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段，机会和动机，看究竟谁才是朱令案的嫌犯

回想二零一一年，发生在新泽西普林斯顿医院王晓业中铊毒致死的案子，警方从接到报案至拘捕嫌犯李天乐，并且被起诉，前后只有两个星期。破案如此神速，这是因为一旦确定是铊中毒之后，谁可以拿到铊盐，这种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的剧毒品，就成了一条十分有价值的线索。如果再加上谁可以十分经常自然地接近受害人及其饮食和用具，确保受害人多次反复服下毒品，那么范围就小而又小了。 嫌犯立刻锁定了在BMS药厂当化学师的妻子李天乐。当警方了解到李天乐在BMS近两个月连续申请铊盐，又在其家中发现了铊盐之后，马上就抓人收监了，并立即以谋杀罪起诉。

这便是侦判刑事嫌犯的一个经典例子。即找出谁以什么手段实施犯罪，谁有机会犯罪。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谁有犯罪动机。手段，机会和动机, （means, opportunity, and motive）这三条在美国被认为是在刑事案立案之前，通常要建立的三个方面。其中，对动机的要求在许多刑事罪案里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检察官能够证明犯罪动机，则可以更容易地说服陪审团为嫌犯定罪。

李天乐在被证明拥有犯罪手段和具备犯罪机会的情况下，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多。她的律师现在正以她没有犯罪动机为其辩护。

李天乐到底是不是凶犯？多数人心中可能早已有结论了。不过法律就是法律，该上堂的还要上堂才能见分晓。尽管可以立案为刑事犯嫌疑人，并将其拘捕，但最后判定嫌犯是否有罪，仅仅凭这三条还不够，还需要控诉方建立一系列可以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证据。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刑事案定罪对证据的要求大大强于民事案件（在那里不需要排除合理的怀疑）。但是至少李天乐可以被认为是刑事嫌犯，目前要被收监，以保护别人不再受害。

朱令一案，比李天乐案复杂一些。但是，这侦探嫌犯的三要素依然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北京市公安局在一九九八年已经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清华大学随后也开了证明，证明朱令没有铊盐接触史，排除了自己服毒的可能性。所以肯定是他人投毒了。那么第一，是谁有可能拿到铊盐，这种受国家严格控制的剧毒品？是孙维（或者及其室友）还是方舟子指控的贝某人？孙维自己亲口承认过她为了课题研究，曾经领取过铊溶液。而贝某人，非化学生物专业学生，接触铊盐的机会，就和所有不知道化学系实验室的门朝那儿开的人一样大。第二，是谁和朱令有经常性的接触，可以有令其反复服毒的机会？特别是朱令第二次中毒之前，基本都在宿舍的情况下？是孙维（或者及其室友）还是贝某人？

北京公安局的一位老公安王朴在2006年曾说，整个北京市因为工作需要，能够接触到铊盐的只有二百多人，这包括了所有研究单位，学校，实验室等等，当然清华大学的实验室也在其中之内。并且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管理措施，不可能有外来人经常和受害人有那么多亲近相处，接触到受害者饮食用品的机会，以方便多次下毒。因而嫌疑人的范围是非常小的。王朴从而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这个判断，是专业人士下的。在我们非法学专业的外行看来，也是非常地合情合理。

当然，如果在朱令宿舍里发现了铊盐，那么此案几乎就板上钉钉了。参照李天乐的例子，孙维（或者及其室友）马上就会被拘捕，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的话。

目前没有在朱令宿舍发现铊盐。这是和李天乐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孙维（或者及其室友），却同时有获得犯罪工具的能力和拥有作案的机会。铊盐，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得到。铊盐中毒，是多次反复食用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的。这两条，就直接构成了孙维及其室友的重大犯罪嫌疑。而方舟子想象的贝某人，却不具备最起码的作案手段和机会。

至于犯罪动机，那么参看复旦大学室友下毒的例子，就不必惊叹狭隘和嫉妒可以造成多大的伤害了！倘若贝某人的动机可以是猜测而来，则孙维（及其室友）的动机也有例可援。

不可否认，目前还没有看到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判定孙维（或者及其室友）就是罪犯，就要为其所犯的罪恶服刑，受到惩罚。但是，将孙维（或者及其室友）做为嫌犯却是足够的。北京市公安局完全应该，也有能力对这种造成巨大后果的恶性伤害案，在很小的嫌疑人范围内有所做为，最终侦破此案。

可叹的就是，这么个案子居然快过了二十年还没有破！

自由之灵

201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