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因为 - 党国富而民穷 - 网摘

标题是改的

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因为 - 党国富而民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将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科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确，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如果说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就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中国特色优越性”的体现，那么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就已经是天下第一，这是否就证明鸦片战争时期就是中国最“崛起”的时期，就更体现了“中国特色优越性” ？！而事实是，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但中国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中国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因此，说现在中国“崛起”，其实仅仅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过分鼓吹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一枝独秀”，是非常可笑的。事实上，应该说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主要根据是：国富民穷，或政府富人民穷。

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比如2009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负3.9%； 中国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中央政府一再在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但 经济转型并非现在才提出的问题，早在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因为老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在中国， 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人民富起来。

在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中国的大户。经济危机中人家不买中国的东西了，中国就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但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回报，欧盟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但如果中国自己让9亿农民富起来，那么就等于两个欧盟(4亿人口)市场，等于美国(3亿人口)三个市场。中国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却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中国寻求市场的眼光，还不如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公司。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因此，在1914年福特就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2至3美元提高到5美元。90多年前日工资5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福特理念告诉中国政府：让人民富起来，就是中国最大、最可靠、最有实力的市场。

但是，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后，中国在政策上却又向计划经济时代回归，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但这些救市资金，并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而是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靠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维持了GDP的增长。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

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生产能力过剩。据2010年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专家预计，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

大陆目前生产能力过剩、生产经济危机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

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在制造经济危机。比如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至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4口之家计算，就有3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在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3个人的饭5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

舍 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是中国政府从毛泽东时代就留下的传统。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但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 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现在的情况看，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说什么“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实在 是个天大的幻觉。

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中国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现在，中国不仅显现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政治危机。

必 须强调，改革开放是正确而伟大的，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而且保证了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就是了 不起的成就。对此，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但是，在经济上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同时，政治改革却落后甚至停滞；在经济上越来越市场化的同时，在政治 体制上仍然维持斯大林主义专制模式，意识形态上守旧与僵化，导致政治伦理的缺失，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危机。在这种危机下，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并越来越成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而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

于是，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就出现一股“增官加政”的热潮，试图让“微末的小数”变的增长起来。有网络文章称，今年春节乡镇的所有干部都没有闲着；个个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奔波。因为乡镇改处后，连派出所都是处级单位了；谁不想将自己的级别往上调一调。现在，大批地进官晋级成为中国政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自 从分田到户后，农村干部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所以当时就是计划生育闹的鸡飞狗跳。然而近年来农村干部越来越吃香了；不仅现在村这一级有工资拿，就是普通党 员也有额外收入。正因为如此，现在农村又到了抢官做的地步；连个村民代表这个职位也要抢着做，因为它也是每月有收入的官。既然现在的处级都到了乡镇这一 级，难道村就不是科级“公务员”了？！所以农村的官现在成为了金字塔，农民千方百计地往里挤。不仅是农村，而且这些年最大变化的是国企机构越来越大了，因 为它的级别提高了；如以前副部级的国企没有局级机构；全部是由处级单位组成，所以有120多个处级单位；但现在的处级单位增加到了300多个；因为副部级的国企设立了厅局级单位，所以处级单位越来越多；因此有级别的官也就越来越多了。国家年年口喊“精兵简政”，却年年在“增官加政”。

中国社会现在到处是县改厅、乡镇改处；村改科。在这全面的忙碌中，中国社会进入了“增官加政”的时代；在一个“增官加政”的时代，将村官统一规划为科级干部；这个措施能使中国社会增加几百万科级干部；中国社会的官实现了翻番，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当然也就水涨船高。

这种“增官加政”举措有着背后深层次原因。

其 一是，改革开放后由于让“少数人先富”，结果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竟然是社会的渣滓；如小混混和劳改释放人员。因为不好定位“少数人”，只好让当官的先富；因 为他们也是少数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今天，中国社会当官的都富起来了，但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就只能提拔更多的人当官，使富裕的群体越来越大。比如 国企单位负责人的年薪超过百万后，马上就在内部实现连班组长都拿年薪的目标。不过，即使班组长全部统计在内，他们还是单位内部的少数人。所以班组长都富了 的单位，老百姓依然贫穷。

其二是，在当权者心目中有一个认识的误区，以为官富则官心安，官心安则政权稳；政权稳，则社会安定；社会安定，则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则国家富。而国家富才能国力强，只有国力强才能有国际地位。

不过，就象经济上的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一样，中国官场的官员生产过剩，则潜伏更大的政治危机。官富则官心安，但民心不安；国富能国力强，但百姓不强。这样的态势，不仅没有社会稳定的根基，更不会有什么国际地位。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