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后理性的矫情

但凡讨论社会问题, 几乎没有不争论, 大家都意见一致的情形，与自然科学的探讨很不一样。这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唯一答案。另外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你永远无法把将你的观点以实验的办法来印证：时间不可逆，周边影响参数太多，几乎不可能以数学模型来模拟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现象，然后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或是取得一个最佳方案，或是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评估，看其是否为明智之举。

这样讨论社会问题未免太书生气了,  但这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即你无法证明你的观点。这时候最可行的办法可能就是比较。有的与历史上的旧事进行比较，有的与周围的事例进行比较。但依然存在一个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严格说来，只有所有参数都相同的时候,比较才有意义。可惜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也根本不存在。

行文至此，所有具有自然科学素养的小知识分子们，以及所有爱议论爱争辩的可爱的小知识分子们，应该明白了：你费劲说半天的充其量不过是不能被证明的假设而已。这对辩论的双方其实都适用。

比如对六四的讨论。先撇开生命的价值不论，撇开对丧失无辜生命所表达的痛惜和哀悼的感性言辞，单单看“开枪是否带来了稳定发展”这一命题。有人认为它换来了经济发展需要的稳定，有人认为它恰是长期稳定的隐患，一枚随时都能引爆的炸弹。遗憾的是，历史不能重演，目前也并不存在可以随意改变参数的社会模型来证实你的结论，所以应该承认，尽管你可以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那些都只不过是类比和推理，都仅仅是假设而已。

既然都是假设，我以为底气就大可不必那样足，不必那样喧嚷似地自我宣泄。相反，花时间去倾听，去自我怀疑，去心平气和地讨论，然后在妥协和宽容的基础上达到共识，也许是一切真诚的真理追求者应该表现出来的。

毫无疑问，今日中国在政治上的宽松程度已经比二十一年前有了巨大进步。再也不是西单民主墙时代了。每个人都在大声地发言，争先恐后地发言。然而，我们其实一直都还是生活在由口号和标语，同志和敌人构造的世界里，生活在每件事非对即错非己即彼的逻辑之中，生活在靠嗓门和口水，挖苦和批判来追求真理的道路上。

二十一前发生的悲剧，最大的悲哀之处在于，在那场悲剧的对立双方身上，反映的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它简单粗暴，整齐划一，对自己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对自己的对立面冷酷无情，尽管那对立面事实上只是自己的镜像而已。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的惊人的相似。比如说，为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别人的生命是不足惜的。

我们应该继承那场悲剧的遗产。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死难者，而且还为了它未能解决的问题，一些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那个时代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它不仅笼罩着那场斗争的胜利者，也笼罩着那场斗争的失败者，甚至笼罩在今天许多已经不再了解那段史实的年轻人身上。它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尽管二十一年前无辜生命的流血。因为产生它的土壤从未消失过。