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谁是失败者，谁是胜利者？- 节选

国共两党本是一家人，前后脚出生的两兄弟，都是苏俄的卢布、思想一个奶嘴儿养大的孩子。大哥国民党，小弟共产党，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在第三国际的 压力下，干脆共产党整体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甚至当过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我常说，与香港人比较，大陆人更容易与台湾人沟通，台湾人更容易融入大陆社会。两 岸政治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心理是同构的。

《一九四九》，看到你奶奶二十年代就参加共产党，还带着你爸爸去听过毛泽东的演讲，我就乐了。差一点，我们就可以红色后代的身份同桌参加胜利者的流水盛宴了。你奶奶当了老革命，侥幸不死，进了北京城，没准儿是全国妇联供着的某大姐，节日大典跟着上天安门城楼子风光无限了。

就具体人而言，情感是一样的。你爸爸经常拿着鞋底流泪想家，我很能理解。三五年(当地人不这么说，叫民国二十四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爷爷连夜赶 了两双草鞋，让我爸带上第二天跟着红军撤退。当地农民不叫「红军」，叫「乌老二」、「霉老二」，与当地「棒老二」(土匪、袍哥)同类。不同的是，红军到处 写标语，沾石头的地方都刻红字，有枣没枣一竿子，走一路政治宣传一路。

我大伯是长子，大伯母生孩子，我爸爸顶替大伯当了红军。不顶不行，实际是强迫当兵。那时他才十五岁。我爸爸的临终遗嘱是，骨灰带回老家。历史的阴差阳错，哥哥成了农民，弟弟成了将军。本来应是另外一番图景。

我爸爸讲的「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跟所有的长征宣传不同。过草地的时候，他赶的牦牛被偷杀来吃了，牦牛身上驮的东西自己背着；他的一袋子炒面被战友偷了， 他是饿着肚子走完草地的。所谓「长征」，是落败逃亡。真正演绎着的，不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而是残酷的适者生存的法则。

国共两兄弟的差别，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毛泽东(共产党)争天下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狠。否则不会把杀人如麻——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事至今当丰功伟业，否则不会把长春围城之役——饿杀平民约三十万(依《一九四九》的保守估计)，即相当于南京大屠杀人数的事儿津津乐道。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辽 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文革」后期中小学的政治课主要讲三大战役。我们知道，以「解放者」、「大救星」自居，当然是横扫千军如 卷席，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残垣断壁上，在国、共两党官兵的尸骨上，在亿万农民的血泪上建立合法性基础的。

失败者「转进」到了台湾，卧薪尝 胆，蜗居疗伤。胜利者的行径却着实怪诞。他们不是像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的胜利者那样，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休养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统论，把中国人严格 地阶级成份等级化，一部分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属成百万上千万人堕入地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先是向 农民翻脸，践踏土地革命承诺，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凝结土地革命成果的《土地法》，进行二次土改，变私有化为集体化、国家化、党化，把帮助自己打下江山 的自耕农变成了农奴；次之向知识分子翻脸，向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翻脸，把过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敌人、右派，进行「洗澡」、洗脑、改造、专政。

接下来的是无休无止的党内权力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祸国殃民。在这里，我要郑重介绍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牟宜之(一九零九—一九七五)先生。他一生追怀杜 甫士大夫的诗史传统，悲悯情怀，在一九七一年深秋林彪事件后写的《咏史之一》(其诗集《牟宜之诗》零九年在大陆出版)中抗议：「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 似马牛。」

我以为，他的诗准确概括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的历史，堪称「有韵之《史记》」。共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共产革命的每一页都弥漫着杀气戾气。

国共内战，死个几百万人暂且不算，战争本来就是血腥的。我们要问，中共建政后，和平时期冤死了多少人？从土改、镇反到文革、六四。光是「三年大饥荒」—— 不，是「五年大饥荒」！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和相关研究，一九五八年云南、河南等省已经开始大面积饥荒，已经大规模地饿死人了；一九六一年取消「大食堂」， 四川当政者李井泉深知毛泽东的心态，说大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继续推行，致使四川大饥荒持续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在他大陆正 式出版的长篇回忆文章中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饿死至少一千万人。我的研究支持他的结论。大饥荒前，四川人口七千万，也就是说饿死了七分之一！

「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国大陆普遍地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以至国家主席刘少奇直面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说「文革」是浩劫我不反对，但是对于 底层民?而言，真正的浩劫是大饥荒！只不过大饥荒饿死的四千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一直处于社会弱势阶层，至今被剥夺被损害，没有代言人为他们说话罢 了。五年大饥荒饿死了四千多万冤魂野鬼不需要一声道歉？

