评水浒运动，批投降派。这显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当其冲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启事历史包袱，又被批为对美外交投降的周恩来。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在已经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情况下，还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又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后，邓颖超让汪东兴向毛报告这件事。凡此种种，不正说明了周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为伍豪启事担心吗？证实了《晚年周恩来》所述不虚。
林彪问题也成了李文指责我的一个题目，说“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这里要再次指出，李文这些说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马公文。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对毛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可是在中共体制内又有谁能说真话呢？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得死于非命了。李文中历数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种种表现，却把这出戏的主角毛轻轻放过。这种明显带有选择性的叙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学才是在为“预设的创作意图服务”。李文指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接替彭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又如，李文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英明；可是在林彪讲话后，不正是毛带头鼓掌、大加赞扬的吗？文革发动前夕，不正是毛要罗瑞卿传话给林彪，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的吗？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问题。只有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廓清事实真相，把林彪问题说清楚。比如，在文革酝酿和发动的问题上，林彪负有重要责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过再大，也大不过毛。至于说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阴谋，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对此也不讳言，辩称自己搞的是“阳谋”。别的不说，毛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出尔反尔，欲擒故纵，先是同意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事后又不认账，这不是搞阴谋又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了倒林，毛违背中共组织原则，背着林彪这个已经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风点火”，一面说“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这种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在周恩来治病问题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当年一一驳倒司马公文中的各种辩解后，不再纠缠其中细节，以免自寻尴尬，转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说过的话做文章，似乎这样一来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真实情况是，我在八十年代编写官方《周恩来年谱》文革部分时，就对当时周治病被一再延误感到蹊跷，特别是得知毛对周治病下达的“四条指示”后更是感到震惊。（其内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我在采访一些曾在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时，他们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由于当时人在体制内，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在写《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文时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六四后，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李捷应该对当一个御用学者在夹缝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这种体制里面呆长了，会丧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严重分裂——当面做鬼，背后是人。这也是我决心离开这种体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来》和驳司马公一文中，根据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详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周发现患癌症后，根据毛的四条指示，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后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许做电灼手术，要他们“服从大局”。最后还是医疗组的专家暗中抗命，在手术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失早期发现治疗的宝贵时机，导致周体内癌细胞已经转移，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我在批驳司马公的文章里，逐条批驳了该文中为毛四条指示所进行的各种辩解。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晚年周恩来》和我驳司马公的文章找来看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时代时曾经表示：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为了一己之私——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唯恐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中国当前正在大变的前夜，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毛泽东虽已死多年，但幽灵至今仍在四处游荡，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时局或有重演文革惨剧的趋势。海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如何评价毛事关国家未来走向。既然李捷这位毛家湾的老同事找上门来，我只有应战，来而不往非礼也。鉴于他现在正卖力扮演官方挞伐“非毛化”的重要角色，我这个货真价实的“非毛化”分子愿借此机会向李捷下战书，公开辩论毛的功罪是非，各抒己见，题目由他来定。希望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不知李捷有没有勇气应战？
2013-10-21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