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尊孔吗 - 比较一下孔子和苏格拉底

 中国的圣人都是以长寿而著称，他们思想学问上没有什么可比性，其地位早就被出生的早晚排好了。唯一可比的就是他们的寿命。孔子七十三岁，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奢侈生活中，寿终正寝。过了一百年，孟子的生活条件还要优越，知道在中国弄个官不容易，也就不肯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到处跑官，果然其寿命得以延长了十一岁，在八十四岁的年龄上无疾而终。这种成果为后人的“福、禄、寿”提供了非常好的典型案例。

 但是，作为西方的第一哲人的苏格拉底却没有这样的好命。作为西方基督教的精神象征的耶稣基督也没有那样好的运气。苏格拉底直接被人以“不信国家的神，教坏青年”的罪名被法庭判处了死刑，死法是被喝毒药而死。耶稣基督死得就更惨烈，他代人类受过，为了赎人的原罪，而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虽然三天之后复活， 但是，就现实中的人而言已经是死而不能够复生。

圣哲们不同的死法，对后人，对文化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是的。追求现实物质快乐的中国圣人，他们在世时已经把人类的快乐享受殆尽，给后人留下的只有灾难与痛苦。而西方的哲人，以自己的生命为真理与人类而殉难，使后来的罪恶与灾难望而却步。因为，有先哲巨大牺牲摆在那里，无形中成为后人的精神力量。这种无形的精力力量告诉人们，理想的人类社会，需要后人持续不断地努力争取与博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争取。生命很宝贵，但是，人的生命内涵主要 是精神内涵。如果没有了精神信仰，如果没有了对真理与真相的追求，那么，一个人的生命无异于行尸走肉，即使在世俗的生活中有如孔子那样快乐，有如孟子那样浩然，其实也不过是一只快乐的猪。但是，西方的圣哲不同，苏格拉底说，如果他不能够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他不能够追求真理，如果他必须违心地承认自己 的错误，那么，他宁愿选择死，也不愿意苟活。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可是生命的意义在追求真理，自由地信仰自己内心的上帝。如果有一投邪恶的势力，要迫使人 变成一只猪，受尽侮辱还要让你快乐，那么，这已经不是人的生命，必要的抗争之后的适时放弃也是一种选择。苏格拉底给西方的文化注入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 不苟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那样典范。

在中国，自古以来,苟且偷安的人实在太多，只要看看孔子的生活方式就不难理解。中国动辄杀伐，草菅人命，只要看看孔子做一个小官，上任仅七天，就捏造五条罪名杀害无辜的少正卯，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是他的自由，可惜他偏偏被弟子、后人奉上了圣坛，而且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的第一圣人，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被奉若神明，不可越雷池一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常常感叹，孔子与苏格拉底经历了同样悠久的历史，他们俩活的岁数也非常接近，为什么苏格拉底人们对他的误解就少，而孔子，人们对他的解读就多？多到乃至无法弄清真正的孔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地步？

其实翻开柏拉图全集，开篇第一篇就会弄清其中的原委。苏格拉底是被处死的，他的死是通过民主的途径，用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时参与投票的人数达到五百多位。赞成处死与反对处死的票数也极为接近，按照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双方只差了30票而已。就是相差的这30票，最后要了苏格拉底的性命。

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处死了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这是人类民主历程中第一个冤假错案。给人类的警示是“多数暴政”的可怕。这直接为后来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活 生生的样板，体现出来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就是：“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同时还告诫世人，人类的犯罪有许多种，但是唯独思想犯是荒谬的，因为真理常常掌 握在少数人手中。人，不能够因学术思想以及言论上的不同而受到惩罚。这次控告苏格拉底的罪名就是“不信国家的神，而只信自己的神，并且以较弱的论证驳倒较 强的论证，从而教坏年青人。”这也为后来西方走上民主法治直接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就提到，每个人都有以自己 的方式信仰自己的上帝的自由。同时规定，人有思想言论的自由。道理只能够靠道理来辩驳，不可以用暴力来干涉。批判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判。不能够以民 主的名义判处人们思想罪、言论罪与信仰罪。

