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太久 （二）

五．  “出借”折叠床

有一天晚上，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楼下有人用喇叭喊话。爸爸出去听了，说是有学生来借折叠床。那时候学生在广场上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正好家里有一个钢丝的，爸爸妈妈就把它收拾一下，抬出去了。我在窗口望下看，见有不少人排着队，抬着自家的折叠床，往一个小卡车里装。

爸爸回来后说，学生给写了一张借条，说以后会还回来。妈妈说，想不到楼上一个平时挺小气的某某，如何经常不参加卫生大扫除的，也拿出了一张折叠床，还和妈妈念叨，孩子们太可怜了。我笑妈妈爱八卦，妈妈便笑我不晓事体。呵呵。

记得那时候学校里也设有捐款箱。北京市民，以及在京的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各种单位都给予了广场上的学生巨大的支援，包括钱款，衣物，牛奶，食品等等。

六四枪响以后，不知怎么我还问了妈妈一句，“那咱们家那张折叠床，还能还回来吗？”妈妈说，还还什么呀，早就不知道被碾成什么样了。

六．“小偷罢偷”

很快到了五月中。忘了从什么时候起，主要街道的公共汽车停开了。北京的自行车本来就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线，这下子更成为了自行车的海洋。那会儿我和一个同伴一起骑车上学，感觉前前后后一下多了许多人。原本一条狭窄的街道也显得宽了。有的时候甚至可以三，四个人并排骑。

有一天正行进在车流里，听见旁边的两个成年人聊天。一个说，现在北京的秩序特别好，大伙儿都支持学生，别闹出事，让政府找借口。另一个说，“您不知道，现在的小偷都罢偷！”

以前听说过，五四的时候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六四学运期间的北京，虽然没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却有小偷罢偷。记得读过一篇报道，北京自四月份起，尽管有多次学生的大游行，各界支援学生的百万大游行，还有许多外地大学生和人员到北京来，除了游行在一些地段造成交通堵塞之外，没有发生任何给社会造成破坏或危害的事件。刑事犯罪率也是北京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月。

曾经有外地来的三个农民向天安门主席像扔鸡蛋，是大学生们迅速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尽管这一举动后来受到了一些资深民运活动者的批评（因为导致这三位农民被判三十年牢狱的严刑），但是可以显示出大学生是多么地在意将整个活动控制在合理合法范围之内。他们尽力维持着运动的纯洁性，所到之处都有纠察队维护秩序。

大学生的努力得到了广大北京市民的倾力支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尽心维护一个理性和平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北京市民当年做到的，比二十余年之后在伦敦街头抗议的群众还要文明，有水准得多。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

五月二十日发表的戒严令，宣称北京市发生了暴乱。真乃青天白日之下的弥天大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