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的“5+1”时刻

作者:chineseman  于 2018-12-13 22:0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2评论

2018年:中国的“5+1”时刻
荣剑:我提前交出这份“年终总结”,回顾中国在本年度已经经历的五个重大事件,并对尚未发生、但仍有可能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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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2018年12月11日 12:07 独立学者 荣剑 为FT中文网撰稿

在12月中旬的此刻,回顾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认为可以用“5+1时刻”来描述中国的2018年。这是基于我个人的观察,来认识和评价中国在本年度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

所谓“5”,是指在本年度已经发生的5个事件,它们对中国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很有可能影响到明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中国发展进程。所谓“1”,是指本来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但还有可能发生的一个事件,这个还处在“可能性”状态的事件一旦成为“现实”时,或许意味着中国在发展或变革的两种不同路径中作出了选择。我将这份“年度总结”提前提交给读者,期待能像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赫所说的那样,从当下开始书写历史。

事件一:修宪及其影响

2018年发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无疑是今年年初“两会”通过的修宪。从时间上来看,它也应该放在第一的位置,因为当代史的叙事既要遵循历史的逻辑关系,还要遵循时间的前后关系。今年“两会”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修宪,此外确立了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在原来“一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国务院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国家最高权力架构中,增设了监察委员会。国家政体的这个重大改变,在国内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并未引起震动,引起震动的是修宪——修改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删除了国家主席的有限任期(连续任职不超过两届十年)的规定。对此,国内外有不同反应,国内官方媒体也邀请了一些专家做解释。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么重大的一个制度变化,此前并没有经过国民的充分讨论,国民是在2月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才知道在紧随其后的“两会”召开时,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修宪意味着,在现有的国家最高权力安排中,国家主席的任期可以突破两届,延长至三届四届甚至没有届了,也即可以是终身制。中央党校的一位副校长对此作出解读,他认为党内终身制是不可能的。这个解释是否有效?由于取消了任期制,理论上,国家主席终身制已经没有法律障碍。

必须看到,这一修宪行为,是对中国以往改革成果的一个重大修正。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是要在文革所造成的全国性灾难上重建中国,而这场灾难的重要的制度原因是最高权力不受约束,最高权力长期延续。毛泽东的党的主席一职(他取消了国家主席制),直到他去世以后才被终结。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终身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执政党自己是有总结的,这在80年代初期通过的历史决议讲得非常明确,就是要反对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讲话中——我认为这是执政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重点批评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高度集中,即把所有权力集中于党委,把党委的权力集中于书记,又把书记的权力集中于第一书记。这个认识显然是基于终身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执政党自我反思的一个积极成果。并不是民间迫使党作出了改革,而是党意识到了终身制的问题,而不得不在最高权力配置和交替上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取消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因此,民间对于这次修宪的质疑,根据和理由主要还是来自于党自己定下的规矩。声称“中国模式”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则、最高领导人有一种更科学的选拔机制——这些说法都挡不住民间的质疑。

执政党应该就修宪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对国民和全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不是以前做错了?或者说,是四十年后发现了任期制的新的问题,而必须修正?但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解释。我最近赴美参加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研讨会时,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演讲中,对中共修宪的动机做了如下分析——我并不是为修宪辩护,而是力图探寻修宪与执政党最高权力配置中的问题的关系。

在我看来,邓之后江与胡的二十年中,最高权力运行出现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任期的限制,每个总书记只能干两届十年,到点必须退。从现有的制度架构来看,在民主制和终身制之间,有限任期制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不能完全达到民主制时,至少限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时间。但如果做一些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时间对一个总书记完成他的任期目标,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江在位的十年(1993-2003,而他实际自1989年就开始执政),前半段受到了邓的掣肘,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危及到了江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路线,这是在南巡讲话制造的压力下所做出的一个正确选择。直到2000年7月1日,江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即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可以被视作江开始着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如果“三个代表”思想后来得以落实,江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比现在高得多。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做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了党内“老左”五个万言书的狙击,以朱学勤教授的说法,遇到了一场“理论政变”,迫使他不战而退。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是时间不够了,到2003年时,江必须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我曾私下做出判断,如果江能再干五年,“三个代表”纲领很可能得以转化为一个现实的制度安排。时间给了他重大限制,而在最后两年里,他还必须考虑此后的权力交接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党的最高权力配置中的第二个大问题:接班人问题。