 苏格拉底一生虽然收学生，四处义务讲学，但是他从来不收一分钱，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来没有收过学生一分钱，直接的证据就是他非常贫穷，他 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老师，但若有人愿意来听我谈话，按我的吩咐去做，无论是青年还是老人，我也从来没有吝惜给他们机会；他们与我谈话，我不收费，也不拒绝与没有钱的人谈话。我做好准备回答人们的提问，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如果有人宁可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同样也作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有人变成 一位好公民或者变成一位坏公民，那么要我对此负责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许诺或灌输过任何学说。”（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2页）。没有公职，又从不收学生学费的苏格拉底确实穷，穷到常常连一双像样的鞋子也穿不起，他的家庭孩子的生活，都由太太打理。虽然他当过国家的议员，大小也算是一个官了。当法庭通过投票判苏格拉底死刑之后，法庭按照法律程序，还安排了他可以花30个明那的钱赎买自由，但是苏格拉底倾家荡产、东挪西借，也只能够拿出一个明那的钱，一个明那当时约合中国古代的十两银子，约436克。正是这一明那的钱，再次激怒了法官。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克里托都在场，声言可以为老师付赎金，但是法官已经被一明那的赎金提议而激怒了。而当时智者四处收罗学生，每收一个学生的学费就是5明那，那些智者每教6个学生，就足够有苏格拉底的赎金。这就是当时的雅典城邦的真实情景。每次想到苏格拉底为人类留下的这种悲壮的情怀，就情不自禁，悲叹不已。相比孔子收学生，虽然有教无类，但是必要的条件却是“自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

 苏格拉底唯一有过的公职，就是担任有五百个议员的国家议会议员。但是担任这一职务差点就要了他的性命。因为，雅典与斯巴达在爱琴海上作战，这一仗由雅典取得 了完全的胜利，在退兵的时候，海上突遇暴风骤雨，因此，未能够及时把战死的将士遗体收集运回。因此，遭受到指控，违背法律程序，没有逐个的审查，而是十位 将军集体由国家议会投票裁决。十分不合法律，也不合情理地将十位将军判处了死刑，而苏格拉底是五百议员中唯一反对者，就是这一反对，差点也要了他的性命。 苏格拉底从此事看到政治的黑暗与阴险，因此，苏格拉底力求让自己避免卷进政治的漩涡。因为他说自己是一个率真的人，如果老早就卷入政治，他早就没有命了， 因为他坚持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会阻止国家犯下重大的错误和做不法之事，因此，他早就会没有命。但是，作为一个正义的真正斗士，如果还要想活下来，以便做更 多的事情，就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远离政治。这与孔子是大不相同的。苏格拉底一生都是在回避政治，回避做官，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追逐政治，跑官要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苏格拉底心中有自己的神，他感觉他的生命的意义，有远比做官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苏格拉底为正义的事业，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可以不怕死。他在《申辩篇》中口口声声说自己如果能够为了正义，他甘愿去为真理为正义事业去死 十次，甚至更多。苏格拉底面对死亡十分坦然。他说：“我经常注意到某些这种类型的人，尽管声望很高，但在受审时却表现得极为差劲，可见他们认为失去生命是 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好像如果你们不处死他们，他们就会不朽似的！”（同上书，第24页）“逃避死亡 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这不是拔腿就跑就能逃得掉的。以我的现状而言，年纪又大，跑得又慢，已经被二者中跑得较慢的死亡追上了，而我的原告虽然身手 敏捷，但由于行不义之事而被跑得较快的罪恶追上了。我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将去受死，因为你们已经判我死刑，而他们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事实本身判明他们堕 落的、邪恶的。他们接受他们的判决，就像我接受我判决。”（同上书，第29页。）还说：“如果人死时毫无知觉，而只是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收获。”（同上书，第30页）最后苏格拉底说：“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同上书，第32页）

在对待人之必死的死亡态度上，苏格拉底不知比孔子高明了多少倍。那个口口声声回避死亡问题的孔子，只会反复地对人讲：“未知生，焉知死。”一生不敢面对死亡的孔子，虽然寿终正寝，却也只比受到审判而被处死的苏格拉底多活了三岁。但是，那境界的高低，何止天壤云泥之别。

 苏格拉底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过自我省察生活的范本。他提供的批判精神与批判能力，是人类改正错误的重要途径。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这样的：“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 城市，它就好像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虻子的作用，我 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同上书，第19页。）苏格拉底后来成为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人物。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批判能力和批判精神，其源头其实就是苏格拉底。

