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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摘自颜昌海的文章<<为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喝彩!>>
在中国已公开的4000名外逃官员中,很多都是有权的一把手,武汉市2002年以来,因贪污 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了44%也是明证。正如英国阿克顿爵士的一句名言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原江 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说过,“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
最近,中国官场推行贪官不适用死刑,引起民众愤慨。与之对照的,是世界上第一富裕的北欧挪 威、瑞士、丹麦、冰岛、芬兰等,不仅21世纪以来人均国民总收入近6万美元,而且官场清廉,反腐败也不用重典;如芬兰对腐败犯罪的最高刑罚为有期徒刑4 年。有中国公民无不担心:那官员贪污腐败千万元、亿元怎么办?殊不知北欧诸国根本就无任何可以拿到、得到这么多钱的渠道,即使抢银行也无法在一处银行得到 1千万元之巨的钞票。
为什么北欧国家不用重典,却反而把廉政建设搞的有声有色?关键在于北欧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 全面的反腐败的生态环境。它们从国家体制、社会体制上说,是权力在民,官权民授,且三权分立、相互制衡。首先是民选政府和体现人民权力的民选议会,形成体 制的监督;然后多党制约,形成政党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机构设立,形成专门机构的监督;最后,还有新闻舆论的监督和公民的监督。在国家体制、社会体制上,从 立法到执政,从社会到公民,从党派政治到专业执法,覆盖了整个国家、社会的所有过程,权力腐败难以生存。尤其是舆论监督和公民监督,标志着“权力人”和 “执政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天然制衡关系。执政者的公共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所有黑暗、阴暗面就无法不暴露在阳光之下。
当今世界法制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力制衡,象自然生态环境一样的天然制衡,只能将国家引向公正与进步,对国家正常化有百利而无一害。
与北欧相对比的,中国反腐败机构林立,屋上架屋;但公检法机关抓起敢于说真话的人来雷厉风行、干净彻底,在反贪污行动上却敷衍了事,得过且过,越反越腐败。人们这样形容:“反腐败要看风头、看来头;看领导点头、摇头、还是皱眉头”;而公检法也有自己独自的讲究,他们说:“抓一下可以,抓多了吃亏;随大流可以,抓早了吃亏;口头讲可以,抓实了吃亏。”因此,民众对这些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早就恨之入骨。
但恨他们完全无用。中国官场腐败,根子在政治制度的腐败。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腐朽还是先进,不在于它自己的炫耀是多么高尚,而是看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否有权力;这个权力也不在于宪法是否有规定,而在于是否真正掌握在每个公民的手里。一个国家为人民所有,不是一个政党所有,国家属于全体的国民。检验国家是否是人民的国家,标准只有一个:全体成年公民拥有表决的权力,大多数公民的表决许可,才具有合法性。而中国,则不需要公民表决,甚至还不需要大多数执政党党员的“许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极少数人组成的所谓“组织”手里。既没有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人”,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人民的权力。
因此,若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制衡机制,反腐败永远就是一句空话。
民主、人权和法治,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维护这个根本,则首先要履行合法、公正的国家与公民的法则。而制衡,是人类、大自然界唯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能建立起一个正常国家、反腐败的生态环境,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也就注定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