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六四之日，必将是结束一党独裁之时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八九年至今已经有二十四年了。

二十四年，可以使一个婴孩发育成人，沉稳地跨入社会；可以让不经事的少年少女，成为人父人母。曾经的莘莘学子，可能已然是栋梁之材；而当年有着青春儿女的母亲父亲们，则大多已经鬓生华发了。

二十四年，三倍于中国八年抗战，两倍半于文革十年浩劫的时间，比中共为五万多名右派摘帽平反还多了四年。

二十四年，中国由一个刚刚结束内乱，打开铁幕，开始经济改革的共产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的经济成就。

 孔夫子曾经站在江边感叹时间流逝的无情：“逝者如斯夫！” 不过在中国，时间在不可阻挡的同时，却仿佛又可以被凝固。 

那场发生在二十四年前的晚间至凌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和相邻街道，以及市郊的造成几百名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死亡的血腥屠杀，那场影响了几百万人命运的事件，却一直被冻结在二十世纪的某一时刻，在中国的土地上被“遗忘”或被“忽略”了。所有的电台广播报纸网络在八九之后，对六四事件都噤若寒蝉。任何人不得对六四遇难者公开发表悼念，或评论，违者严惩。今天国内的大学生，不知六四为何。

尽管不断地有一些公知，像戴晴，主张双方妥协，在海外呼吁调停； 还有当年著名的学运领袖，如柴玲，也伸出橄榄枝，表态宽恕，但是中共对这些根本就不理不睬。

也有不少爱国愤青公开高调为六四开枪辩护，赞之为稳定政局的必要手段。然而高层当事人及其子女，却接二连三地撇清责任，唯恐和六四连在一起。

更多的人每年默默地纪念六四亡灵，和遇难者的亲属们一起，盼望着，等待着历史做出公正判决的那一天。然而，一年又一年，中共首脑换了三届，对六四却始终无人敢于公开评论，更不允许百姓提及。

中共一直自夸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比如说全面否定文革，对中共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重新评价，平反“四五”运动，纠正右派错假冤案，给私营业业主退回钱财，还有近期所谓的反贪污反腐败等等。但是唯独六四，一直是不能涉及的禁区。六四的始作俑者邓小平不在了，六四带兵镇压的杨白冰也死了。但还是不能碰，不能提。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以开枪镇压学生运动，这与共产党自己一直高唱的理念不符，根本没法向人民交代！谁都找不出一条像样的理由证明军队当晚必须向老百姓和学生开枪！必须要开着坦克驶向人群！中共高层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迟早要受到历史的鞭苔！

文革可以翻案，可以推说是个人的错误，或是一个小集团的错误。甚至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多少人也可以探讨，可以公布，那也还可以说是某个人的过失。

但是，六四翻案却不能！连公开讨论都不可能！

因为人们会反思，会质问：一个向和平情愿的老百姓和学生开枪的政党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在大街上“突，突，突”地枪杀几百市民？既然国民党可以被以反人民的独裁政府的罪名推翻，那么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里？人们会反思，会质问：中国的军队到底应该服从党，还是应该服从国家？到底是为个人和政党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人们会反思，会质问：新闻要不要说真话？是不是只能当上级领导的传声筒，说谁是动乱谁就是动乱？人们会反思，会质问：司法要不要独立？是不是应该建立和落实行之有效的游行法，保障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由下至上的渠道，可以将民间的各种诉求转达到决策机关，而不是只有橡皮图章充当摆设？人们会反思，会质问：任命和罢免国家和执政党最高领导人的过程是不是应该程序化，透明化，而不是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任期未到，就被罢职？人们会反思，会质问：今天最高领导的产生过程又是如何的？会不会每次政坛的争斗，都要引起军队的介入？甚至如六四，以平民和学生的血来交换？人们会反思，会质问：是不是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和江山，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让枪杆子的二代，三代们来继承？！

这些问题都是涉及国家体制和中共命运的根本问题。六四的错误或罪行，比以往的错误或罪行都更大，更严重，更触目惊心。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没有谁可以放胆解禁六四。

台湾的二二八惨案，就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时隔五十九年之后，台湾了实现民主制度，政党轮替执政的情况下才公开道歉，认错的。

中国的六四，不需要任何政党为它平反。它已经深深地埋在千百万人心中。但它的受害人需要有一个公开悼念的权利；它的真相需要向全社会，全体人民公开；杀人一方需要道歉，认罪！六四，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春风里，才能还原出它那一幕幕闪耀着青春理想的动人篇章！

自由之灵

201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