中共接班人制度有两项重要安排,一是所谓“隔代指定”,由上任最高领导人来指定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二是所谓“储君”制,指定的接班人是候任的总书记。这个安排客观上会导致党内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分别围绕现任总书记和候任总书记,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国王和王储。但在帝制时代的王储(太子)制度下,王储不能建立自己的权力系统,而在胡的“王储”时期,他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对省以下领导干部的组织任命权,所谓“团派”就是在这个时期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可见,中共的现代“储君”,有着很大的现实权力。两个权力中心必定会发生或公开或暗中的博弈,或多或少会对现任总书记的权力形成制约,进而影响到最高权力运行的效率。

从动机上看,修宪或许就是针对党内最高权力配置中的这两大问题。对一个想干事的总书记来讲,他一定会觉得任期制和接班人制对他的掣肘太大。如果按照江胡时代所延续下来的制度安排,现任总书记在第二任期里还必须考虑接班人问题,这将牵扯他的大量精力。

这两大问题究竟应该以什么方式去解决,是需要严肃思考的。以修宪的方式取消主席任期制,或许可以暂时解决执政时间限制和接班人问题,但无疑为无限任期制打开了通道,实际上是恢复了终身制。从制度进化而言,这是一个严重的倒退。修宪在国内国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项制度安排动了“国本”,涉及到的是国体,而不像监察委员会只涉及政体。这两个问题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即使不是以党内民主的方式,至少也可以利用现有的党章规则来延长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实际执政时间(党章没有对党的最高领导人设置任期限制)。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修宪对党心、民心和国际舆论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故意视而不见,就忽略了这个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事件二:中美贸易战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中国国家主席给了他至高的礼遇,把故宫当作接待大厅,这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总统从中国带走了两千多亿美元的订单。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中美关系将继续以前良好合作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特朗普总统回美后就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帷幕,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贸易战越打越大。这次在哈佛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单元,由四位美国教授讨论中美贸易战。他们的看法在美国具有普遍性,就是认为贸易战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不平衡造成的,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过程中,长期处于不利位置,中国长期顺差,顺差数额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改变两国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诉求。

问题在于,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只是限于经济领域的博弈的话,就不会构成本年度的一个重大事件了,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事件。中美第一轮谈判时,中方由刘鹤副总理带队去到美国,开始谈成了,但回来后又实行不了。如果那时中方做出足够妥协,贸易战很可能就此收兵,把它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包括对国人的心理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中国政府没能及时止损,还准备以牙还牙,导致贸易战不断升级。在年底的阿根廷G20会议上,中美元首达成了解决贸易战的初步协议,但能否停战仍是一个未知数。对中国而言,贸易战可能会带来一种“综合效应”——其影响会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持续存在,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还很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变化的一个引擎。

在哈佛的会议上,哈佛法学院教授Mark Wu做了精彩发言。他曾参与美国对中国贸易谈判的研究和咨询工作,能代表美国在谈判过程中的基本考量或立场。他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在短期内来看可能缓解,但是从长期来看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解决贸易纠纷的制度配置跟不上。在他看来,WTO组织和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经贸间的主要问题,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根源还是制度差异和价值观差异。他还提了军民互用技术的认定问题——中国大量地从美国引进民用技术,再迅速将这些民用技术转化为军用技术,美国人现在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技术到了中国人手上后似乎就没法控制了。他认为,即使中国现在完全按照WTO组织的规则来运行,完全答应美国人的要求,恐怕也已为时太晚。

当然,美国人并没有要求中国实行美国制度。副总统彭斯关于中国的演讲反响非常大,但他没有说中国必须按照美国的民主制度来配置权力,只说希望中国回到邓的改革路线上去。制度问题的提出和修宪有没有关系?心理上有很大的关系。Mark Wu教授也说,这些制度冲突以前早就存在,并不是在2018年才突然冒出来,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并没有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国人也一直认为中国按照现有制度去安排经济、社会生活和国际事务,并不影响中美之间的交往。但到了2018年,这些认识都被颠覆了,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次赴美,我在美国的现场感受到,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难,美国朝野两党、亲华和反华派、左中右人士,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对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做法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觉得中国在现有的制度架构下,如果经济再高速膨胀,力量再不断加强,将对美国造成根本性的威胁。中美关系的严峻程度可能已经超过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时代,因为那时还有一些亲中的学者为共产中国说话,而现在对中国说“不”,成了美国一个新的政治正确。