但是，孔子呢？孔子时代有公共影响，有批判精神的少正卯却被孔子上任司寇七天，便捏造了五条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这一杀便开了中国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 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先河。他自命不凡，说自己“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一副装神弄鬼的样 子。似乎人只要苟活到了足够的数岁，比如七十岁就能够上达天听，顺乎自然了。其实这只能够是自欺欺人而已。从孔子之后，中国人学会了论资排辈，六十岁的人 自然不如七十岁的人，因为“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相比还是差距太大的。圣人出现，个人崇拜，权力有多大，资格有多老，真理就掌握有多大。自此以后， 中国的所谓儒家读书人，无不是一级脑残分子，无药医也。只知道摇头晃脑，背诵圣人章句，通过科举，弄个一官半职，然后取得鱼肉百姓的资格，如此代代相传。

 苏格拉底虽然被以不敬国家的神的罪名处死，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有神论者。他对自己的生命为神所赐从来深信不疑。虽然耶稣基督差不多五百年之后才降 世，但是，苏格拉底确实一直是非常敬畏神灵的。但是，孔子却杜绝了中国人虔诚地拥有自己的神灵。他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对神灵明显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完全以世俗的实用心态对待神灵的结果，就是，中国人似乎什么都可以信，又什么都可以不信。所谓“信者有，不信 则无”，其实是一种越乎寻常的世俗实用心态。这为后来中国历史充斥的暴力争斗，鲜血淋漓，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埋下了深厚的根基。

  苏格拉底以民主的名义，用法庭审判的办法处以死刑。可以说苏格拉底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最大冤假错案, 却足以形成千年铁案。因为有这个案子在先，使得西方在行使民主权力与投票表决的时候，总是把那些不应该表决的东西分得一清二楚。而且法律程序也十分清楚，而不可以随意更改。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那一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申辩词，宛如他才是法庭上的大法官，而其法庭上的法官才是受审者。如果要找一篇最古老、最精美的演讲辞，非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莫属了。学法律的人，当律师、检察官与法官的人，如果没有看到苏格拉底的申辩词，那就是莫大的遗憾。苏格拉底的演讲，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大度。学习演讲的人，学习当老师的人，如果不读读苏格拉底的申辩篇，也是莫大的遗憾。他的话总是那样清晰，层层次分明，富有 证据与逻辑理性。读完不但使人正义凛然，而且似乎胸有百万雄兵。苏格拉底一般来说，基本上不会给人产生多少歧义，那是因为苏格拉底开创了讲道理的先河。凡事摆事实，讲道理，遵守逻辑规则。

但是，在孔子那里呢？孔子说话概念不清，逻辑不明，一个“仁”的概念，先后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几乎到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都在就说胡话的地步。

他也不喜欢讲道理，只喜欢骂人，对敢于创新，敢于质疑问难的学生，向来就是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什么“朽木粪土”、“小人哉”，这种作风使得现在他的传人也是充满了脏言秽语。除了骂人，一点道理也不会讲。

孔子也不喜欢能言善辩的人。他自己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得很少，而且要求别人也必须少说。少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弄得城府很深，可以装神弄鬼。因为言多必失，一言兴邦，一言废邦。因此，“子欲无言”，子曰：“巧 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因此，后来中国就有了一个成语：“贵人语迟”。其实，中国圣人选择接班人的规则，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的标准，也 是禁锢思想言论自由的祖师爷。在这里善于讲道理，充满活力，充满智慧，却被孔子认为不仁，而那些愚昧、愚忠、死板，三脚也踢不出一个屁的人，却被认为是 “近仁”。鲁迅后来感叹:为什么中国人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一副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查一查，原来都是孔圣人 惹的祸。其实，孔子生前就喜欢这样的学生，而颜回正是这样的学生，只喜欢拍马，不懂得质疑，脑袋瓜子被教成了一只呆头鹅，终于被教得“短命而死”。这也为 中国社会中的人文氛围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因为，孔夫子圣人的中国，不需要民主，也不需要法治，不需要国会，自然不需要能言善辩的国会议员。至今仍然不需 要，即使有所谓的人民代表，也只是需要“木讷”，因为他们就是被指定的举手的工具与投票的机器，并不需要演讲，也不需要辩论，因为有圣人早已经“一言以蔽 之”了。这不是偶然的。要是苏格拉底与孔子在鲁国相遇，孔圣人也许要杀的人就不是少正卯，而是苏格拉底了。因为孔子杀少正卯的那五条莫须有罪名，强安到少 正卯头上多少还有一些勉强，但是如果安在苏格拉底头上，就是十分恰当了。有趣的是，西方哲人被杀，中国圣人杀人。这就是中西文化源头的截然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