应台，上面说了道歉的四个前提，我还要加一条，即对历史的正确态度。说到这儿，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应该是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我到一家图书工作室，两位编辑正在审读一部书稿，见我进来，捂住了所有虚线后面的作者，让我看选定文章的标题，我挑了几个标题 读：《中国的缺点就是没有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 由》、《我们不害怕民主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论学术自由》、《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 业的保障书》、《言论自由与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我大叫，你们找死啊！这不是极右派言论吗！她们大笑，笑得很失态，笑得我心里发毛。她们亮出了文章作者。我一看：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解放日报》社论！《新华日报》社论！我先是一惊，继而跟着大笑，笑完，便是浸透在沉默里的巨大悲哀。

许诺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宪政，多党合作，多党执政，军队国家化，许诺农民「耕者有其田」，因此夺取了政权。结果怎?样？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九年，中共执政六十年，至今没有一项兑现。

中共最懂得在夺权过程中「自由」、「民主」诉求的含金量，也最懂得「自由」、「民主」对于动摇党天下的基础，结束一党独裁的杀伤力。所以，一旦夺取政权，就翻脸不认账，对自由、民主弃之如敝履。

这本书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编者笑蜀。书后来出版，不久被当局查禁。他们不想让国民知道或者不承认当初白纸黑字记录的承诺。按照常识 来理解，这种行为当然属于赖帐。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民主、自由、宪政的「庄严承诺」和《历史的先声》出版、被查禁是上个世纪国人承受的最残酷的玩 笑。

一方面隐瞒和编造历 史，一方面又积极为自己的历史作结论，比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历史决议和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垄断历史、终审历史、统一历史， 恰恰说明了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历史。在大陆，所有的事实都证明，胜利者对自己的胜利并不自信。斯大林非常自信地对第一次见面的毛泽东说，历史是不会谴责胜利者的，意思是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是这样吗？时隔不久，这些「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几乎全部被推翻了，改写了。

国共内战，祸害百 姓，国共两党身上都背着十字架，所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十字架在蒋经国、马英九身上卸了下来。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审时度势，宣布结束战乱，民进党异军突起，在 开放报禁党禁十三年后，通过民主选举，击败国民党，获得政权。国民党由执政党堕入在野党，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完成现代政党转型，失去政权八年后，重新执政，完成了一个生命轮回。

在这个意义上，你作为国民党老兵的后代，有资格引以为荣。而我作为共产党老兵的后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你和你们脱帽致敬。

你还记得不，四年前，窗外夜飞雪，炉火风打灯，我们在长城脚下的一段对话？我说，国民党的今天，应该是共产党的明天。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靠武力所向披靡，打败了国民党，我们设想一下，国民党今天举民主旗帜，渡过台湾海峡，挥师北上，与共产党和平竞争，结局会怎样？你去看看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南京拜谒中山陵， 市民自发出来欢迎的盛况就明白答案了。

你说：「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诚 哉斯言。但是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沿着怎样的路径改变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共产党欠账太多，历史包袱太重，有着深刻的「被清算恐惧」。一九七八年发动的改 革，实际上是在认错、还账，甚至是在自我救赎，只是不明说罢了。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共高层改革者都有这一心态。据此， 去年底，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失诺（革命）——救赎（改革）」的历史路径和历史解释框架。

真相揭示，历史清 算是难免的，区别在于，是暴力还是理性。有没有出路？应该有。在马英九马场町道歉这个故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马场町祭奠的现场，马英九道歉，上百位 老人「微微回礼」。这「微微回礼」意义重大。我想，老人家们对马英九的道歉还之以礼，似应是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宽恕、和解和告别。

写到这里，一个追问就不能回避了：海峡两岸，国共两党，谁是失败者，谁是胜利者？国共两党，如果以社会制度论，以民心论，它们彼此都是胜利者和失败者。此话怎讲？四九年中共是胜利者，国民党是失败者；零八年，国民党靠选票重新执政，完成了现代政党的转型，并推动完成了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而共产党仍然是一党独裁。在这个意义上，中共还能说自己是胜利者吗？我们说历史，从来都是长时段的，从来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大陆比台湾复杂，大陆旧账未 还，又欠新账，六四是个巨大的心结。心结如何解？怎么才能避免血酬清算？左思右想，只有宽恕、和解一途。图图大主教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真相、纠错、赎罪、反省、忏悔、宽恕、和解，防止仇杀，台湾、南非、东欧诸国给人类社会做出了典范。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见《娜拉出走后怎样》）

那就要看我们这个民族的运气了。但愿是民主的和平的鞭子来抽打我们的脊梁。这不仅取决于执政党，还取决于社会的每个阶层，我们每个人。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会赞成社会的暴力转型。以暴易暴，对谁都不利。六四后，北京知识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六四和解」。既然最近的六四可以和解，历史的笔笔欠账也就可以找到和解的途径。

然而，和解的前提是中共要以天下苍生、民族福祉为重，超越一党私欲，政治体制改革承诺回到十三大——一九八七年，宪政承诺回到六十三年前——一九四六年，结 束党法党军党天下，结束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执政理念，把中国社会真正带入民主社会，完成自我救赎。道歉，包括一九四九年在内，向共产革命几十年 被侮辱被损害的党内外国人道歉，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

（卢跃刚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