事件三:“共产风”再起

第三个事件和第二个事件,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刘鹤副总理带回第一轮中美谈判的方案时,是五月左右。同在五月,中共大规模、高规格地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重读《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共产党要“不忘初心”。就中共的宣传话语和传统来讲,这样的做法放在往年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年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今年美国人也在纪念马克思,《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文章《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但是美国人讲马克思和中共讲马克思在性质上不一样。美国人谈马克思,不会对美国现实产生任何影响,而中共这次纪念马克思,似乎是要来真的了,那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马克思讲得很明白:共产党人的诉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中共宣传媒体称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正是在这样一个基调下,中国大地再刮“共产风”,在舆论营造方面涌现出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位是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吴小平,他说私营经济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可以离场了。另一位是官至人社部副部长的邱小平,他说工人应当参与私营企业管理,甚至主张工人有权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意即工人也可以参与分配私人企业的资本所得。这一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说就是在鼓吹共产。

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去年就主张消灭私有制,依据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了要消灭私有制。大概是因为周教授过于激进,《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撰文“补漏”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马上消灭私有制,还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我随后撰文反问:那么私有制早晚还是要消灭?很多网民也用形象的比喻调侃,是不是等着“把民营企业这头猪养肥了再杀”?

“共产风”导致思想混乱,让民营企业家惶惑不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纷纷出笼,穿红军服上井冈山一时蔚为大观。互联网企业家马云、马化腾、刘强东都穿上了红军服,戴上了八角帽,还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大学校长甚至是神父主教都穿上了红军服。此外,官方查办了几个重大案件,几位商业大佬被抓,涉案金额都在万亿以上,前几年盛行的海外收购也被叫停,已经投出去的钱被要求变现收回。马云宣布退休。虽然他对此有一套解释,但不要忘记,就在去年他还提出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大计划,打算用二十年时间把阿里巴巴打造成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他的提前退休,势必会对其他商业大佬和民营企业家形成心理冲击。

在“共产风”之下,不仅是国企变成了党企,实行党委书记负责制,而且党还要向民企派出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他们的工资还必须由民营企业来发。如此做法,哪家民营企业心里会高兴?

为了向党表忠心,一些民营企业家纷纷表态,自己的企业是属于党的,早晚要把资产无偿献给党。最早如此表态的是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他公开说“我的企业都是党的”。之后恒大的许家印也表示,可以把一切献给党。

事件四:经济学人的集体发声

刮“共产风”,消灭私有制,穿红军服,向民企派党委书记,大有计划统制经济重新卷土重来之势,颠覆四十年改革开放事业之势,社会由此普遍弥漫着焦虑和不满。这个时候,必须有人出来说话了,标志性事件就是五十人经济论坛。

五十人经济论坛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平台,按照中组部的评价,它是目前国内影响最大的一个民间智库。它的重要性在于,成员中有许多是在职或退休的政府部级官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经济学者——有些获过孙冶方经济学奖,又是政府的技术官僚精英,具有双重话语权。今年参加会议的一些部级官员,如楼继伟曾担任财政部长,杨伟民曾任中财办副主任,李杨担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晓灵曾任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建堂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他们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总基调就是要求尊重民营企业,维护市场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位置。会上还有一些企业家出来说话,比如段永基和陈东升,也一致要求民营企业享有和国有企业同等的权利,要求政府在产权上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

社会上对这个会议也有一些调侃。张鸣教授就说,这个会议无非就是讨论人应该吃屎好还是吃饭好,因为经济学家们说了还是吃饭好,老百姓就猛鼓掌。他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气氛中,坚持说出“人还是吃饭好”这个常识,就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解放。从会议所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与会经济学家和官员讲的,的确都是一些三四十年前就被反复讲过的常识。按道理说,经济学家的使命是设计专业的改革方案,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改革措施,但现在竟不得不回到常识层面来讨论中国应该怎么改,还要小心翼翼地为民营企业主张它们在宪法上早已被认可的各项权利,实在太不正常。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经济学家们还要为常识而战,是一个悲哀还是一个讽刺呢?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估量到,这个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不是经济学人的集体反击还不好说,但会议至少表明,经济学人必须通过进一步阐释经济学常识来捍卫他们的尊严与荣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目前这些成绩,和中国经济学人长期以来主张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密切相关,如果改革被颠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岂不前功尽弃?尤其是在“共产风”之下,民营企业人心惶惶,更需要有权威声音施以援手。因此,我认为这个会议不仅对民营企业和社会有积极影响,而且对党内甚至高层都有重要影响。吴敬琏老先生作为第一个发言人,发言的核心思想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这是两个应该达到而且必须达到的目标,但现在看来,似乎还遥遥无期。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深化改革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一个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方案,一个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改革方案,但迄今都没有落实。法治的建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紧密相关的,直接涉及到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的人身安全,而这些基本权利在“共产风”的氛围中都受到了威胁。

刘鹤副总理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没有讲话,在听完吴敬琏先生的讲话后离场。他的出场至少是一个姿态,表明中央高层对五十人经济论坛还是高度重视的。

与这个论坛相呼应的是,一些经济学者也在同一时间发出了声音,比如高善文、任志强和贾康。高善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如果中美交恶,中国将失去三十到五十年的国运;中美之间的冲突,从根源上看,是制度的冲突。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高度接近。中美关系在和睦友好四十年之久的情况下发生这么大的逆转,是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从经济学上来思考,还要有政治的眼光和视角。

事件五:最高领导人主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前四个事件,自然导出了第五个事件。在时间上看这是前后相续的关系,从逻辑上看就是一个因果关系了。因为修宪、中美贸易战、刮“共产风”和经济学人的集体发声,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了,迫使中央高层亲自出面,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释放善意安抚信心。这看似一个高层主动纠错的会议,但最高领导人没有在会上承认前一段时间的政策出了问题。而我认为,如果中央以某种方式公开承认错误,会比对民营企业家说“我们是一家人”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比如,可以问责身为人社部副部长的邱小平。作为高级官员,他的发言很容易被民营企业家视作代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意志。当然,宁“左”勿“右”,视“左”为好心办坏事,是党内的一贯传统,因此这样的问责很难发生。但不论怎样,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仍然释放出一些信号,至少能稳定一下人心,当天股市就出现了较好涨幅。此后多个部门都表现出积极态度,人民银行、财政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纷纷表态支持民营企业。司法部的表态很有意思,大意是,有些小问题,不需要法律上的处理,行政记过就可以了,不要乱抓人,不要乱没收人家的财产。

我以为,既然有这样的表态,不如抓紧平反几个冤假错案。我曾高度关注顾雏军案,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再审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之一,另外两个是张文中案和江苏的许荣华案。目前张文中已改判无罪,许荣华也收回了曾被迫转让的股权,只剩顾雏军的案子还未宣判。此外还有浙江吴英案、湖南曾成杰案、重庆“打黑”时留下的一批冤假错案,还看不到平反的希望。不平反涉及民企的冤假错案,政府的政治信用就难以恢复,就不能取信于民。所以,这第五个事件的出现,能不能取得好的成果,我不太乐观。

上述五个事件,从2018年年初截止到12月上旬,以我的角度观察,可谓本年度比较关键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造成了较大影响,不仅影响到民营企业家,也影响到执政党内部。在这五个事件连续发挥影响的情况下,人们看到这样一个局面:人心惶惶,人心思动,人心思走,对未来没有好的预期。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提出“六个稳定”,最后一个是“稳定预期”。预期和信心来自哪里?除了政策,关键还要看行动,一打纲领顶不上一步行动,没有针对性的能落地的措施,多少安抚的话都会显得无力。

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但还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纪念改革四十周年

“5+1”中剩下的这个“1”,指的是本该发生而没有发生、但还有可能发生的事件,这就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为什么说它是个应该发生的大事件?因为执政党在去年做出了两项承诺,在2018年,要高规格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是个重要的时间窗口,通过纪念活动,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推进改革,本是一个很好的造势活动。第二个承诺就是要推出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新的改革举措。这两个承诺,是2018年1月24日刘鹤副总理在达沃斯会议上公开做出的。因此,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都在普遍关注中共在今年的哪个时间节点上兑现这两项承诺。

按照我的观察,对四十周年的最佳纪念时间点本该是今年“两会”期间:在第一季度隆重推出纪念活动,同时进一步推出让世界震惊的改革措施,在后面三个季度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按照既定路线展开工作了。但没有想到的是,“两会”却通过了修宪,的确让全世界吃了一惊。直到本文发布时,改革开放的纪念大会还没有召开。

据国内媒体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去国家博物馆参观了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型展览,并发表了讲话,常委王沪宁也发表了讲话。这算不算纪念呢?这个规格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纪念大会,显然是完全不相称的,而且他们两人的讲话里都没有提到邓。国外媒体都已注意到这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未来二十天时间里,还有没有可能召开这个会?应该说,可能性仍然存在,一种说法是,大会将在 12月18日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日举行。不论怎样,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荒谬的情况,就是如何言说改革成了一个大问题。本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中国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合法性支持,解决了文革期间诸多颠覆性问题,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完全是通过改革开放而取得的。改革当然也制造了许多问题,民间知识界也在不断反省中,但必须承认,邓所开创的市场化改革在世界上为中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遗产,为什么不利用?难道要放弃?或者是说存而不论?还是要对改革作出一个新的评价?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纪念改革的会议迟迟开不了。

第一,对改革的认识和评价出现了困难。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究竟是不是一个改革?改革的成功得失该如何总结?是不是对改革应该有所批判、有所反省?民间知识界其实已经在做这个工作,认为四十年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应该趁这个节点做出一个系统性总结。这次在哈佛大学的研讨会上,我写的有关新权威主义的文章,也是试图对近四十年来中共最高权力配置及其演化进行总结。执政党对改革原来是没有什么大的分歧的,对改革的定性和评价有一套规定性的语言。改革话语是执政党目前维持其合法性的惟一有效的话语,其他诸如共产主义话语、革命话语或阶级斗争话语早已经丧失了解释的有效性。因此,纪念改革的会议开不开,涉及到改革话语的重新建构,值得高度关注。

第二,对改革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出现了困难,首当其冲的是对邓的改革地位的认定。邓小平原来始终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开创者、总设计师,这个地位现在有没有可能被淡化甚至颠覆?民间已经出现一些“非邓化”举动,自媒体上也开始出现大量的涉及人身攻击的“非邓化”言论,但不清楚这些是否来自上层授意。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中国残联七大闭幕式上的讲话里,为了维护邓的改革地位而大声疾呼,要求继续维持邓的改革路线不动摇。当我把邓朴方的讲话列成要点发布在微博上时,下面的评论里却是一片骂声,可见民间中的“非邓化”情绪已经非常浓厚。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在党内高层,对邓的评价也出现了深刻分歧?

第三,2012年以来的改革和以前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人民日报》有评论文章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改革的新的事业,解决了以前改革所没有解决的很多问题。这里的“以前”,指的不就是2012年以前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吗?按照这个评价标准,近六年来的改革成就超越了以前三十多年的改革。这样的说法,能够在党内和全社会取得共识吗?

第四,现在最高层又提出一个未来四十年改革的新说法,改革看起来没完没了没有尽头了。按照朱学勤教授的分析,世界史上最长的改革,不超过八年,超过八年的就不叫改革了。中国在改了四十年之后,还要继续再改四十年,势必会导致一个问题:未来所要进行的改革和我们已经经历的四十年改革是什么关系?中共曾长期以革命话语来支持其政权合法性,现在革命话语转化为改革话语。是否不论做什么,只要贴上改革这个标签,政权的合法性就有了?改革话语权的争夺、维护或调整,必将是未来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认为,这四点,或许是执政党高层对如何评价过去四十年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因为涉及到上述诸多敏感内容,从历史、现实到理论,若要重新建构,重新叙述,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和艰巨的话语工程。所以说,2018年中国“5+1时刻”中的“1”——如何纪念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了一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中国未来转型路径的选择。在2018年最后的二十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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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3 回复 fanlaifuqu 2018-12-13 23:18
综述总结!
3 回复 徐福男儿 2018-12-14 00:44
写得极其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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